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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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論晉至唐道家之重玄學派

    成玄英并疏《老》、《》，《疏》明時僅唐伯虎猶藏北宋本，以傳於錢遵王，後不可得見，《道藏》中幸尚有之。黎蒓齋於海東得南宋《疏》殘帙，補以《道藏》本（據楊惺吾説。森立之謂據坊本補，非是），刻之《古逸叢書》，稱爲海内之球璧。至《老疏》則《道藏》未之見，海東未之聞，知其絕迹於天壤者久矣。彭耜鶴林述《道德經集注》，於《雜説》卷上言：“廣川董逌《藏書志》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古本耳。外李榮、李約、賈清夷各有注説，王、顧等奉命撰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聖義》，亦皆唐人，并見藏室。”由彭所論，則成公《老疏》宋世已無存者（焦氏《老子翼》引前文，不言出彭氏《集注》，直云廣川董逌《藏書志》，致彭氏之説，幾混於董氏文中，意不可通，故此詳記之）。今存《正統道藏》，《老子》舊疏有二：一爲强思《玄德纂疏》，一爲顧歡《注疏》。阮元云：“顧歡，時人，《唐書·藝文志》有《道德經義疏》四卷，不特書名、卷數均與此不合，不應時人而先引及陶弘景、成玄英諸人。惟晁公武《讀書志》、王應麟《玉海》有岷山道士張君相《三十家〈道德經〉集解》，今以其言考之，頗與是書合，則爲君相所集無疑。至書中兼有引唐玄宗御疏（爲注非疏），又爲後人所羼入，而稱‘陳曰’、‘榮曰’者，殆杜光庭所云任真子陳榮也。”（言陳榮，誤。）自阮氏之説出，言者殆皆以顧歡書爲君相書也，然君相《集解》四卷，今顧《注疏》乃有八卷，則書名、卷數皆不合也。劉承幹謂：“君相《集解》三十家，今本只有十五家，又有缺佚也。”然就宋李霖《道德經取善集》言之，李引“張君相曰”凡十數條，殆君相《集解》文也，乃無一事見於顧氏《疏》中，則此疏顯非君相《集解》。更以晁氏書所稱君相書三十家考之，其云“一河公、二嚴遵、四何晏、五郭象、七孫登、九羅什、十盧裕、十二顧歡、十四松靈仙、十五裴處恩、十六杜弼、十七節解、十八張憑、二十六劉進喜、二十七蔡子晃、二十八成玄英、二十九車惠弼”。凡十七家，此見於顧《疏》者也。其云“三王弼、六锺會、八羊祜、十一劉仁會、十三陶弘景、十九張嗣、二十臧玄静、二十一大孟、二十二小孟、二十三竇略、二十四宋文明、二十五褚糅”，并張君相自爲一家，凡十三家，顧《疏》都無其説。若如劉氏説爲佚缺，則不應佚者若是之多，幾及其半。復就顧《疏》所引二十一家言之，内“御曰”則開元所注也，有“想爾”則張道陵也，有“陳曰”則陳嗣古也，有“王曰”，非王弼注，而皆爲解《河上公注》者，則杜光庭所謂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者也。有“榮曰”，以强《疏》所引李榮《注》校之，皆能符合，則李榮也。此溢出張氏書者凡五家，則不可如阮氏徒以後人羼入爲解也。知阮、劉説均未備，此殆别一家書，不得謂即君相書也。凡顧書所徵引皆舉姓氏或書名，獨李榮之説稱“榮曰”，知是書爲李榮之所作也。《唐志》有李榮《集解》四卷、《注》二卷，則顧書顯爲李榮《集解》而非張君相也。今李《注》殘卷存《道藏》中，不分章，顧書亦不分章，是同爲一家之作無疑。惟書名、卷數仍不能合，謂顧書爲張書固非，若徑謂即李書，亦覺未當也。豈今之顧書，爲後之道家取李榮之《集解》以爲注，而更取成玄英之《義疏》以爲疏。盧照鄰有《贈道士李榮詩》：“敷誠歸帝，應詔佐明君。”與李榮《上〈道德經注〉表》自言“猥以擁腫之性，再奉涣汗之言，遂得揮玉柄於紫庭，聽金章於丹陛”語意正合。知盧所稱即此李榮也。