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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商闻知林钦差将到，恐怕他将派兵来搜索他们的船舶，因将所有贮藏鸦片之趸船，开往伶仃岛以外。林欲将各趸船所存之鸦片销除净尽，又无法使各趸船回受检查。“因思船之存贮虽在外洋，而贩卖之奸夷多在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见林氏奏语）他以为把他们围禁于商馆之内，他们没有方法，不能不自己将鸦片缴出来了。这就是他消灭已到广东的鸦片的手段。围禁后数日，英商呈缴鸦片一千〇三十七箱，林氏查知贮存鸦片之趸船二十余艘，每艘所贮约千箱，共约二万余箱，区区千余箱，仅得实数二十分之一，拒不收受。当下令围禁商馆时，英商务监督义律方在澳门；他于下令后来广州（阳历三月二十四日）。林氏正欲得一英商之主脑者，使之负责，故义律于围禁后得入商馆无阻；但他一入商馆时，见商馆所有中国仆佣、买办，无一人留者，而一入之后，即不能复出。于是以函向林钦差要求英人全体通行券；林答以鸦片未缴清时，不能照准。义律始通令英商将所存鸦片缴出，并通知林钦差承认英商所有鸦片，共得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愿悉缴出，请指定地点交割（三月二十七日）。因贮存鸦片之趸船散在各处，且数量如此之多，一一调集点交，很费时日，约经两个月工夫（至五月二一日），始完全缴清（缴清后奉旨就地销毁）。在陆续缴呈期内，商馆的围禁，虽未完全撤消，实际上买办、仆役，皆已陆续回馆，稽查亦不如前此之严，不过外商尚不能离去广州罢了。义律所以甘愿令英商将鸦片缴出，一则迫于无可如何，二则欲以坐实中国当局剥夺英人财产生命自由的强暴责任，以促起英政府的愤怒，向中国开始武力行动。鸦片缴出，林则徐消灭现存毒物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但还有一个断绝毒物来源的问题未能解决，因为他所要求外商出具甘结的一点，义律坚不承认。义律以为，查出带有鸦片，不经审判证确，货即没官，人即正法，是一种非常的强暴行为，与英人法律观念万不相容，故绝对不肯出具这种甘结。义律于鸦片缴清、商馆解围后，即令英商全体退去广州，移居澳门；自此，留居广州商馆的仅有美国商人数十名。
林则徐于谕令缴出鸦片时曾再三声明，只要将鸦片缴出，出具不再带鸦片入口的甘结，便可如旧通商。英商颇有一部分愿意具结的，但其主务监督义律不许。义律早已想打开新局面，不过此时尚未得到英政府的明白训令，已经派来的军舰也尚不过三两艘，兵力极单弱，而他所受于政府的权限也尚极微薄，不便立即决裂。故他退去广州移住澳门时，想暂时假澳门为维持英商目前的地位，曾请林钦差派员赴澳会议善后办法，旋在澳又函达林钦差，谓在未奉到英政府训令以前，请准在澳门起卸货物。林氏对于派员赴澳会议一层，即委佛山同知刘开城往澳，惟对于在澳门起卸货物一层，则绝对不允；因为他恐怕陆续新来的英国商船，假澳门为囤积鸦片的处所。他的办法，凡船舶苟非携带鸦片者，必进口至黄埔报验，装卸货物；既不进口报验，即须离粤回国；若不进口报验，又逗留海口不去，显系装载鸦片，私图秘卖；若准在澳门装卸货物，则适堕其计中；不知义律的计划尚不在此。及刘开城到澳门，义律便不理会，诘其前请派员赴澳会议的理由，答以既不许在澳门装卸货物，便无可会议。此后，林氏有公文与义律，他也不接受了。（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谓：“义律请则徐派员至澳会议，则徐斥不许。”与事实全然不符。）到五月二十七日（阳历七月七日），又发生林维喜被英国水夫殴毙的事件，遂成为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林维喜是香港附近尖沙村的居民，英国水夫多人，因为买酒不得，对于该地的人民，加以暴行，林维喜无故被殴致死。义律也知道是由英国水夫殴毙，因在海上组织海军裁判，义律为裁判官；起诉杀害者为英国水夫长，水夫五人与有关系，审判时对于杀害最初之起诉，付之不问，由水夫五人自承有罪；于是判决三人处二十镑罚金，监禁六个月，二人处五十镑罚金，监禁三个月，并声明此监禁须在英国监狱执行。当义律组织裁判时，曾通告中国当局，谓如中国派遣高级官吏出席观审时，当以相当之敬礼待遇之。