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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建隆元年（960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称“开宝元年（968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972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所建之寺颇多。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971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盖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76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又印度西域之《僧□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等（西天竺人）。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等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土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违旋，所请冥佑，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此时所译，皆入藏经。在译经院西偏建印经院；译毕，即在院开雕。又因天息灾等之请选拔惟净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译经院习梵学；使译经业不至废绝（惟净未几为笔受赐紫衣，及光梵大师称号；于梵语颇有发明，所译之书亦不少）。太平兴国寺，本名龙兴寺；周世破佛，废为官仓；太祖复之；太宗改今名。
真宗时，外国僧来华者，与有法护（中天竺摩揭陀人）日称；仁宗时，则有智吉祥；其它则有契丹（辽）国师慈贤，或系摩揭陀人，但不能详耳。徽宗时之金总持，亦有二三译本。以上所举西域印度之人，于传无征者居多。真宗以后，来者尤众；因无关重要，故略之。
以藏中所存之经考之：法天所译，凡一百余部；以法天名译者。凡四十余部、七十余卷。以法贤（法贤学于中天竺摩揭陀那烂陀寺）名译者，凡七十余部、一百余卷。天息灾（北天竺惹烂（马＋太）罗人，惹烂（马＋太）罗，即迦湿弥罗。）所译，凡十九部、五十九卷。施护所译，凡百十余部、二百三十余卷。所译大小显密化制殆遍，龙树之书尤多。法护（谥普明慈觉传梵大师）所译，凡十二部、一百余卷。我国人惟净等翻译亦不少，惟净所译五部、四十余卷。
太宗时，吴越王臣服于宋，赞宁随王入朝，赐号通慧大师。著有《高僧传·三集》（三十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僧史略》（三卷）诸书。赞宁在吴越王下，为两浙僧统；入京之后，为左街讲经首座；后又奉命为右街僧录。
兹就宋世道教言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修治删正，写成三千三百三十七卷，赐各宫观。真宗之世选道士十人更详定之，增六百二十卷，共三千九百五十七卷，赐名《宝文统录》；冠以御制之序；此之谓道藏。宋世虽佛道二教并行，但遇有两教相毁訾之书，辄严禁出版；其制止两教之争，颇具苦心。
宋初以来，佛教之盛，既如上述。其间以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为重要之事件。至于元照之四分律再兴，所受天台影响颇大也。
宋徽宗时，稍稍排佛；徽宗，北宋末之昏君也；极信道教，敬礼道士徐知常（赐号冲虚先生）；此外，则徐守信、刘混康二人，亦有势力；后林灵素大博信用；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素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主宰之；其弟青华帝君，皆玉帝之子，下有左元仙伯以下八百余官；帝即长生大帝君，徽宗信之，故自称道君）。造玉清昭阳宫（后改玉清神霄宫。）；置老子像，自为奉使；改天下之寺曰宫，政院为观，使安置长生青华帝君像；行千道会，每会殆费金数万缗。政和六年（1116年），诏于道箓院烧弃佛经。宣和元年（1119年），改呼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皆使从道教之风（道士与德士，以徽章区别之；道冠有徽章，德士则无）。命德士离寺，使道士入居之；盖徽宗固企图佛教与道教合而为一也。当是时：左街香积院之永道上书谏之；流于道州。翌年（宣和二年（1120年）］，复僧尼形服，去德士等称号，使复为僧。宣和七年（1125年），召还永道、赏其护法念笃，赐名法道；终赐号圆通法济大师。是徽宗排佛之举，为时极短；溯自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改佛菩萨号，翌年九月复旧：中间不过年余耳。
