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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時代學術思潮之變遷，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從其後而論之，莫不有其遞邅轉移之跡，與夫盛衰興替之所以然。若有大力挾之而趨，一時學者特入乎其括，循乎其機，隨逐推遷，不能自主，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顧當其未變之先，與夫方變之際，則雖有大智，亦不能測其所將屆。而其可變者，固若百其途而靡已也。今將論最近期之學術思潮，則革命以還，爲時不及廿年，萌蘖僅生，幹體未立，固若無可爲說。惟其承先啟後之迹，則亦有可得而微指者。較而論之，不越兩途：一則汲舊傳之餘波，一則興未有之新瀾。鼓盪迴激，匯爲一趨。此歷代學術之移步換形，莫不如此，正不獨最近一期爲然也。言其承接舊傳之部，則有諸子學之發明，龜甲文之考釋，與古史之懷疑。三者，蓋皆承淸儒窮經考古之遺，而稍變其面目者也。淸儒研治羣經，於諸子卽多所董理，校勘訓詁，卓著成績。
梁啟超淸代學術槪論：「淸儒之有功古學者，更一端焉，則校勘也。古書傳習愈稀者，其傳鈔踵刻，僞謬愈甚。馴至不可讀，而其書以廢。淸儒則博徵善本以校之，校勘遂成一專門學。諸所校者，或遵善本，或據他書所徵引，或以本文上下互證。或是正其文字，或釐定其句讀，或疏證其義訓，往往有前此不可索解之語句，一旦昭若發矇。其功尤鉅者，則所校多屬先秦諸子（例略）。因此引起研究諸子學之興味。蓋自考證學興，引據惟古是尙。故王念孫讀書雜志，已推勘及於諸子。其後兪樾亦著諸子平議，與羣經平議並列。而汪（中）、戴（震）、盧（文弨）、孫（星衍）、畢（沅）諸賢乃徧取古籍而校之。夫校其文，必尋其義，則新理解出矣。後此洪頤煊著管子義證，孫詒讓著墨子閒詁，則躋諸經而爲之注矣。及今學者皆以子與經並重，思想蛻變之樞機，有捩於此而闢於彼者，此類是也。」
然治諸經，其能事可以萃於校勘、訓詁、名物、度數而止。
惟徽學戴派，能知於訓詁名物外求義理。然其所據以爲說者，亦惟偏重論語、孟子，論、孟固非經。至於諸經，則終亦不得以義理騁說也。至今文家昌論微言大義，而專據公羊，此本東漢何休解詁，推而上及於西漢董氏繁露，皆漢人之說。其取小戴禮運，蓋亦晚周諸子之裔耳。又其橫逸斜出，斷章取義，得其所求而已，與乾、嘉樸學固殊。故淸儒治經，長於訓詁名物，而短於義理，誠爲不可掩之事實也。
諸子則專家之學，不能通其大義而徒求於訓詁名物，無當也。
胡適文存二集論墨子：太炎先生與行嚴第一書云：「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胡氏駁之云：「經與子同爲古書，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卽是用校勘學與訓詁學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訂正，與古義的考定。此意在高郵王氏父子，及兪曲園、孫仲容諸老輩書中，都很明白。試問讀書雜志與經義述聞，羣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麼不同？」太炎第二書又申之云：「校勘訓詁，以治經者治諸子，特最初門徑然也。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原注：此就大略言之，經中周易亦明義理，諸子中管、荀亦陳事實。然諸子專言事實，不及義理者絕少。）（今按：易繫乃陰陽家雜糅儒、道爲之，亦諸子一流耳。淸儒於易理多不能發揮，惟戴震能言之，亦以彼能言義理，其他不能也。）治此二部書者，自校勘訓詁而後，卽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術有不得同者。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若王、兪兩先生，則暫爲初步而已耳。」 今按：太炎說是也。胡氏與行嚴第二書尙有答辨，然殊牽強。王氏言諸子只及訓詁，不談大義。兪氏頗有涉及，如諸子平議老、莊各卷，均有誤說。卽如老子開首兩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十二字，以尋常小學訓詁說之，則幾無可說。若論其大義，則非精曉老子全部學說者不能道也。又以論語一書言，宋朱子集註多從義理上說，淸劉寶楠正義專重名物度數校勘訓詁上說。儘有校勘訓詁能發明朱註誤處，然遇道義理處，朱註亦儘有勝劉氏正義者。平心讀之自見。卽胡氏自己治諸子，亦僅借王、兪校勘訓詁爲初步，其精神斷非王、兪之校勘訓詁所能限也。