《大唐新語》卷十三“諧謔”稱：“總章中，興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不盡，唯有一羣僧。然聲稱從此而減。”總章爲唐高宗年號，亦見李正與同時也。《舊唐書·儒學傳》言：“羅道悰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爲時所稱。”又言：道悰“於貞觀上書忤旨”，“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時亦相當。正即一人，所謂任真子李榮者也。惟李榮書題元天觀道士，劉肅書稱東明觀道士爲異，當是住二觀先後不同，或是劉氏傳聞之誤，固無礙其爲一人也。是李在總章先已聲稱早著，遂應詔赴，知其成書，更在以前，未必能下及開元，并取御注，固不能無疑也。

    《唐書·藝文志》有陳庭玉《老子疏》，無卷數，自注云：“開元二十年上，授校書郎。”唐疏之傳於後者，强、御、杜三家外，僅陳氏一疏，宋明之間，猶屢見著録，王圻《續文獻通考》，尚著有是書，知明世猶有存者。此之顧《疏》，亦《道藏》中唐疏僅存之一，應顧《疏》即陳庭玉《疏》，當收入《道藏》之際，誤之顧歡耳。馬夷初先生以爲顧《疏》即是成《疏》，當是未詳究成公書之體製，惟見其間成《疏》文多，遂率爾謂即成書也；以顧書即成《疏》，此固賢於阮元輩之所論，然終有未諦。以强《疏》考之，凡顧書删成《疏》處，每以與《集解》他家義複，尤以與河上義複則删成《疏》爲最顯，足明顧書爲有取成《疏》而作，安得謂即是成書也。《唐書·藝文志》云：“成玄英，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見，永徽中流郁州。”《唐選舉志》言：“開元七年，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藏其書。”是貞觀之初，成公之書已就，故得詔見，開元之初，諒已仙化，今顧《疏》備采御注，成公安能爲之？且顧本正文與成公出入亦多，安得以顧本即成本？唯謂顧《疏》即是陳庭玉《疏》，成於開元二十年，故得取及御注，至明猶存，故得刊入《道藏》，庶幾近之耳。又彭氏所言至宋猶存各家，有賈清夷，而賈大隱又有《述義》十一卷，亦疏類也，是顧歡《注疏》者亦或可定爲賈氏之書。但海東古籍有瀧川君山本《老子》，欄外雜引諸書，每徵賈大隱《述義》，而文皆不見於顧書，則亦未必爲賈作也。要之，此書之集，或陳或李，抑别一道流，均未可知，唯决非君相、非即成《疏》，則可斷言。至其徑題顧歡作者，應自有故。此書雖采衆家之注，究以取河上之《注》、成公之《疏》爲最備，河上之《注》固爲六朝以來羽流所宗，成公之《疏》亦爲有唐一代之魁製，然考之顧氏遺文，實頗申河上之説。杜光庭列六十家箋注，别爲五道五宗：曰“陶隱居、顧歡皆明理身之道”。又曰“顧歡以無爲爲宗”。宜此書編者，爲宗顧氏學派之徒，於衆家之中特題顧歡等著，編者未敢自名，於是徒留顧歡之名，致失編者姓字。安有書中明徵“顧曰”，而反誤以全書爲景怡之作乎？則仍舊稱爲顧之《注疏》亦無不可。隋唐道宗之盛，源於二孟，稱爲梁朝道士。顧爲南人，《弘明集》稱爲顧道士，宜孟氏之傳，出於顧氏，而道士之傳此爲最早，誠以景怡所造之宏也。李榮《集解》而曰顧歡述者，其以此歟！顧書所採，凡二十餘家，劉承幹君云十五家，亦不審之言也。