但中国当局以犯罪之地点在中国领土内，不承认英国有裁判权，要求将凶犯交出，由中国审判。义律对于此要求，概以未得主要凶犯延抗之。迁延一个多月，不得结果，林则徐因沿照嘉庆时抵制英人先例，禁止供给英人柴米食物，放逐英人于澳门之外。（此事据林奏语，在阴历七月初八九开始施行。林氏奏称：谕令义律交出凶夷，照例办理，将及两月，延不肯交。臣等给与谕函，亦竟始终不接。恭查嘉庆十三年英国兵头都路厘等在澳门违犯禁令，钦奉谕旨，即实行禁绝柴米，不准买办食物等因。钦此。此时义律与各奸夷均住澳门……种种顽抗，自应遵照嘉庆十三年之例，禁绝英夷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查例载夷商消货后不得在澳逗留等语，今该夷既不进口贸易，又不销货，即不当住澳，应与奉逐奸夷均照例不准羁留。臣等谕饬之后，澳内西洋夷目[指葡萄牙人]亦即遵谕一同驱逐，自七月初九日至十九日，一旬之内，义律率其家眷并澳内英夷共五十七家，悉行迁避出澳，悉住尖沙嘴。）继命香山县发出布告，其要点：一、未带鸦片之船准入口报关验货，开舱营商，不入口之船须即退出，不得在口外逗留；二、杀害林维喜之犯人，即与断绝关系，庇护犯人者同之。自此所有英人，悉拘促于船中，漂泊于香港附近各处。义律曾向九龙中国官吏提出抗议，并以武装船数艘向中国水师船开炮示威，且欲封锁珠江；但终以兵力微弱，封港之举未实行。此时英商中有因逼迫难受，请向中国出具甘结，入口通商者，义律心中不愿，但不能阻止，因在阳历十月中旬，有英国商船二艘，具结入口。林则徐以为英人可以渐就屈服，但以多数英国商船仍不肯具结入口，必由义律把持，或携带鸦片，图谋秘卖的原故，一面令水师及珠江各处炮台严密防范，一面严催义律交出杀人犯，及各船入口报验，否则实行驱逐。到十一月初（阴历九月底），义律与新到军舰舰长斯密斯协议，率舰数艘进至穿鼻，向中国当局要求解除压迫英人的行动。水师提督关天培，见英国军舰渐次逼近，严阵以待；英舰首先开炮，关天培应战，彼此交换炮火，结果中国炮船被击沉三艘。林则徐以数月来办理的经过及穿鼻海战情形，陆续上奏；未几（阴历十一月，阳历次年一月初），由上谕正式宣告停止英国通商，两国的战端从此开始。
四 战争的经过及其结果
穿鼻海战及此次海战以前的行动，皆为义律临机应变的行动。英国方面得到义律陆续的报告及穿鼻海战的消息后，朝野议论，渐趋喧嚣；政府党谓中国侵害英人生命财产自由，侮辱英国民族，主张向中国开战；反对党则责备政府对于鸦片贸易，不早取缔，使中国不知英政府真正意向之所在，此次事变，政府宜负责任，反对开战。但是伦敦各工商业团体，都想扩张新商场，和在中国的英商表同情，力促政府采用强硬敏活的手段，主战的空气渐浓厚。巴马斯顿遂承认义律的行动，到一八四〇年春初，在国会中经过一番论战之后，便得多数赞助出兵。中国方面，道光帝对于林则徐的处置行动也十分激励他，叫他不要畏葸，（道光帝对于林则徐上奏的朱批，有“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又谕言“该夷目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等语。）林于是大治战备，不过他所治的战备，只是防制夷船闯入的战备，并且实际上没有真能防制的效能。从开战到最后《南京条约》签订，前后约三年（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经过的事实，可分为三个段落：
一、由开战至琦善任钦差大臣，在广东与义律签订议和草约 一八四〇年春初，英政府特任佐治·义律为全权（George Elliot，中国官文书译为加至·义律或懿律，即甲必丹·义律之从兄弟），派遣多数军舰陆续东来，伯麦大佐（Sir.J.G.Rremer）为陆战队司令官，佐治·义律任海陆两军总司令官。六月，抵广东口外，（计军舰十六艘有大炮五百四十门，武装轮船四艘，军队输送及各种军需运送船二十八艘，武装完整之陆军四千人。）即下令宣告封锁珠江及广东海口；又由甲必丹·义律署名发布一道译成汉文的布告，大略说：中国大使林、邓等违玩诏旨，压迫英国商务监督及商人，以欺骗之词蒙蔽中国皇帝，故大英国主特命大员来中国海疆各境，畀将各项实情，上达中国朝廷，以求和平及商务之发达。……各地居民对于英国军民苟不抵抗，英军一律保护，其有携带货物接济英军者，尤必从优给价。