又胡氏哲學史大綱導言云：「校勘訓詁，這兩層雖極重要，但是作哲學史還須有第三層整理的方法，可叫做貫通。貫通便是把每一部書的內容要旨，融會貫串，尋出一個脈絡條理，演成一家有頭緒有條理的學說。宋儒注重貫通，漢學家注重校勘訓詁。宋儒不明校勘訓詁之學，故流於空疏臆說。漢學家多不肯做貫通的工夫，故流於支離碎瑣。校勘訓詁的工夫，到了孫詒讓的墨子閒詁，可謂完備了，但終不能貫通全書，述墨學的大恉。到章太炎，方纔於校勘訓詁的諸子學外，別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見、原墨、訂孔、原法、齊物論釋，都屬於貫通的一類。原名、明見、齊物論釋三篇，更爲空前的著作。今細看此三篇著作，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於佛學，先有佛家的因明學，心理學，純粹哲學，作爲比較印證的材料，故能融會貫通，於墨翟、莊周、惠施、荀卿的學說裏面，尋出一個條理系統。」 今按：胡氏此論與太炎說全合，亦可見治諸子不能卽止於校勘訓詁矣。至謂漢學家不能貫通亦非。凡漢學家訓詁名物度數禮制，何一不從貫通中得來？漢學家非不能爲貫通的工夫，只不能言學術思想耳。亦正以經學與諸子不同，只可爲古代之史料，而不得爲哲學的史料也。
故淸儒雖以治經餘力，旁及諸子，而蓽路藍縷，所得已觳。至於最近學者，轉治西人哲學，反以證說古籍，而子學遂大白。最先爲餘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說闡發諸子，於墨、莊、荀、韓諸家皆有創見。
章炳麟菿漢微言末節自述治學變遷之迹云：「少時治經，謹守樸學，所疏通證明者，在文字器數之間。雖嘗博觀諸子，亦隨順舊義。遭世衰弱，不忘經國。獨於荀卿、韓非所說，謂不可易。繼閱佛藏，涉獵華嚴、法華、湼槃諸經，義解漸深。囚繫上海，專修慈氏、世親之書。此一術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樸學相似，易於契機。旣出獄，東走日本，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志哲人之書，因從印度學士咨問吠檀多哲學，多在常聞之外。卻後爲諸生說莊子，遂有所得。端居深觀，而釋齊物，乃與瑜伽、華嚴相會。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癸甲之際，尼於龍泉，始玩易象，重籀論語。又以莊證孔，而耳順、四絕之恉，居然可明。頃來重繹莊書，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爲量，割制大理，莫不從順。世故有疏通知遠，好爲言談者，亦有文理密察，實事求是者。及夫主靜居敬，皆足澄心，欲當爲理，宜於宰世。苟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亦各從其志爾。漢、宋爭執，焉用調人？和以天倪，則妄自破而紛亦解。所謂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豈專爲圓滑無所裁量者乎？自揣生平學術，始則轉俗成眞，終乃回眞向俗。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局促於一曲之內，蓋未嘗覩是也。」梁氏淸代學術槪論謂：「其所稱述，殆非溢美。」 今按：章氏國故論衡下卷皆論諸子，而原名、明見諸篇，尤精闢有創見。檢論卷二、卷三、卷四各篇，備論古今學術，皆有系統。菿漢微言上卷以唯識學易，論語、孟、莊，亦多深思。惟論史重種族之見，論經則專主古文而深斥今文，持論時涉偏激，是其所短。要其中歲以後，所得固非淸學所能限爾。
績溪胡適，
蔡元培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云：「距今四年前（民國七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刊布出來，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學史。胡氏用他實驗哲學的眼光，來敍述批評秦以前的哲學家，最注重的是各家辨證法。這正是從前讀先秦哲學書者所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統的敍述，也是從前所沒有的。」 今按：胡氏哲學史大綱，介紹西洋新史學家之方法來治國故，其影響於學術前途者甚大。惟胡氏此書，似出急就，尚未能十分自達其主張。如論先秦學術起源，根據詩經，分說五種人生觀；不悟悲觀、樂天云云，任何時期，皆有此五種之觀念。卽尋之於後世任何一代之詩選中，亦不難得此五種人生觀之梗槪。徒謂經世亂而學術以興，則不能抉出此一時代背景之特點，卽不能指出此一時代學術思想之眞源也。又其敍述自老子至韓非，垂三百年，其間社會政治一切組織變化極激亟，皆時時足以影響於學術；胡氏書中，獨於老子前敍述時代背景，此下各家卽順列而下，於各家背景轉變處，不復詳述，亦無以見各家思想遞變之所以然。又同一時代，各家學術雖互爲不同，而亦自有其共同一致之精神，以自異於別一時代之學風。胡氏書中於各家異相極爲剖析，而於各家共相未能會通，因亦無以見此一時代學術所以與他時代特異之處。又其考證尙多疏，如老子係晚周偽書，胡氏尙視爲諸家學術之起源；易繫乃陰陽家言，胡氏本之講孔子之類；應改正者尙多。要之其書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
新會梁啟超，
梁任公談諸子，尙在胡適之前，然其系統之著作，則皆出胡後。因胡氏有中國哲學史，而梁氏遂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因胡氏有墨辨新詁（未刊），而梁氏遂有墨經校釋、墨子學案諸書。先秦政治思想史敍述時代背景，較胡書特爲精密詳備，墨經亦時有創解。惟其指陳途徑，開闢新蹊，則似較胡氏爲遜。
繼之，而子學遂風靡一世。