自宋兴以迄于亡，除徽宗稍稍排佛外，累代俱保护佛教，宋时辽起于蒙古；辽衰，金起于满洲；此二国皆自北方，侵入我国本部。西则李元昊（西藏种之一，党项人）。据有河西之地，建西夏国，窥宋西陲。而宋之内部，前则有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法之争；后则有秦桧、岳飞等和战之江；谋国之论，殊不一致。徽钦而后，困步益艰；终至迁都临安。当是时，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蒙古人）。势颇强盛；自太宗（窝阔台）以至宪宗（蒙哥）。领土日扩；东达朝鲜，西及小亚细亚一部；一军服俄罗斯地，一军进匈牙利，一军侵入德意志之西列西亚，夺我国扬子江以北之地，威力及西藏安南。至世祖忽必烈汗，全灭赵宋，一统华夏，国号曰元。
元世祖未即位前（即其兄宪宗时代），受命击西藏，即尊信西藏佛教（即喇嘛教）；即位后，甚保护之；元代可谓为喇嘛教时代也。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谓道教书，皆后世伪造；除老子《道德经》而外，所有道藏，皆命烧弃：举凡毁谤佛教、偷窃佛语、贪财利、诳惑百姓之类，悉禁止；并刻石立碑，载其始末。此举实发端于宪宗之时，兹据《佛祖通载》述其次第于下：
乙卯间“宪宗之五年，宋尚存；当宋理宗宝佑三年，迄至元十八年（1281年），殆为三十年前之事］。道士丘处机李志常等，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传袭王浮伪语，老子八十一化图，惑乱臣佐。时少林裕（福裕）长老，率师德诣阙陈奏（焚毁《道藏经》之碑文，载有罽宾大师兰麻、僧统福裕之名）。光朝蒙哥皇帝（宪宗）玉音宣谕，登殿辩对化胡真伪，圣躬临朝亲证；李志常等义堕词屈，奉旨焚伪经（此时论议，帝师发思巴与道士难诘；焚伪经四十五部，亦见于碑文）。罢道为僧者十七人；还佛寺三十七所；党占余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宪宗七年），少林裕长老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辛酉世祖即位之二年）；而其徒窜匿，未悛邪说；诏行屏处，犹妄惊渎圣情；由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冬，钦奉玉昔，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当是时，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1285年）春，至二十四（1287年）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即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云云。
由是观之：此种争执之大体可知矣。又焚弃道教伪经，宪宗之世，既已行之；其后尚实行数次；考其起因，实由于道教之徒，占领寺院，数侵佛教之范围；如孤山寺者，有名之伽蓝也，其时已化为道观矣。当时之道教，有正一教、真太教、太乙教、三派之别：正一教起自张道陵；其余二派，则始于金之道士：即真太教为刘德仁所唱；太乙教为萧抱真所唱；此等道教，至是皆受极大之打击。《辩伪录》（五卷）载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祥迈奉世祖敕所撰，专为破斥道教而设也。盖排佛之举，虽复见于明世宗之世；然在我国历史上观之：此次可称道佛二教争执之最后时期矣。
《佛祖通载》列此焚毁之《道藏经》书目，凡三十九部。又《辩伪录》载僧侣与道士论议者十七人，道士之归佛者十七人，所谓十七僧者：即燕京圆福寺从超、奉福寺德亨、药师院从伦、法宝寺圆胤、资圣寺至温、大名府明津、蓟州甘泉山本琏、上方寺道云、滦州开觉寺祥迈、北京传教寺了询、大名府法华寺庆规、龙门县行育、大都延寿寺道寿、仰山寺律主相睿、资福寺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圭、蜀川讲主元一是也。