    强、顧兩《疏》，皆據成《疏》而作，徒有纂輯之功，未嘗附以己意，編輯之際，復未精析文義，故排比多未適當，往往經文居後，而疏反居前，兩書皆然。唐代原爲疏自單行，故疏首皆先牒經文，次伸疏説，强、顧皆匯經於疏，於疏首牒文每刊削不盡，適爲冗累，而强本尤甚，以是知强、顧兩氏皆出以粗疏，編次之際，强尤草草，於同一疏注之文，又不免重出，猶爲非是。然即以此故，成《疏》原來面目藉以保全。采掇之際，兩書於成《疏》雖各有所遺，然以二書相校，所未取者皆不過百分之一耳；而顧所刊落，備在强書，强之所遺，亦顧書畢具，相互補足，頓還舊觀。其有訛倒羨奪，參相校正，亦得文從理順，焕若神明。其偶有强本有疑，又適爲顧書所遺，無從校正者，殆亦僅矣。要不過白璧微瑕，益增其美，宋槧唐寫，奪句誤文，皆所不免，况此沉薶千載舊籍，一旦忽顯，欲其無一字之疑，豈可得哉？近世敦煌重出舊籍，羅叔言氏編爲《古籍叢殘》，中有《老子義疏》一種，余校録成《疏》既竟，復因方叔軒氏假得沙影本校之，原帙强半損失，始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腥”，盡八十一章至卷終，幸有完書。羅氏不考，疑爲梁道士孟智周疏。及細讀之，竟是成《疏》原帙之僅存者。亟以與余校録本相照，則余從顧、强兩本校録者，知其不佚一字，而唐寫之奪誤乃累累不勝數也。每有疏文全句亦奪者，僅“小腥”疏“河公本作小鮮”一事，爲顧、强所遺。蓋成《疏》原多校語，强本多遺之，而賴顧本以補其缺，至顧本有遺者，定無可據以彌此憾也。但以成《疏》六卷計之，沙所存猶過五之一，以相戡校，僅佚此一事，而强、顧所存校語不見於沙本者，如“百仞之高”河公作“千里”，“備衆人之所過”河公“備”作“復”，“以我大不笑”河公“笑”作“肖”，乃有三事，奪句奪字又復累見，則不能謂沙爲勝也。舊書傳寫既久，異同自多。凡强、顧兩本，十九皆同，唯顧本文句多淵雅，而强本異文反失之俗近。中復有顧、强所引成《疏》文皆完備，而又各迥異者二事，豈成公先後本原有殊耶？抑後之傳者致誤耶？强本具載序次科文，“治大國”章科文即與沙本異，疑强爲後定，知傳本固不同也。今則定其是者用之，録中仍用顧本爲主，至與强本異同，則唯存之校記中耳。宋世李霖作《道德真經取善集》，中采成《疏》十數條，亦大同强引，而小有出入，頗同强本與顧本稍遠；僅“佳兵”章疏多出顧、强兩本“吉謂朝禮，凶謂喪禮”二句；他復有絕異者二條，復一條中而異其後半，餘則文或爲李所删改，以便徵引，今亦概不引用，亦唯於校記中存之。凡李霖、沙二本，皆於强書爲近，尤以沙奪誤每與强同，知其顯爲出於一系，皆賴顧本以正之。余既疑顧書出於陳氏，陳書成於開元，文能古絜，殆傳寫既廣，同異滋多，不可遽珍奇文，改此完帙也。强書作於乾德，以顧本衡之，或失之冗近，以知沙寫本，不得以“治”字缺筆，遽依羅氏定爲高宗時寫本也。元槧明寫，每存宋諱，豈可依以定爲宋代舊物耶？論傳本先後，義有進於缺筆者，不得泥於膠柱刻舟之説也。成《疏》“聖人亦不傷人”，顧本《疏》云：“諸本作‘亦’字，張係及陸先生本作‘之’字。”强引疏作“張係師”，甄《笑道論》七云：“張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知“係師”亦僅稱“張係”，敦煌寫本“係師”作“係天”，殆以涉“天師”字而誤，則寫本不足據明矣。《隋志》、陸《序》皆有晉張嗣注《老子》二卷，知即嗣師張魯，亦僅稱“張嗣”，亦考《老》之家所宜究知者也。陸先生謂陸修静也，或謂陸德明，誤，姑附及之。《唐書·藝文志》載：“道士成玄英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開題序訣義疏》七卷，玄英字子實，陜州人。”杜光庭言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知成公《經疏》六卷，其一卷則所謂《開題》者也。《隋唐·經籍志》有《老子序訣》一卷，葛仙公撰。《唐書·藝文志》有葛洪《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侯康《補三國藝文志》稱：“《初學記》二十三、《御》六百六十七引《道德經序訣》。”檢《初學記》引《序訣》文云：“周時復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此文全符葛玄《河上公注老子序》之第一節，杜光庭《廣聖義》引葛仙公《序訣》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菴於河之濱。”