前東大教授柳翼謀有論近人講諸子學者之失一文，謂近日學者喜談諸子之學，寖成風氣。然撢揅諸子原書，綜貫史志，洞悉其源流者，實不多覯。大抵誦說章炳麟、梁啟超、胡適諸氏之書，展轉稗販，以飾口耳。諸氏論學，多偏主觀，逞其臆見，創爲莫須有之談，故入人罪。因舉章炳麟諸子學略說，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梁啟超中國古代思潮諸篇所論，歷加駁難。其言頗足以橋時弊。然淸儒尊孔崇經之風，實自三人之說而變。學術思想之途，因此而廣。啟蒙發凡，其說多疏，亦無足怪。論其轉移風氣之力，則亦猶淸初之亭林、梨洲諸家也。
羣經訓詁名物之瑣瑣，則幾於熄焉。此其一也。淸儒治經，首本字義，說文遂爲必治之書。餘波流衍，及於鐘鼎古籀。
梁啟超淸代學術槪論：「金文學則考證商、周銅器，自阮元、吳榮光收藏浸富，遂有著錄。阮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有筠淸館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開矣。道、咸以後日盛。吳式芬有據古錄金文，潘祖蔭有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大澂有愙齋集古錄，皆稱精博。自金文學興，而小學起一革命。前此尊說文若六經，祔孔子以許愼，至是援古文、籀文以難許者紛作。若莊述祖之說文古籀疏證，孫詒讓之古籀疏證其著也。」
最近殷虛書契出，
容庚甲骨文字之發見及其考釋（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四號）：「甲骨文字發見於河南安陽縣城西北五里之小屯中。東西北三面，洹水環焉，殆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虛上』。彰德府志所謂河亶甲城者是也。淸光緒二十五年，始出見於世。其文字刻於龜甲、獸骨上，估客携至京師，售於王懿榮。二十六年秋，王氏殉國難，所藏千餘片，盡歸劉鶚。以後所出，亦盡歸之。總其所藏，約過五千片。曾選拓千片印行，名曰鐵雲藏龜。繼劉氏之後者，爲羅叔言先生。於宣統二年間，命估人至其地盡力購求，一歲之中，所獲踰萬。復命其弟親至洹陽采掘，所得又倍於前。於民國紀元，排比墨本，印行殷虛書契前編，後又印行殷虛書契後編，殷虛書契菁華錄，鐵雲藏龜之餘。猶太婦人迦陵，得劉氏舊藏甲骨，印行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日本人林泰輔亦印行龜甲獸骨文字焉。」
羅、王二氏爲之考釋，而龜甲古文之學，遂掩說文而上之。
容庚甲骨文字之發見及其考釋云：「漢許愼撰說文解字而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所謂古籀者，無非壁中書與山川所得鼎彝之類。說文序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又云：『其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是許氏所見，大抵爲姬周之古文，而非殷商之古文。今甲骨刻辭，乃殷商遺文，信而有徵。生許氏一千八百年之後，而能見許氏未見之書，寧非最快意者乎！」 今按：容氏此文，敍說文與龜甲文異同，最爲持平。章太炎不信龜甲文，錢玄同等又疑許氏說文皆僞造，非姬周之舊，皆非定論也。
據此以考古禮古史，有非淸儒窮經之所能到者。
抗父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見東方雜誌第十九卷三號）：「在二十年前，古器物學與古文字學，經潍縣陳簠齋氏介祺、吳縣吳憲齋氏大澂，已漸具眉目。及殷虛文字出，瑞安孫仲容氏詒讓，卽就鐵雲藏龜考其文字，成契文舉例二卷。（書成於光緒甲辰，越十三年丁已，羅君得其手稿印行。）雖創獲無多，而殷虛文字之研究，實自此始。嗣是羅君之殷商貞卜文字考（宣統庚戌），殷虛書契考釋（甲寅），殷虛書契待問編（丙辰），王君之戬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戊午），先後成書。其於殷人文字，蓋已十得五六。又羅君考釋一書，兼及書契中所見之人地名及制度典禮；王君復纂其業，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及殷周制度論各一卷，（丁巳）；就經傳之舊文，與新出之史料，爲深邃綿密之研究，其於經、史二學，裨益尤多。茲舉其重要者，商自成湯以前，絕無事實。史記殷本紀惟據世本書其世次而已。王君於卜辭中發見王亥、王恒之名，復據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天問、呂氏春秋中之古代傳說，於荒誕之神話中，求歷史之事實；更由甲骨文斷片中，發見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與史記紀、表頗殊；眞古今所不能夢想者也。又書序、史記均謂盤庚遷殷，卽是宅亳，羅君引古本竹書謂殷爲北蒙，卽今彰德。王君於三代地理小記中證成其說，遂無疑義。又王君之殷周制度論從殷之祀典世系，以證嫡庶之制始於周之初葉，由是對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爲有系統之說明。其書雖寥寥二十葉，實近世經、史二學上第一篇大文字。此皆殷虛文字研究之結果也。」 今按：篇中王君卽海寧王國維靜安，實治斯學最有成就之大師也。同時有漢晉木簡、敦煌石室古寫本之發見，於古史事亦頗有發明，並詳抗父文中，茲不備引。