元自世祖崩后，历七十余年而亡；盖世祖时代，蒙古极臻隆盛；殆世祖崩，元遂式微。其间喇嘛教，颇蒙保护；因保护之甚，酿成弊害；至于佛教史上，则别无显著之事迹。惟刘秉忠之历史，有足述焉：盖秉忠固助世祖立大功之人也，初蒙古都哈喇和林，世祖之时，移都燕京。建国号曰元；种种制度，多为秉忠所定。秉忠，本禅僧也；先是海云禅师应世祖之召，途次云中：闻秉忠博学多才，偕谒世祖，大合帝意；海云南还，秉忠奉命留侍左右，决大事者三十余年；官光禄大夫太保；死赠仪同三司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秉忠虽位极人臣，尚齐届蔬食，终日澹然，无异平昔。
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少失两亲，入皇觉寺为僧，元末，各地豪杰并起，元璋亦起于濠州；随郭子兴，得其信任；终领其众而大兴；故即位后，颇保护佛教。不独佛教为然，即道儒二教，亦加保护。当时鉴于元末佛教流弊，以为不严重约束佛子之行为，则不得望佛教之兴隆，于是凡欲为僧者，必考试经典，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禁僧侣混杂俗人中生活，有带妻者，加以严惩；而鼓励避俗修禅山中者。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礼部榜示各条之中，一一举之。其文曰：“凡僧之处于市者，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又曰：“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钱钞，如无钞者，打死勿论。”又出榜文，张挂天下各寺；凡轻慢佛教，骂詈僧侣者处罚。
又为处理僧侣寺院（道教亦然）计，详定僧官之制；设僧道衙门，置僧录司、道录司，各任其官；品秩甚高，待遇优渥。大理寺卿李仕鲁屡上疏陈僧侣之跋扈，不采；仕鲁辞宫，帝怒而处之以死。兹将其时所设之僧官举之于下（大体依据宋制）。
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京师）
左善世（正六品）
右善世（正六品）
左阐教（从六品）
右阐教（从六品）
左讲经（正八品）
右讲经（正八品）
左觉义（从八品）
右觉义（从八品）
此时受僧录司之任命者，则有左善世戒资；右善世宗泐，左阐教智辉，右阐教仲义，左讲经玘太仆，右讲经仁一初，左觉义来复，右觉义宗鬯，此洪武十四年（1381年）所制定者。洪武十一年（1378年）任玘太仆为左讲经；更任溥洽、德瑄、了达三人为僧录司；十二年授仲义为阐教；此皆前所制定者。
洪武十五年（1382年），任行果为左阐教，任如锦为右觉义，复任西藏星吉监亦为右觉义。其后尚有左善世弘道、左善世夷简等之名。
各府僧纲司，掌本府僧事。（地方）
都纲
各州僧正司，掌本州僧事。（地方）
僧正
各县僧会司，掌本县僧事。（地方）
僧会
太祖崩，建文帝（惠帝）立；仅五年而有燕王棣靖难之役，燕兵陷金陵，帝遂不知所终。盖太祖监宋用郡县制度，帝室孤立而亡；故封二子樉为秦王（西安），三子棢为晋王（太原），四子棣为燕王（北平）；总封二十五王（皇子二十四人，重孙一人。）于各地，以藩屏皇室；而诸王之力强大，卒招此祸（或谓建文帝投火崩；或谓在逃，不知所之；或谓及事急，开太祖遗筐，有杨应能度牒法农，因编修程济计，遽招溥洽，落发为僧，由水关逃去；称为应能，巡游广西贵州诸寺。英宗正统年间，迎于宫中，号为老佛以寿终。传其还京时途中所作之诗曰：“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燕王棣即太宗（永乐帝）也。使太宗举事者，即禅僧道衍。初太祖后马氏，先太祖崩；太祖甚悲，不再立后葬毕，选各高僧侍诸王，使为母祈冥福。时道衍因左善世宗泐之荐，随侍燕王赴北平，住庆寿寺；劝帝举大事，受命为军师，卒能使帝达其志。帝即位后，衍为左善世，更擢为太子少师，复俗名为姚广孝，不再蓄发娶妻。著《道余录》。死后封荣国公，谥恭靖，亨祀太庙。盖姚广孝之事迹，颇与元刘秉忠相似也。
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集大德于蒋山，校刻《藏经》，是为南藏；太宗永乐十八年（1420年），复重刻于北平，是为北藏；南北二京，各藏一藏；更刻一藏于石，安置于大石洞。太宗以后，明佛教尚盛；武宗极尚佛教，学经典，通达梵语，自号大庆法王；其护法更无论矣。道教虽亦受累代保护，其势力远在佛教之下。世宗即位，极嫌弃佛教，溺于道教，信道士邵元节，以为真人，使总领道教；又举道士陶仲元；元节官至礼部尚书（死赠少师）；仲文进少保礼部尚书，封恭城伯。嘉靖四十年，使御史姜儆、王大仕等，索天下之箓秘书。道士四方来集者甚多，道教之势极隆。当其即位之初，先毁宫中佛像，凡百九十六座（一万三千斤）；更用赵璜之言，一夜中命破坏京师寺院；悉除禁中佛殿；太庙配祀之姚广孝，则移置于大兴隆寺，力排佛教；后服道士王金等所献丹药而崩。