且自林、邓捏词请停止英国贸易后，中外商人皆受亏累；现英国将帅遵国主谕旨，不许内地船只出入广东各海口，必候英国通商恢复后，始准各船出入，惟各处商船来英国船只停泊之所贸易者，一概无阻。这种布告是想把中国商民和政府分开，即所谓勾诱汉奸的术策；以违玩诏旨、欺骗皇帝的罪名加诸林、邓，使中国朝廷不信任林、邓，又是一种反间的术策（这两种术策都发生了效力）。中国的记载，往往说则徐设防甚严，英军无隙可乘，故舍广东而北进；其实英军最初不向广东进兵，而以封锁广东向北方进行交涉，为英军预定的计划。当佐治·义律由英出发时，巴马斯顿于训令外，附以外务部致中国大吏公函三件，并译成汉文：其一，使相机送交广东当局，如广东不能达目的，则北上，以第二函送交扬子江口附近的大吏；再不能达，则再北上，以第三函送交天津白河口附近的大吏。佐治·义律等至广东，知林则徐方在意气盛旺的头上，故即采封锁广东，向北方进行的政策。（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谓“义律遣使至广东议和，则徐不应”，似非事实。查林则徐奏牍中绝无此事，林氏在粤所办各事，即极细微者，亦据实奏闻，如有义律遣使议和之事，林必奏明。查外人记载，亦未有义律遣使至广州议和事。）佐治·义律及甲必丹·义律于六月三十日，率舰队由广东海面北进，七月二日过厦门，命一快走舰树白旗，谋将第一函送达福建当局，厦门守吏开炮拒之（此时中国方面尚不知白旗为停止攻战的记号），英舰还炮应战，第一函不能达。七月四日，英舰队达舟山列岛之定海，该地全无战备，英军于次日占领。十日，进至宁波，复用小艇树白旗，谋将第二函送达浙江大吏；此次送函之船虽未遭抵抗，但当局得函后，照录一份，仍将原函拒却。（浙省当局亦未将函中内容奏明，但云“英夷勒令民船夫送书求奏朝廷许可通商，奸计叵测，故拒未收受，现已加倍防范”云云。）义律等于是又将宁波及扬子江口一带支配兵舰封锁。于七月二十八日向天津白河口进发。八月十五日，第三函始得由直隶总督琦善接受。琦善接受该函后，曾与甲必丹·义律会晤，经过一番谈判，并将英外务部原函的内容大略奏明朝廷，谓英吉利“递字诉屈”。他想用柔软手段，把义律兄弟及英国舰队弄回广东方面去，了事。原来自义律发出前记的布告，说林、邓捏词蒙蔽朝廷后，接着沿海各省，皆受英舰的侵扰，各省大吏，对于林则徐的行动都不满足，以为他邀功惹祸，蜚语四起；此时当权的军机大臣为穆彰阿，也不以林氏的主动为然，从中鼓煽，渐至道光帝对于林氏的信任也动摇起来，以为英人别有委屈，林氏或真有捏词蒙奏的处所（其实林氏在粤的行动，无一不据实奏明）。英舰队在白河口外示威，北京朝廷极感不安，琦善既居直隶总督地位，对于畿辅的安全负有重责，万一英舰闯入白河口，惊扰畿辅，他必受严重处分，故以使英舰队离去白河口南下为唯一要图。因此另简大员赴粤查办，成为当时的庙谟；对于义律，也便以事端真相，须往粤查明后方能定夺为词，请其率舰南旋，以广东为谈判地点。义律以为有谈判可能，于九月十五日离去白河，返舟山列岛之定海。前此定海失守后，伊里布被任为钦差大臣，驰往浙省查办，相机收回定海；至此复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未几，兼任粤督），林则徐、邓廷桢皆革职交部议处。（林免职在是年九月，初命来京听候部议，旋命留粤备查问差委，旋又命赴浙效力，明年五月命从重发往伊犁效力，旋命赴东河效力，未几，卒发往伊犁效力。）义律在舟山与伊里布关于舟山方面休战事情，略事接洽后，便南下澳门。琦善于十二月十六日到广东，旋与义律从事谈判。琦善以为英人的目的，不过在通商，只要许他们恢复通商，便可和平了事。在天津时，百方敷衍义律，使他离开北方。及至他自己到了广东，仍想用敷衍手段了事，对于义律，表示十分和平的态度，尽反林则徐的强硬抵抗政策。惟对于义律要求割让香港一事，则以割让领土，不能得皇帝的许可拒绝他。义律见他不肯让步，便准备进攻，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阴历十二月十五日）攻陷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二炮台，并有进攻虎门之势。琦善大惊，遣使再向义律继续和议，旋于一月二十日与义律签订草约，其要点如下：
（一）以香港全岛割让于英国，惟商业上正当诸税，仍须纳税中国政府，如在黄埔时；
（二）偿金六百万元于英政府，即交一百万元，其余分年于一八四六年止交清；（三）两国公事上交际用对等形式；