此全符葛《序》之第二節。自世德堂諸本，已佚去第二節，僅存前一節耳，惟宋本尚存第二節。《御》引《叙訣》云：“尹喜知紫氣西邁，齋戒想見道真，及老子度，授二篇經義。”此文唯《道藏》中《道德真經集注》所載葛玄《序》之第三節，與此文符，則三節皆《序訣》也。僅《四家集注》本備有此文，他本皆佚之。《集注》四家，惟有梁迥《序》，蔣錫昌君定爲文如海作，然杜光庭引文如海説，知文爲唐人，蓋劍南道士也，不能取及王雱，今不從其説。近見敦煌本有《老子序訣》，即此三節文字，知此葛玄三《序》，即《序訣》文也。《序訣》第二節文中有：“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杜光庭《廣聖義》引此文，復徵成玄英法師解云：“三人者，務光、羡門子高、丘子是也。”知成書稱《序訣》云者，當依葛氏《序訣》爲稱，杜引成釋三人，即《序訣》成《疏》之佚文也。《唐志》言葛洪《序訣》二卷，“洪”或“玄”之誤。以第三節末有“道士鄭思遠曰”云云一段，鄭思遠即鄭隱，爲玄之弟子，師所作書而弟子辭於後，爲事之常。倘爲葛洪之書，洪爲鄭之弟子，不應洪書而師反附於後，又不應爲葛洪徵引師言而斥言道士。蓋洪於《抱朴子·内篇》，言必稱“先師鄭君”，如彼嚴敬，故知言葛洪撰者，《唐志》之誤也。然僅此三文，不應書有二卷，考《隋志》引《梁録》有《老子序次》一卷葛仙公撰，今强本每章之下，皆言相次之義，如《易》之《序卦》，則《序訣》原名《序次》，備言八十一章相次之義。每一章中，又開爲數别，式如釋家科判。合此録之，則二卷之本，可以復睹。强本備載《序訣》之文於每章之首，所謂顧本者則不載，且不分章，然顧本“不尚賢”章“使心不亂”下，引成《疏》有衍文“獨顯聖人虚懷利物”八字，以强本校之，乃下段《序訣》科文也。又“人之生也”章，顧本成《疏》衍“辯其勝劣”四字，以强本校之，亦下節《序訣》科文也。乃知强本仍爲成《疏》舊式，顧削落不盡，致留此迹，故校成《疏》，仍依强本，備列《序訣》，旋以校沙寫本，幸得相同。李翹亦謂顧本即是成本，見顧不分章，即以爲成本原不分章，至爲疏略。蓋成本具載《序訣》，章復開數别，何云不分章耶？成於篇首科判文中云：“其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是《開題》别自爲書，《道藏》中有薛致元《開題科文疏》五卷，首開二十題，皆爲有老子及書之事義。若《周易孔疏》首之八論，杜光庭《廣聖義》篇首亦如此，知成《疏》稱《開題》，即杜薛二家文所由仿，惟以文既全佚，莫可考耳。其舊宜别有一卷，而《序訣》原爲二卷，則以散入各章，不復自爲卷也。强本每章之首，皆有儷文以讚全章宏旨，不知爲誰氏所爲，殆《隋志》所著《道德經章門》也，沙寫本無之，則不可定爲成公之作。兹亦别録其文，重其爲唐人舊章，與葛公三序，别爲一卷，而七卷六卷之説，在昔六卷爲經疏，一卷爲《開題》，兹則一卷爲《章門》也。今沙寫本於末卷云“卷第五”者，諒爲鈔者筆誤，或後來分卷略有改易，羅氏翻據誤文謂符孟《疏》卷帙，良非允論。惜葛《序》疏文及《開題》所論竟不可考，杜氏《廣聖義》、《宋史·藝文志》并云成《疏》六卷，豈首卷之佚更又早耶？《圖書集成》以葛玄《序》首節爲葛氏《節解序》，未知何據，至又載《河上公自序》一篇，則益不可信，惟其文已見於歸震川《評注》本，姑附卷首之末，以博異聞。考之《金樓子·立言》篇，實引《河上公序》，是河公固自有序，持以校歸本之序，文各不同，終未可信也。

