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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虽以华严自立，而三论宗或真谛宗，凡可为玄奘法相宗对抗之武器者，皆助势力，而置之法相宗之上，以期压抑法相宗；面以华严居最高位置，以示自己之立足地位。故法藏著《起信论义记》，全与著《三论宗之十二门宗致义记》，用意相同，凡以为对抗法相宗之具耳。法藏著《义记》以前，虽有注起信论者；但法藏注解，备极周详；使前此不为人所重之起信论，促起学者之研究。至荆溪澄观时代；澄观更盛用之，以性相融会差别平等不二一体之说，为性恶不断论之一依据。终更扬法藏所判大乘终教之起信论，使跻于圆教之列，遂为证明教禅一致之根据；至宗密而达乎其极。荆溪则用起信论以说明自家之教义。于是起信论位置，在佛教教义史上，大为重要；但此与起信论自身之教义无关也。
澄观之弟子宗密，本传菏泽禅，后乃随澄观学华严；著述甚多，比于澄观，更进一步，而唱禅与华严一致之说；于其所著中，发挥尽致；其专说禅教一致论者，《禅源诸诠集》是也。今将其著述之重要者，列之于下：
《新华严合经论》四十卷
《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二卷
《禅源诸诠集都序》四卷
《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九卷
《圆觉经大疏钞》二十六卷
《四分律疏》五卷
《盂兰盆经疏》二卷
《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
《原人论》一卷
《圆觉经大疏》十二卷
《华严心要注》一卷
《钞悬谈》二卷
《高僧传·三集》载其著书“凡二百许卷，图六面，”今多不传。
今由《禅源诸诠集》以述其禅教一致论之要旨；盖宗密立禅，区分三种：（此三种禅，已述于禅宗项下。）而谓舆之相应之教，亦有三种：兹将禅教之配置述之于下。
种：兹将禅教之配置述之于下。
教：
一、密意依性说相教：一、人天因果教（人天教）
二、说断惑灭苦乐致（小乘教）
三、将识破境教（唯识宗）…一、息妄修心宗
二、密意破相显性教（三论宗）………………………二、泯绝无寄宗
三、显示真心即性教（实大乘教）……………………三、真显心性宗
宗密之唱禅教一致也，以起信论为根本；取起信论众生心、迷悟、染净、世间出世间之法皆由此一心而生之说，而谓禅宗目的，亦在显心；教之目的，亦在一心；其说盖悉奉诸澄观者也。
世传华严五祖：以杜顺和尚为初祖，华云和尚（智俨）为二祖，贤首国师为三祖，澄观国师为四祖；圭峰（宗密）大师即五祖也，自华云至圭峰，皆名震朝野；唐太宗以至文宗，咸赐封号焉。
华严宗自宗密以后，继承其绪者，比诸天台宗，著名之人较少；天台则荆溪以后，有道邃、行满诸师。日本之传教大师，即受教于道邃、行满，实为日本天台宗之始。未几，遭唐武会昌之难，除禅宗外，诸宗殆皆废灭；此所谓三武法难之一也。
兹就《店武宗会昌法难略》述之：以示唐代佛教之归结；并言唐代道佛二教之关系。唐初佛教，已臻隆盛；但道教受朝廷保护尤笃；且太宗以降，领土扩张，远通异域，外国诸教，向未传入中国者，如景致（耶稣教之一派）、回教、波斯袄教、（火教）、未尼教等，皆相继而入，称为新宗教，当是时，本国儒教，深入人心、自无待言；道教见异教纷至沓来，常以该教为产自中土，时与外来佛教争衡；加之唐帝李姓，谓老子为其先祖，故累代极护道教，终唐之世二百余年间，二教冲突，未之或息。
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道士太史令傅奕，上书十一条；论寺塔僧尼之多，为国家害：请减省之。又著《高识传》，详列古来排斥佛教诸人，自武德之初，迄贞观十四年（640年），凡二十余年间，极力排佛者，皆认为道教之功臣。自是道士中持排佛论者绩出；高祖吋，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辅翼傅奕，从事排佛。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洛阳道士与僧侣辩论结果；道十奏之天子；天子下诏，改儒佛道三教席次，凡有仪式，道士、女道士列于僧尼之前。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至命玄奘三藏、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余人，集《五通观》；译《老子》为梵语，以弘西域。