（四）广东通商于阴历新年十日后即行恢复。（琦善所奏呈之早约，与英人所发表者不同。第一条为：“准令英人仍来广东通商，并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应永远遵照，不得再有滋扰并不得再赴他省贸易。”第二条无。第三条：“所有一切贸易事宜亦应仍旧，与例设洋商妥为议办，不必与天朝在粤官吏通达公文。”）
此草约签订，同时义律允即交还大角、沙角二炮台及舟山列岛之定海。琦善希望以收回此等地方，缓和皇帝的怒气。于是于签订草约后，一面英人即撤退舟山列岛舰队，以定海交还伊里布，大角、沙角之兵亦撤退；一面即由琦善布告香港由英人管辖（一月十三日），义律便宣布组织香港行政厅，建屋开埠，视为己有了。是为此次战争经过的第一段。
二、由琦善签订草约至奕山任钦差大臣，第二次与义律签订休战条约 琦善与义律所定的草约，两方面的政府都不承认。英政府谓义律未能遵守政府训令的意思，偿金既太少，而香港的割让，尚须交纳诸税，则不能完全算为英国所有；故于接到报告后，即召还义律，另派璞鼎查（Sir.Honry Pottinger）为全权（璞氏未到以前，仍由义律主持一切）。中国政府方面，琦善虽为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但他的主要任务是查办：“查”就是查探林则徐对于英人的处理是否失当；如有失当，即纠正之。所“办”的，只能办到纠正林氏的失当而止；即要增开商埠，亦所不许，何况割地偿金呢？（观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历次批答琦善的谕旨可知。）琦善一面迫于皇帝的威压，一面迫于英人的要挟；起初以为英人可以敷衍搪塞，及到无可敷衍，始奏称：“英吉利……向共知其仅长水战。今讵料其并有陆兵，战船则大小悉备，火器则远近兼施，占夺炮台后，势将直击虎门，进攻省垣，拒守实难，不得已允其代为奏恳于外洋寄寓一所……”其实，此时已将香港让给英人了。皇帝接到他的奏折，大发雷霆，立刻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领钦差大臣，尚书隆文、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遣大军驰赴广东剿办；以为大军一到，可以立刻把英军扫尽。琦善得到派兵来粤的消息，十分狼狈，又奏称：“英吉利现已遣人前赴浙江交还定海，并将沙角、大角炮台及原夺师船、盐船，逐一献出，均经验收；兵船全数退出外洋；奴才查勘各情形，地势则无险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皇帝批谕说：“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胆敢背谕朕旨，仍然接受夷书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未几，即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义律知道大兵将到，便以先发制人的策略，进兵虎门，于二月二十六日占领虎门诸炮台，关天培战死，珠江以内的防御工事为前此林则徐所设施的，悉被破毁。此时，提督杨芳所领的大军万人虽已到了广州，然珠江要害，已尽为英军所占，杨芳束手无策，由各国商人介绍请求休战，义律虽允许，战备未撤。到了四月三十日（阴历二月十三日），奕山、隆文及他们所率领的大军到了广东，又经营战备，义律来文诘问，不得要领，战事复起。到五月二十五日，广州城周围的炮台及各要害，悉被英军占领，广州城全被包围，大军数万人，都闭处城内，丝毫不能有为。奕山决计请和，英军初不听，后命公行商人某及广州知府余宝莼临英人阵地哀请，始允休战，成立休战条约如下：
（一）于一星期内，交纳英军费六百万元，签约日即交一百万（二十七日）；
（二）官军退去城外六十英里以外之地；
（三）英军退出虎门；
（四）香港割让事，俟异日协定；
（五）交换俘虏。