    强本“道可道”章第一“名可名非常名”句疏文，“思與希微通”下多出九十餘字，首再牒經文“非常名”三字，次爲解釋，於義爲複，校之李榮《注》本，全與相同，則此原爲李《注》，强本校讎不精，誤入成《疏》也。强本“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戎馬生於郊”句疏文，“故云生郊也”下重牒經文“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復别爲之釋，凡百二十餘字，文不類成《疏》，當是强氏别引《節解》之文，校寫脱《節解》之名而誤入成《疏》也，以强引《節解》者凡有多處，此釋全爲《節解》一家之義，固有可言。“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大成若缺”句《疏》下有“謂目光也”凡二十二字，亦當爲《節解》，而非成《疏》，文與義皆不類。此三事皆義之顯者，不可不删，故徑删之。又“視之章”第十四“故混而爲一”，《疏》云：“又解此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卷中。”而强書《經》首於“道可道”句下引御疏下有“法師臧宗道又用三一爲聖人應身”云云，殆三百言，正言真應兩身義，文非開元御注所有，殆即成《疏》《開題》卷中之文，强公姑附之御注耳。强本“道可道”成《疏》自“夫道者何也”始，至“奚死生之能累乎己也”殆五百四十言，爲顧本成《疏》所無，與疏首段文義亦不貫，殆即《序訣》所云“境智相會，故稱道德，其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者也，强亦取此《開題》之文，姑附之成公疏中耳。此皆《開題》文之略可見者，而猥入疏中，亦徑删之，而備録其文於後，以俟讀者有所考正。“佳兵”章第三十一“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句疏後“一解殺謂敵人”云云，凡三十八字，其爲成《疏》與否不敢定，則姑仍舊存之。《序訣》謂：“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别，第一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下經》一卷四十四章，大分三别，第一一章，正開德宗，第二、四、十二章，廣明德義，第三一章，總結前旨。”顧本已删《序訣》，文無可徵，强本備存《序訣》於小注中，不免因致缺佚，今考究全書，《上經》僅存“道常”章《序訣》云：“此一章即是第三大段文，正明結會。”《下經》則存“‘昔之’章即是第二大段文第一章，正廣明德義”。“‘信言’章即是第三大段文，總結前旨。”存者三事，而佚者亦三事，依其體例，《上經》應補“‘道可道’章即是第一大段文，標道宗致”。次補“‘天下’章即是第二大段文第一章，正廣明道法”。《下經》應補“‘上德’章即是第一大段文，正開德宗”。此全書大體，事有可徵，不可不補，兹徑補之，俾綱紀秩然，以便觀省。唯“不尚賢”章第三《序訣》徑自“就此一章”起，佚玄文首此章次前之故數句，已不可補。“載營魄”章第十“明白四達而無爲”句疏，後隔一墨圍，出“又解云：四達者達三界及道境”。成公每於疏竟，别出又解，更伸一義，校者於此衍一墨圍，遂若又解爲他家之文，兹謹删去墨圍，仍合又解於成公之疏，亦記之於此。又“有物渾成”章第二十五“先天地生”句《疏》云：“渾成之道，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先、不生生義也。”疑本作“不先之先、不生之生義也”。應是奪兩“之”字，或是奪兩“而”字，以無别本可據，不徑補也。“天下”章第五十二“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句，依疏文應删下“天下”二字，以無他本可據，亦不徑删。“兵者不祥之器”《疏》“致兵革之主”，“致”上疑奪二字，“道生一，一生二”《疏》“有三才”，“有”上疑奪一字，皆以無别本可補，皆空格缺之。“守柔日强”，他之敦煌本中“守”有作“用”字者，成《疏》正作“用”字，不依以改正者，以例不依此敦煌一本以校成書，或亦成《疏》以“用”釋“守”，不可徑改也。