当是时：护持佛教与道士抗辩者，以慧净、法琳、智实三人，为最著名；傅奕上书十一条吋，朝廷召僧徒诘问；法琳进而辩之、高祖不仅欲限制僧尼，兼欲淘汰道士等，傅奕不为屈，频传其说于民间。法琳遂著《破邪论》（二卷）驳奕，门下李师政著《内德论》；同时绵州振音寺之明（傅不明）对于傅奕，亦著《决破八条》，奏之朝廷。迨其后李仲卿刘进喜等之十异九迷论、显正论出；法琳遂著《辩正论》（八卷）。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国学行释奠礼时，论三宗三座，定席次为老、孔、释；故慧净舆李仲卿以下之道士等大论战，终使闭口而退。太宗下席次之诏敕时；智实舆法常、慧净、法琳等，随骂上表谏之；谕以背命者处罪；智实独进言，甘伏罪于万刃之下，断不能伏其理；于是杖之，命还俗，处以流罪。贞观十四年（640年）道士泰世英奏，法琳之辩正论为诽谤朝廷；至有捕琳推勘之谕；因琳之辩解，能称帝意，故减罪配益州；琳遂终于蜀地。其他二教争论尚多，兹略之。
唐累代尊敬老子；玄宗崇奉道教愈甚，几以老子教为国教；称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诏诸州建玄元皇帝庙；使州学生习《道德经》；并道派之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等书，亦令习之；置博士、助教，以教授学生；由是行之科举，登庸官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且以内亲王为女道士。视佛教若普通之祠庙；而以道教为宗正寺。
道教元为下等宗教，颇多迷信；特唐之诸帝，信之深笃；惑于道士之妖言，类皆服丹药、或黄金、水银，以求长生不死之术；有因是得病以死者。以此教理浅薄之道士，何能与佛教徒辩论；故二教争理，道士恒败；如高宗麟德年间，使二教徒论化胡经之真伪；僧法明出问老子往印度成佛，用华语耶？抑胡语耶？道士皆瞠然莫知所答；当时二教徒争论之情状，由此可推而知也。
此时高宗命将道教书中所记老子化胡之语削除；中宗之世亦命将道观中之老子化胡成佛图，及佛寺所画老子像悉毁之；用《化胡经》、或书化胡者，皆准违敕以处罚。
唐之诸帝，如是祟道抑佛，而佛教不为之少衰；流行民间，势力伟大，非道教可比。于是僧尼之数日增，寺院之设日广，朝廷为佛教费金钱益多，国家经济颇受影响，势必施行淘汰僧尼政策；傅奕在高祖时，既有此请；高祖欲将二教教徒，共行淘汰，即此意也。则天时代，武后欲造佛大家，宰相狄仁杰、纳言李峤，先后上书谏之：狄仁杰之疏曰：“今之伽蓝，制过宫室；穷奢极壮，刻绘尽功；宝技殚于缀严，环材极于轮奂；工不役鬼，物不天来，既皆出于民，将何以堪之？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念之，实切悲痛；”李峤之疏曰：“今造像钱已有一十七万缗；若以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尚济一十七万户；极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广入主亭毒之意；”由此观之：当时佛教盛极之弊，与夫忧世之士之衷情，可以考见也。
后百余年；韩退之著《原道》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亦不外乎就排佛之意而引伸之耳。
玄宗即位之初，紫薇令姚崇上淘汰僧尼之奏，使一万二千人还俗。命百官禁建寺，铸佛像，写经典。是时又行度牒制；凡僧尼出家，必经有司考验合格，乃给以凭，谓之度牒；有牒者，得度为僧尼，免其地税徭役；此因当时贵戚富豪，往往借僧尼以避徭役，实为防弊而设。其立说也，或谓此举与佛之慈悲，深相契合；或谓学佛在心不在形；而于佛教无少加以反对者。但道教之徒，因天子之迷信，遂从而附和之，以唐室祖先教为口实，排击佛教，不留余地；终至有武宗破佛之举。