这不过是将六百万元的巨款，延救广州城的生命，但是奕山奏上皇帝则说是英军请和。道光帝起初天天盼望捷报，当杨芳奏请休战时，尚严旨切责，说他迁延观望，有意阻挠；及接到奕山的奏请，虽知道奕山已迫于无可如何，但仍以为请和休战，真是出于英人的意思，批答奕山的谕旨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惟当严谕该目，立即将各兵船退出外洋，交还炮台，仍须懔遵前定条例，只准照常通商，不准夹带违禁烟土。”不知道还有割地的大问题留待解决。休战后一个多月，奕山对于割地的严重问题，还是迁延敷衍，不敢向皇帝道及一字，皇帝始终如在梦里，还要他“饬令英夷出具切实甘结，遵守约束”。（到是年九、十月间，皇帝屡下谕旨责问奕山何不收复香港，奕山奏报还说：“香港地方，洋人并不久居。”）英人对于香港的割让，虽知道中国皇帝尚未裁可，但已经组织了香港行政厅，颁布各种港务规则，作为大活动的根据地了。是为此次战争经过的第二段。到八月十日，英国新任全权璞鼎查抵澳门，开始最后一段的大活动。
三、战事再起至《南京条约》 璞鼎查由伦敦出发时，巴马斯敦授与他的训令，叫他对于广东方面，除保持香港作根据地外，不要在广东和中国大吏进行谈判，宜即向北方进展，将已交还之定海，再行占领，进据扬子江要地，或北达白河口时，方可开始谈判；谈判时要求赔偿，务须详细调查细目，获得满足的结果，对于将来英商安全的保障，商埠的扩张，香港的割让，务必达到目的而后罢手。故自璞鼎查到澳门后，广东方面反归无事。璞氏留兵舰数艘守香港，率领其余各舰，于阳历八月二十六日攻陷厦门，留兵据守鼓浪屿，再北进，九月五日达定海，定海自前次英兵退去后已增设防御工事，并驻重兵，但终无抵抗的力量，到十月一日卒为英军所占领；十日英军又陷镇海。十三日又陷宁波，钦差大臣裕谦投水死；于是浙东全被英军势力所宰制。
道光帝闻厦门及浙东各地失陷，异常愤怒，任奕经为扬威将军，征调川陕各省军队，并许招集江淮沿海义勇兵数万人，谋规复已失各地。英政府也于九月下旬，就印度方面增发海陆援军。璞鼎查于攻陷浙东各地后，援军未到前，乘机休养兵力，自回香港，处理香港及广东方面商务关系。（广东自奕山与义律订立休战条约后，即开始通商，此后广东以北沿海各省虽在战争状态中，广东与英人通商，并未停止。奕山惟填河筑堡以防英军再攻，其实英军已不理广东了。）英国增发的援军到后，（计有军舰二十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武装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病院船九艘，以外尚有测量船、运送船多艘，陆军除炮兵外，步队达一万人以上。）再开始由宁波进军活动。奕经规复渐东的计划，完全失败。英军于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八日攻陷乍浦，六月十六日攻陷吴淞，十九日陷上海，自此沿江西进，七月二一日便攻陷镇江。镇江是当日南北运道的要冲，被陷后，公私皆大受创痛。英军占领镇江后，进行还不曾停止；于镇江配置相当的守兵，便向南京进兵。八月十日，南京已在英军炮火威胁之下，和议的机会，至此始十分成熟。
此时江浙方面的重要大员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耆英、伊里布（前任钦差大臣，因定海失陷夺职，旋复授七品顶戴，令赴浙效力）、浙江巡抚刘韵阿、两江总督牛鉴等。自规复浙东失败后，这一班人都失了抵抗的勇气，极力运动讲和；但是他们求和的苦衷，一方面不易得英军的信任谅解，一方面不易得皇帝的许可。他们向英军求和的信使，由乍浦尾随至吴淞上海，英军并力西进，全然不为所动。他们向皇帝上奏请和，尤难措词，因为皇帝在盛怒之下，极难表示和意；牛鉴于吴淞、上海失守后，奏请仿照乾隆年间征缅罢兵仍许朝贡事，准予英人通商，皇帝批答他说：“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若将征缅之事比拟，事不相类，拟甚不伦，想卿必为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忧愤；倘将士有所窥伺，稍有解体，将成瓦解，可设想耶，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恨自愧。”牛鉴岂不自知以征缅相比，为拟甚不伦，因恐触犯皇帝的盛怒，故有此拟甚不伦的请求；但皇帝还是不肯表示和意。及到镇江失守后，皇帝才知道他自己的兵威是靠不住的了，对于牛鉴、伊里布、耆英等各人的奏请才有允许的表示。（但是那种允许和议的表示，还带有假装硬汉的声口，如说“万一仍不受抚，不得不大张挞伐，奋力攻剿”；又如说“如果就我范围，即可筹定大局……如情词恭顺，再遣职分较大之员，速行定议；倘竟桀骜不驯，难以理喻，现在兵力已集，地险可守，全在该大臣等激励将士，或竟出奇致胜，懋建殊勋，该大臣之功甚伟也”。）耆英等得到允许讲和的表示，再三向英人乞求，璞鼎查起初以他们没有讲和的全权，拒绝他们的请求；后经提出全权的证据（八月十四日），璞鼎查开出讲和最低限度的条件，限立即承认，否则即行炮击南京；耆英等无法，只得将各项条件全部承认。八月二十六日，议定条文，二十九日由耆英、牛鉴、伊里布往英国军舰“孔回利斯号”（Cornwallis）与璞鼎查签字。条约全文共十三条，其主要之点如下：