“聖人無常心”章“百姓皆注其耳目”，據《疏》“注”當作“淫”，以無他本可據，故亦不改。“上善若水”章《疏》云“善有二種”，强本誤“善”爲“水”，顧本無徵，諒是涉上“水”字而誤，致義不可通，雖無他本可依，謹以文義定之，徑改爲“善”，惟此一字爲據義改正者，亦僅著之。“善行無轍迹”章“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句《疏》，“就伏心文，有文尸三解，解有九品”。“文尸三解”，義不可通，疑是“聞、思、修三解”，以音讀相近而誤，然無他本可據，亦不敢徑改；全書中以文誤致義不可解者，僅此一事，亦著録於此。至顧本“道常無名”章、“知人者智”章、“大道汎兮”章三章，所録成《疏》凡二十三條，完全無缺，强本所録則不過七條，强用成《疏》例視顧本爲備，此三章乃微少若是，殆强所據成《疏》已先有缺佚也。强本此七條中，即有二條與顧本成《疏》迥異，即“衣被萬物”、“萬物歸之”二句疏文，在全部顧、强所録成《疏》中，此最爲特異，以他之疏文皆兩相符會，僅文字小有出入，亦有彼此删損不同者，未有疏文全不相似若此之甚者，豈强本取之他家，而校者不慎，誤以爲成《疏》耶？其文義亦不全可解，或又殘佚之餘，後來者以意補之耳，知其不足據也。初校成《疏》，以强爲藍本，以顧校之，故於此二條皆仍强本，而備存顧文以俟考；三復校訂，知仍應從顧本，而姑别存强本異文可也。至李霖本所取成《疏》中有異文三條，以强、顧兩本相校，此三處文字，皆强、顧相同，獨李爲異，則又李書誤以他家注説而冒成名也。顧本始“天地不仁”章至“持而盈之”章凡五章，徒有經文，諸家注説全缺，此五章之經，亦後人據他本補之，以顧書原爲損字本，後人不曉，誤據不損本補之，此其顯然可察者。乃顧本之缺者，强本成《疏》適不缺，强氏所據成《疏》之已缺者，又適在顧書不缺之中，是成書之得不終爲殘佚之餘，倖而獲全者，誠亦僅矣。顧書之缺，在書成之后，强本成《疏》之缺，在强氏之先，益知西華一疏在宋崇寧中已無存，在唐乾德中已不完，千餘年後，兹乃再顯，且經文、疏文字字從唐本出，非有鬼物呵護，安能致此。唐人義疏之作，實有多家，陸德明《經典釋文》，復爲羣經及《老》、《》書并作音義。今西華《疏》猶在，余因之有迹求《老疏》之事。兹考老氏成《疏》佚而復得，而唐人經疏若《論語》，若《爾雅》，若《孝經》，竟渺不可尋，益見舊書淪落者多，良可嘆息。而西華《老疏》，沉晦既久，竟可再見，何期玄珠赤水，罔象得之，此亦事之奇，可偶而不可恒者耶？將亦神爲之助，固有非人力者在而非余所克致也。

    既已三校成《疏》，録成清本，以巴黎所藏敦煌卷子頗有《老子》無姓氏者注及疏義，思以影片致之，俾得四校，期成定本，道遠不可驟得，乃以餘暇，考求西華所用經本之舊，完成一家之學。以《老》書傳本，同異滋多，吾友蔣君錫昌先予治《老》二十餘年，爲《老子校詁》一書，既精且博，所取各本，都八十四家，唐人石刻凡有其五，乃無一同者，其惑繁可概見也。兹校成《疏》，據顧、强兩本，疏首先牒《經》文，强本猶存過半，未經删落，依此牒文以勘强、顧之《經》，多不能合，是知成《疏》雖存，而成《疏》所依之《經》則不可復睹，言顧書即爲成《疏》者，益證其不得爲確論也。反復疏及牒文，求之蔣校，再三考索，始决成《疏》之《經》，與唐遂州龍興觀《道德經碑》十同八九，最爲相近。遂州爲今蜀之遂寧，碑已久佚，惟《道藏》中《道德經次解》據以爲訓，頗詳論之。杜光庭言：“唐朝道士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又言：“臧、陶、顧、孟，霞舉於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據杜所叙箋注六十餘家，則有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二卷；通義郡道士任太玄，作《注》二卷；岷山道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此所謂星羅西蜀之四家也。