此又一途也。淸儒以尊經崇聖，而發疑古辨僞之思，在晚近今文家而大盛。
梁啟超淸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第四章辨偽書（見東方雜誌二十一卷十六號）：「辨偽的風氣，淸初很盛，淸末也很盛，獨乾、嘉全盛時，做這種工夫的較少。淸初最勇於疑古的應推姚立方際恒。他著有尙書通論，辨僞古文。有禮經通論，辨周禮和禮記的一部分。有詩經通論，辨毛序。其專爲辨偽而作的，則有古今偽書考。這書體例頗凌雜，篇帙亦太簡單，未能盡其辭，所判斷亦不必盡當。此後專爲辨證一部或幾部偽書著爲專篇者，則有閻百詩的古文尙書疏證，惠定宇的古文尚書考，萬充宗的周官辨非，孫志祖的家語疏證，劉申受的左氏春秋疏證，康長素的新學僞經考，王靜安的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崔觶甫的史記探源。其非專辨僞而著書，而書中多辨僞之辭者，則有魏默深詩古微之辨毛序，邵位西禮經通論之辨逸禮，方鴻濛詩經原始之辨詩序等。而尤嚴正簡潔者，則崔東壁的考信錄。此書雖非爲辨僞而作，但他對於先秦的書，除詩、書、易、論語外，幾乎都懷疑，連論語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氣眞可佩服。」
今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去其崇聖尊經之見，而專爲古史之探討。
梁啟超淸代學術概論：「綜觀二百年之學術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旣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則科學的研究精神實啟之。」 今按：梁氏此論極是。然復先秦之古，猶未已也。繼此而往，則將窮源拔本，復商、周之古，更上而復皇古之古。則一切崇古之見，皆得其解放，而學術思想，乃有新機。此今日考論古史一派，實接淸儒「以復古爲解放」之精神，而更求最上一層之解決，誠爲不可忽視之一工作也。
若胡適之、顧頡剛、錢玄同諸家，雖建立未遑，而破棄陳說，駁擊舊傳，確有見地。
古史之懷疑，最先始於胡氏。其著中國哲學史，東周以上，卽存而不論，以見不敢輕信之意。近數年來，其弟子顧頡剛始有系統見解之發表。古史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第一，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第二，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眞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最早的狀況。」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云：「這三層意思，卻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個見解，我想叫他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筍，剝進去方纔有筍可吃。這個見解，起於崔述。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爲止，還不算徹底。顧先生還要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並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他說：『我們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我在幾年前，也曾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一個歷史問題，井田制度。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方法去研究。」又顧氏古史辨自序：「古史的研究，現在剛纔開端，要得一個總結論，不知在何年。我個人的工作，不過在證偽辨古史方面有些主張，並不是把古史作全盤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討論出結果來。」同時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亦見古史辨）論六經與孔子無涉，謂六經之配成，當在戰國之末。雖同爲論證未全之說，要其對經史上同爲探本窮源之工作，同有可以注意之價値也。
此又一途也。此三者，皆已自淸儒開其端，而稍變其途徑以益進焉者也。然以言夫最近學術思想之軒然大波，以特異於前人者，則尙不在此。蓋自前淸道、咸以來，外侮日逼。當時士大夫鑒於國勢之不振，已漸有求通洋務之說。其先特注意於船礮之仿造，以謂西人之勝我者，堅甲利兵則已耳。
柳翼謀中國文化史：「仿造機械，始於曾國藩，李鴻章繼之，創建江南製造局於上海（同治四年）。同時南京、天津亦設立機器局，福建則設立船政局（同治五年）。雖多以製造船械爲主，偏重於海陸軍事之用，然始意未嘗不爲生利計。」