然玄宗虽崇道教，决非轻视佛教；盖当是时，即善无畏、金刚智来弘密教之时代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敕天下诸郡，郡各建开元、龙兴二寺：定国忌在龙兴寺行礼；千秋节在开元寺祝寿；此二端足为玄宗兼重佛教之证。及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而破佛令行矣。
宪宗元和十四年（619年），韩愈上表，谏迎佛骨，排斥佛教。时在荆溪、澄观殁后，会昌破佛前二十余年。
先宗览奏大怒；流愈潮州。愈赴潮州后，颇亲大颠和尚，似少闻佛法。然一般佛教者言，愈遇大颠后，深悔前非，则不尽可信。惟愈慨叹当时奉迎佛骨，谓三十年一开，其年必丰，近乎迷信；故云：“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以绝根本；”愈亦不得谓非痛快男子。柳子厚文章，与愈齐名，而颇信佛；白居易亦然；晚年禁止一切肉食。
会昌法难之起，山于武宗信道教之故。会昌元年（841年），召赵归真等八十一道上入宫，亲受法箓；衡山刘元靖，亦深博帝之信仰，为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二人共在宫中修法。有谏帝者。赵归真更招罗浮山邓元超入都，互相结纳，以厚其势当时宰相李德裕亦助之。遂应道士之请，对于佛教，除长安洛阳各四寺、地方诸州各一寺外，悉毁坏之；僧徒则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而外，悉令归俗；毁寺之材木，以造廨驿；金银则总交度支之财政官；铁像造农具；铜像铜器铸钱。武宗诏曰：“其天下所拆寺，还俗僧尼，收充税户；于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五十万，废丹艧无用之室凡六万区；”由此观之：此举在当时备极纷扰，诚非细故也。
当是时：非独禁佛教也，景教、祆教、末尼教、回教等，亦被其厄。景教为耶稣教一派，西历五世纪顷，希利亚之涅司特儿始行之。此人唱基督非神子说，故为一般耶稣教徒所排斥；在四百三十一年小亚细亚耶匪耶司之宗教会议被捕，流于阿儿美尼亚；其书悉被焚弃。但此教行于西亚细亚地方，渐经波斯来中国。在中国始传此教者力阿罗本；（四亚细亚人）贞观九年（635年）来长安，迎于宫中译经。京都造大秦寺；各州建景教寺以弘其教：拜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其后有景净等僧。最教流传中国之次第，记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之景，碑文曰：“功用照彰，强称景教；”盖谓有照暗黑之功用曰景也。祆教为波斯之昨罗阿司特所开之拜火教；太宗贞观五年（631年），何禄传入长安。当高祖时，长安已有建祆神祠之说；唐设祆正、祆祝之官，其盛可知矣。末尼教，亦波斯宗教；乃末尼（一作摩尼）氏所开；以祆教为本，而调和佛耶二教者；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拂多诞传入中国。回教为谟罕默德所开伊斯兰教；来中国年代不明，似在贞观前后。经会昌之难，请教皆潜，惟回教复行。
武宗十九年崩；宣宗立；废破佛令。时值唐之末叶，宦官擅权，任意废立天子；加以牛李之争，朝廷纷扰不止（李德裕、牛僧儒争拥政树党，互相轧轹，谓之“牛李之争”）。且藩镇骄横，不肯用命；经懿宗、僖宗、昭宗、至昭宣帝，唐遂亡于朱全忠；经五代之乱世，佛教终不能大发展；经典既失，人才亦稀，益陷于衰微矣。历五十余年，至后周世不宗时，又下破佛令；显德二年（955年），禁止私自出家；废寺院之无敕额者三万百三十六所，存二千七百寺。民间之铜器、佛像，限五十日以内，由官司收买铸钱；私藏铜五斤以上，不纳官者处死。此即世称“三武一宗之厄”之一宗也。五代诸帝中，周世宗较有力，领土较大；其它各地，为群雄所割据；故此厄仅其一部分耳。至如南方之吴越王，累代奉佛颇厚，其域内佛教甚盛。
吴越王始自钱镠；后唐庄宗于同光三年（925年）赐玉册金印，称吴越王。钱传瓘、钱佐、钱琮、钱俶，累代相承；钱俶之时，值赵宋之兴，终归于宋。吴越王领土之内，有天台山者，历史上有名之大寺也；当吴越王建国时，适值天台十四祖清竦时代；镠加以保护。俶尤崇佛，值天台义寂时代；俶子钱惟怡，与义通同时；此二人者；与佛教关系颇深。吴越王与天台之关系，俟后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