通義郡爲今之眉山，天寶初曰通義郡，乾元初復曰眉州，知任爲眉山人，在天寶之後、而乾元之前也。重玄一宗，創肇江東，入唐後猶餘響於西蜀，遂州本獨與西華合者，一宗之傳，淵源固有自也。遂州本與成《疏》偶異者，尚十之一二，殆亦任真本與西華本之比，各有取舍，勢固不得盡合。爰依《次解》遂本，而以成《疏》牒《經》異者改之，成《疏》無明文可決者，則一仍遂本，則又知成《疏》牒《經》之文，亦頗有後人誤改以就顧、强二本者，非傳寫之誤，即校勘者誤據顧、强以改成，殆淺嘗學問者之爲也。尋繹疏義，足驗牒文之失，自可依疏以正之，往往還與遂州本合，則又校書之一快也。亦有牒文與遂州本合，而疏則又經誤改以就顧、强之本者，則徑改疏文，俾仍與遂州相合。其又有牒文、疏説自相同而皆與遂州本異者，則别求諸他家之本合於西華者用之，以徑易遂本，乃知唐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大同西華、遂州二本，凡西華之與遂州異者，皆得與易州本合，足爲據驗。蔣君之校自勤，惟徒勘經本異同，不詳注家立義，漏此一例，猶爲千慮之一失耶？復就羅氏敦煌影本覈之，則兹校爲例之得失自亦可見，而益知所以求近真之方，蓋以易州輔遂州之不足，而於成《疏》皆可合也。於是西華一疏之舊，隱然若可見者，惟遂州、易州、敦煌，亦未免於奪誤，不盡可依，仍當斷以疏義，覈之衆家，考論碑本，左右采獲而尋究之，經文止於五千，雖視疏爲約，而校事之難，乃倍於《疏》也，是又安敢言取舍改易一一之悉當乎？既以遂州本爲主以校成書，而後知前之疑《疏》文尚有三數處佚奪不可復補者，證之遂本皆經無此句，始喜成《疏》之决爲完璧而無憾也。凡遂州本經文視他本删損者計有十事：爲第二章“生而不有”，第三十章“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第六十一章“以静爲下”，六十三章“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七十一章“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七十三章“是以聖人猶難之”，凡此六事，皆西華無疏，而校之遂州本，皆《經》無其句，他本之略同遂州本者，惟易州本，亦無“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及“是以聖人猶難之”二事，此則易州本略近遂本之迹也。他若遂州本無二十一章“其精甚真”，五十五章“知常曰明”，及七十八章“是以聖人”，此三事雖遂本所無，而西華則有疏，明成公《經》自有此句，校之易州本亦有此句，與成《疏》同。第三章“爲無爲則無不治”，遂有“爲無爲”句，而成《疏》牒文無之，校以易州本亦無之，此易州能輔遂州之不足而可以求合於西華者也。三十四章“常無欲可名於小”，遂本無“常無欲”三字，易州本有，成《疏》無考，則徑從遂州，以兹校原主遂州，不輕以易州改遂州也。十四章“是謂惚恍”，《次解》經文有此句，而後附《道經異同字》，舉不同者六十九處，所列則無此句，此顯屬《次解》之誤，自爲矛盾。《老子翼》云“龍興碑無此句”，當是據所列不同六十九處而言。蔣君錫昌云：“《次解》此句實有，而焦氏謂無者，諦視未審之故，不足據也。”蓋蔣依《次解》經本，焦依後附異同，不能相非。惟成《疏》實有此句，遂州本既不可定，易州則固有之，足爲考定成本之據，此亦以示易州輔遂州之列也。其他文字同異多少，率依此爲例，以求合於西華之舊，期於字字有據，倘所謂不中不遠者乎。蓋自張係師本出，删損經字，以求合於五千之數，書益佶屈，句讀爲難，因有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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