其次則繙譯格致實學。
江南製造局記：「繙譯館同治六年設，繙譯格致、化學、製造各書。」瀛壖雜誌：「廣方言館後爲繙譯館，口譯西士則有傅蘭雅、林雅知、金楷理諸人。筆受者，則爲華若汀、徐雪村諸人。自象緯、輿圖、格致、器藝、兵法、醫術，罔不搜羅畢備。」淸稗類鈔：「無錫徐雪村壽，精理化學，於造船、造槍礮彈藥等事，多所發明。並自製鏹水棉花藥，汞爆藥。我國軍械，旣賴以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顧猶不自滿，進求其船堅礮利工藝精良之原，始知悉本於專門之學。乃創議繙譯泰西有用之書以探索根柢。曾文正公深韙其言。於是聘訂西士偉力亞利、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等，復集同志華蘅芳、李鳳苞、王德均、趙元益諸人，以研究之。閱數年，書成數百種。」
甲午敗後，康、梁乃言變法，則以公羊春秋孔子改制之說爲緣飾。戊戌政變，康、梁逃亡，志士一趨於革命，則以宋、明遺民爲鼓吹。
柳翼謀中國文化史：「孫文等之倡中興會，卽由淸室之不足恃以禦外侮而起。而研求國故之士，如章炳麟、鄒容、劉師培等，時時刺舉宋、明遺老之言論行誼，以鼓吹革命。」
洎夫民國創建，而政象杌陧，國運依然，乃進而謀社會文化思想道德之革新，以蘄夫一切之改造；始專意爲西方思想之輸入。此則民五以來所謂「新文化運動」者是也。
蔡元培最近五十年之中國哲學：「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復爲第一。他譯的最早，而在社會上最有影響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論。（光緒丙申中日戰後，戊戌變政之前。）嚴氏於天演論外，最注意的，是名學。他譯穆勒的名學，可惜只譯了半部。後來又譯了耶芳斯的名學淺說。嚴氏最佩服的是斯賓塞的羣學，在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已開譯斯氏的羣學肄言，但到前十年纔譯成。嚴氏譯這部書，重在糾當時政客的不學。同時又譯斯密的原富，以傳布經濟哲學。譯孟德斯鳩的法意，以傳播法律哲學。嚴氏譯天演論的時候，本來算激進派，後來他看得激進的多了，反有些偏於保守的樣子。他在民國紀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舊譯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改作羣己權界論；又爲表示他不贊成漢人排滿的主張，譯了一部甄克思的社會通詮。」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亦說：「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惟爲有主義的介紹西洋思想者，則自新文化運動始耳。
新文化運動，唱自胡適之、陳獨秀，以文學革命爲旗幟，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文學革命的主張，起初只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明國六年一月，方纔正式在雜誌上發表。第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和平的討論。胡適對於文學的態度，始終只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度。後來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的更詳細。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陳獨秀。陳獨秀接著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 今按：文學革命之外面，雖爲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其眞意義所在，則爲對於文學觀念之不同。進言之，乃一種人生意義之爭也。胡氏文學改良芻議之「八不主義」，第一條卽爲「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胡氏謂：「吾所謂物，約有二事：一感情，二思想。」後陳獨秀提出「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暸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其後胡氏又云：「文學乃是人類生活狀態的一種記載。」（見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羅家倫什麼是文學（見新潮）篇中亦云：「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同批評。」周作人有人的文學一篇（見新靑年），亦發此意。其他不勝枚舉。故文學革命的運動，實乃人生思想道德革命的運動。言其成效，亦以改換社會人生觀念與提出新思想新道德之討論，爲此次文學革命莫大之成績。至於新文學之本身，則今尙在試驗時期，堪稱爲精美之作品者，尙不多見。至於胡、陳諸人，亦本非一文學家也。 又按：胡氏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謂：「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明國四年），爲政論文章的發達時期。民三甲寅出版，政論文趨於最完備的境界。民五以後，國中幾無一政論機關，亦沒有一政論家。甲寅最後一期，有黃遠庸與章士釗書謂：「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故當時實以政治無可希望，乃轉而謀社會一般之改進，遂爲新文學發展之機運。黃氏此書，可謂一有識之預言也。