（一）中国政府纳赔偿银二千一百万元与英国政府————内军费赔偿一千二百万元，公行积欠债务三百万元（公行专利制度从此永远废止），鸦片偿还六百万元————分年交清。英军于第一年收到六百万元时，即退去扬子江各要隘驻军；舟山、鼓浪屿二处，须俟偿金全纳，通商五口岸开放后，方行退去。
（二）中国政府以香港全岛，永远割让于英国。
（三）中国政府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开为通商口岸，许英国设立商馆，英商及其家族得自由居住往来。
（四）英商货物进出口税，应秉公议定则例；英商货物照例纳进口税后，准由中国商人贩运内地各处，不得再加税课。
（五）以后两国往来文书，用平等款式。
此次的条约真是所谓“城下之盟”；事先并未订有什么休战条约，英军开出条款时，只许有翻译文字及条文细目的商酌，不许有内容的修改变更；这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嚆矢”。后来英国人批评说：在欧洲的外交家，对于一种条约的字句命意，迟回审慎，不知如何的敏锐警惕；但当时的《南京条约》，定议于俄顷之间，不曾费中国当局片刻的注意审慎，因为他们全被那种惶恐不安的心理所宰制；他们的视线所集注的唯一重要点，就是如何使英军立即退去，这是很实在的情形。因为他们以免去英军的炮击及其退去为唯一的目的，故对中国所视为战争原因的鸦片问题，订约时除赔偿被销毁的鸦片价值外，关于以后贩卖应该禁止与否竟不涉及；而英国方面向来所不满足的皆一一满足，并且超过满足点以外，如香港的取得及关税协定权便是。割地偿金是战败国所应该忍受的，故香港的丧失，犹有可说，关税自主权被束缚的一点，实为中国的致命伤；但当时政府中一般的当局者，无一人梦想及此。他们所最伤心的，除割地偿金外，就是以后两国交际来往公文，须用平等款式的一点；以堂堂的天朝，须与夷人用平等款式，真是“冠履倒置”、“天翻地覆”了；但一时敌不住夷人的炮火，只好暂时忍受，再等机会罢了。
五 鸦片战争的意义
此次的战争，表面上是因禁止鸦片问题而起，是中英两国的战争，然就战争的真意义说，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因为中西人士，对于国家政治及一切社会生活的观念，完全不同，所以才生出许多不易解决的纠纷问题来。前此的通商交际，形式上虽然久已接触，根本的思想观念上，还是隔着一条鸿沟。试举其重要不同之点如下：
一、国际社会的观念不同 所谓平等的国际社会观念，本是近世史的产物，在欧洲，也是到一六四八年《卫斯特发里亚和约》以后，才渐渐地确立。中国自进于有史时期，便已构成了一个天下统于一尊的世界国家观念，《尚书》所谓“元后”，便是立于无数“群后”之上的最高主权者，便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战国时代，诸雄并立，颇有近世欧洲平等国际社会的形式，但是各诸侯的上面，还是有一个虚名的周天子，《孟子》还在那里引用孔子的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因为古代所谓天下，意思就是全世界；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天下便应该只有一个人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个天下统于一尊的观念，更为具体化，并且自此长期地固定下来了。但在长期的历史事实上，这个比于天日的人王的权力，常常不能宰制全人类；有许多不服王化所管的僻远社会团体，常常要和这个人王作对；于是把理想中的天下，画起几条华夷的界限来；《禹贡》上的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便是儒家理想中的华夷界限，便是中国人士的世界国家观，便是中国人士的国际社会观。