以社會道德思想一般之改進爲目的，
新文化運動，以陳獨秀主辦之新靑年雜誌爲機關。陳氏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民國八年一月），謂：「社會非難本誌者，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據此知當時彼輩所施於舊社會、舊道德、舊思想之攻攻擊。
以西洋之科學與民治爲趨嚮之標準，
陳氏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又云：「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謨克拉西（民治）和賽因斯（科學）兩位先生，纔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誌除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
以實驗主義的態度，爲下手之方法。
胡適文存二集我的歧路：「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地義的信條。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纔是眞進化。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又文存卷二杜威先生與中國篇云：「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分開來可作兩步說：壹，歷史的方法。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爲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歷史的背景，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爲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値。故最公平又最嚴厲。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貳，實驗的方法。實驗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智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眞理的唯一試金石。」 今按：此胡氏自述其實驗主義者之態度，亦卽新文化運動背後之哲學的根據也。自嚴復開始介紹西洋思想以來，能爲有主張的介紹，與國人以切實的影響者，惟胡氏之實驗主義而已。新文化運動之經過中，有功於社會者，皆能明暸此實驗主義而不背焉者也。至於新文化運動中之一切流弊，正緣不能了解此實驗主義之眞精神與確切應用其方法耳。
至於民八「五四」之學生運動，而新文化運動之趨勢遂達於最高潮。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民國七年冬天，陳獨秀等又辦了一個每週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等，出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叫做新潮。這時候文學革命的運動，已經鼓動了一部分少年人的想像力。」又云：「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這是一大關係。況且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文學革命的運動，因此得自由發展，這也是一大關係。」又云：「有人估計，這一年（民八）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
自此以下，一般靑年之誤解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而轉趨於墮落放縱的生活者，旣日繁有徒，
獨秀文存卷二靑年底誤會（文作於民國十年夏）：「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現在靑年的誤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說要鼓吹主義，他就迷信了主義底名詞萬能。你說要注重問題，他就想出許多不成問題的問題來討論。你說要改造思想，他就說今後當注重哲學，不要科學了。你說不可埋頭讀書，把社會公共問題漠視了，他就終日奔走運動，把學問拋在九霄雲外。你說婚姻要自由，他就專門把寫情書尋異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課。你說要打破偶像，他就連學行値得崇拜的良師益友也蔑視了。你說學生要有自動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規律不受訓練了。你說現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廢棄一切法律政治。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你說要提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就悍然以爲大家朋友應該養活他。你說靑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你說反對資本主義的剩餘勞動，他就不尊重職務觀念，連非資本主義的剩餘勞動也要詛咒了。你說要尊女子底人格，他就將女子當做神聖來崇拜。你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學生圑體底名義干預一切行政司法事務。你說要主張書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這種自由做誘惑女學生底利器。長久這樣誤會下去，大家想想，是靑年進步還是退步呢？」 按：據陳氏此文，可見當日靑年學生界對於新文化運動反應之一斑。
而新文化運動之自身，亦自改進社會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轉而入於政治之途。
胡適文存二集我的歧路：「一九一七年（民六）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沈寂，我方纔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纔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週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週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週評論，方纔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贜和會，還不曾退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爲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所以發憤要想談政治。」 今按：此乃民國八年間的話。其下又云：「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赢餘價値，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愛羅先珂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 今按：此乃民國十一年間的話。當日輿論界的趨勢，可見一斑。實則彼輩之所謂高談主義者，實已爲政治上的主義，惟捨實際政治於不問耳。前黃遠庸謂根本救濟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而章士釗不以謂然，謂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新文化運動之終亦折入於政治一途，章氏殆亦能先言之也。
於是靑年之激進者，相率加入政治革命上實際之活動，而率流於過激。其退嬰者，則遯入於文藝之途，而率流於浪漫頹廢。
柳翼謀中國文化史：「歐戰以後，世界思潮，回皇無主，吾國學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於中國舊有之思想制度，亦復不滿近世歐、美各國之思想制度。故極端之改革派，往往與俄國之過激主義相近。次則誦述吾國莊老絕生之說，期反於原人社會而抉破近世之桎梏。是亦時勢使然也。」 今按：最近數年中，共產主義靑年之激增與夫帶有性慾刺激的作品之廣布，可爲靑年歧途兩極端之好例。以一人而兼此兩種極端之性格與生活者，亦多有之。要之爲新文化運動中之落伍而失其正趨者也。
而所謂新文化運動者，遂不得不爲功成之身退矣。又當新文化運動進行方銳之際，對於本國舊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爲頗當之抨擊，篤舊者已不能無反感。歐戰以後，彼中之自訟其短者，時亦稱道東方以寄慨。由是而東、西文化之爭論遂起。
參讀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時論演錄，可見一斑。
其最先發爲有力的議論者，爲梁啟超之歐遊心影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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