这种观念相传几千年，从不曾打破；不过自秦汉以来，汉民族的文化区域越扩越大，华夷的界限也越推越广，不限于《禹贡》二千五百里的理想罢了。因为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一般中国人脑识里面，所以对于西方各国派来请求通商修好的专使，一概以贡使看待；对于互派公使驻京，平等交际的请求，一概严词拒绝。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立在周天子下面的鲁、卫等国可以称兄弟以外，汉与匈奴和亲，宋与契丹约为兄弟，都视为莫大的耻辱；现在对于这些碧眼赤须儿，又安可屈尊，把华夷的界限轻于打破呢？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也构成了一个天下统于一尊的世界国家观念；但自罗马帝国崩坏以后，由多数的封建国家渐变为民族国家，到《卫斯特发里亚和约》以后，渐成为民族平等的国际社会。虽蕞土之邦，在国际社会中都认为有平等的资格；何况英吉利有海外广大的殖民地，已自成一帝国，安肯常受中国政府的侮慢呢？
二、经济生活的观念不同 欧洲自封建制度崩坏以后，所谓重商主义久已成为国民经济生活的中心，到了一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日益发达，更视国际贸易为国民经济生活的命脉。中国因蒙受地大物博的天惠，又拘守“不贵异物”、“不宝远物”的所谓“经训”，并且还有一种重农轻商的僻见，对于国内的工商业者尚且视为“末作”，何况含有破坏华夷界限的危险性的国际贸易，当然更不重视了。但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范围，有趋于扩大的自然倾向；即在中国，西北陆路和东南海疆的所谓夷汉互市，久已成为历史的事实。不过在中国的士大夫看起来，这些事实，是根于古先圣王一种怀柔远人的政策，并非国民经济生活所必需；若夷人不守约束，侵陵中国的政教，便当闭关绝市，以严华夷之防；互市是夷人的利，不是中国之利；绝市是夷人的害，不是中国的害。这种观念，我们在清代中叶以前对外交涉的文件中，随处可以看见。例如：乾隆帝与英王的敕谕中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所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又如林则徐拟谕英王的檄文中说：
……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者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织成；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瓷器、绸缎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需要，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恤，无他，利与天下共之也。……
又如林则徐的奏语说：
……查从前每年来船不过数十只，而关税并不短绌，近年多至一百数十只，而鸦片愈以盛行。且每船自夷商以至水手，总不止于百人，合而计之，殊嫌太众；与其多聚奸宄，孰若去莠存良。……论者或恐各夷商因此裹足，殊不知利之所在，谁不争趋？即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纵或一年偶少，次年总必加多。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外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此固市井之谈，不足以言大义。然就此察看，则其不应无人经商，亦已明矣。……
惟其把互市看作一种柔远政策，不认为国民经济生活所必需，所以对于外商，动以奸夷目之，对于本国人民潜赴外洋贸易的，也动辄目之为奸民。如林则徐请将窜越夷船严行惩办的奏语说：
……臣等近日访闻，乃知此等夷奸，并未领照经商，而敢偷渡越窜，若被该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况天朝禁令森严，岂有转以内地各洋为其逋逃薮之理。且如内地奸民出海潜赴外洋滋事，揆诸国法，正宜按例治罪。倘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适足蔽辜，岂尚听其鸣冤，许为报复乎。……
西人认互市为两方有利之事，总不解中国当局，为什么要设种种的限制，妨碍自然的国民经济生活。
三、法律的观念不同 酿成此次战争的直接纠纷问题，就是围禁商馆，勒令具结，及因“林维喜案”禁止供给英人柴米食物的几件事。英人对于这几件事，皆认为强暴非法；但在林则徐及当时的中国人士，则认为很合法的。英人以为法律与命令当有分界，政府随便的一个命令，不能立刻构成新罪名；法律上行为的责任，应该只限于当事者，不得随便加诸当事者以外的关系人；构成法律责任的事实，当具有充分的证据，不得专凭一面的执词，在犯罪的事实未明确以前，不得随便剥夺人的身体自由权，或危及其生命。具此观念来判断林则徐的行动，所以无处不觉其强暴非法：勒令具“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是随便可以人人于罪；围禁商馆，断绝柴米食物的供给，是不待责任事实的明确，随便将责任加诸一切外人，无故剥夺外人的身体自由权，危及外人的生命；所以都是不合法的行动。但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面，所谓“皇言如纶”，皇帝的谕旨，可以构成新法律，可以变更旧法律；官厅的命令行为，得皇帝谕旨明白认可，或默许，也可以成为法例；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的尤可“便宜行事”；换言之，皇帝差不多就是法律的源泉；皇帝既为法律的源泉，自然可由皇帝的谕旨，或根于皇帝之明许或默许，随时构成新罪名。至于法律上行为的责任问题，虽有“一人犯事一人当”的俗语，但在法律习惯上，所谓“连坐”的范围，往往漫无限制：一人犯事，连累一家，一家犯事，连累一村一乡，甚或至于族灭；找不着犯人问地保是很普通的常例；这种办法，本是含有“以威止奸”的意味，意思就是你们要免去连坐的危险，就应该监察你们的家族邻里及一切关系人，不要作奸犯科；由这种“以威止奸”的观念，构成法律上一种连带责任的观念。皇帝的谕旨，既认贩卖鸦片为犯罪，林则徐又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得以便宜行事，则勒令具结有什么不合法呢？围禁商馆，不许一切外商出入，就是要他们负连带责任，把那种犯罪的违禁品扫除（所以林氏的奏语对于此事说是“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义律是英国的“夷目”，对于贩卖鸦片的英夷，尤应该负连带责任，中国商人拖欠外人的债务，曾由中国当局由官库拨银代还，是中国当局对于中国商人的行为尚且负责，为什么英国夷目对于英夷的行为不应负责呢？所以连义律也围禁于商馆之内，非待英商将鸦片全缴，不许离开商馆。林维喜既是英夷船上的人打死的，英夷不肯将凶犯指明交出，便是庇护罪犯，自然也应该负连带责任，义律尤应负责，“依嘉庆十三年之先例，禁绝柴米食物”，又有什么不合法呢？这是当时中国人士的法律观念。
由上述种种观念不同的冲突，构成连续不断的冲突事实，遂终至于以炮火相见，造成《南京条约》，中国蒙受莫大的耻辱。但是这种冲突的根本问题，依然还是存在，不曾解决。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还是认中国为世界文化之宗，不承认西洋夷人也有什么可称为文化的，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只认此次的屈辱为“蛮夷猾夏”，如旧历史上偶然间发的事象。而在西方人士，则把所谓远东古文明国的实力看穿，以为远东人士的知识能力，也和非洲的黑人、南洋群岛的土人相去不远，所谓远东的文化，只有空空洞洞的虚名，一无足取，于是趁火打劫的思想一步步地进展，中国没有“高枕而卧”的时候了；接着在洪杨战役期中，便有英法联军入京更大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