宋元明三朝，禅宗在国中最占势力；宋初之天台、元之喇嘛，皆不及也。明代始将禅讲教三者，相提并论。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礼部榜示：亦有“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等语。其法以禅为第一；以华天诸宗为讲，属第二；以仪式作法，专务祈祷礼拜、忏悔灭罪之道者为教；教似密教（喇嘛教亦属之），属第三。或谓禅、讲、瑜伽，而禅独占佛教首位。
我国佛教之末期，所应注意者，为诸教融合之倾向；非独天台与禅，或华严与禅，或念佛教与禅，在佛教之内，互相融合：即佛教与儒教，亦有融合之倾向；故佛儒道三教融合论，迄明末而益著。
自明以后，佛教渐衰；至清代仅尊形式之喇嘛教；虽有遗留名寺，概无足观；惟禅净二宗，仍融合一致，流行于民间；清末学者，多喜研寻佛学；佛教乃有复兴气象。
（二）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与律宗之再兴
宋世佛教复盛，所应叙述者，即天台与戒律之再兴是也。盖天台宗，自荆溪灭后，一旦衰颓，三大部至不存于中国。此事载在《佛祖统纪·羲寂传》，兹录之于下：
初天台教迹，远自安史挺乱，近从会昌焚毁，残编断简，传者无凭；师每痛念，力网罗之；先于金华古藏，仅得净名一疏；吴越忠懿王（钱俶）因览《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即劣之语；以问韶国师（天台德韶参照禅宗系统）；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遗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赐号净光法师云云。
盖吴越王据《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求天台教籍于海外，此天台书籍之所以得再传于中国之故也（四住为见思二惑；见惑，为见一切处住；思惑分为三种：即欲界之思惑曰欲爱住。色无色界之思惑曰色爱住，曰五色爱住；是故四住为二惑；大小乘俱宜除见思二惑，故谓之同除四住皆齐）。但遗使日本之说，于日本历史无征，恐系遗使高丽，而误书日本也。证之《统纪·谛观传》而益信，兹示《谛观传》于下：
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
盖天台教籍，乃高丽谛观传至中土者。
谛观著《四教仪》，世称《谛观录》。《统纪》曰：“尝以所制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后人见故箧放光，开视之，惟此书而已；由是盛传诸方，大为初学发蒙之助云。”义寂以后，天台宗乃有兴复之机，而渐趋于隆盛；兹将荆溪以后，系统大体，示之于下：
《佛祖统记》有精密系统表；此表但举大略，参考《高僧传·四集》、《释氏稽古略》、《诸嗣宗脉记》等书而作。
宋初，天台宗有山家、山外之争；然山家山外名称，为自许为天台正统山家派之所取，非公平之称呼；今所以用此称呼者，不过为习惯上便利起见耳。
山家山外之争，难以概述；为时既久，人数复多；问题关涉种种方面，即同一山外之人，议论亦各不一致；今择其重要者，略举一二焉。世人均谓山外派之说，与华严宗所说教义、观法，大体相近；而山家派则谓山外派之说，未得为纯粹之圆教。例如山家以天台圆教之教理，为平等即差别，差别即平等；而森罗万有，即为平等理性、超绝凡虑不可思议之本体。由此见之：则一切万有诸法，互相融镕无碍，皆是一体绝待。所谓心、色、佛、众生：自表面观之，则区别历然；毕竟皆是互具三千之法；毕竟皆是即空、即假、即中。就心具三千诸法言之；则色亦应具三千；众生亦应具三千；佛亦应具三千；盖三千即三谛，色、心、佛、众生，皆是三谛圆融（三千三谛，应参考第十章。）。由此言之，迷悟善恶，不过由各方面观点不同，加以种种之名；而其性本来无二；此天台所以据之，而有性恶不断、及无情有性、草木成佛诸说也。至山外议论，则先分理事；空中二谛属理，是平等；假谛为事，即差别；差别之法，依无明之缘所起之假相，三千诸法，即指此假谛。而此三千差别之相，皆一心所现；故心为本，色为末，色心不可谓为具三千；三千诸法，共由心出，故得谓为一心具三千；若谓色具三千，则无是理，以上所说者为教理；若就观法上言之；则山家之观心，谓之妄心观；山外之观法，谓之真心观。山家既谓一切万有，皆具三千诸法；任何观境；皆同此三谛圆融之理；但就实际上之便利言之；则观我心为三千三谛，而以观我心为最近便也。迷悟善恶真妄，皆是同一之物；故我除此妄心（即第六识）而外，别无真可求；观介尔之妄心，即为三千三谛；故谓为妄心观。山外则反是；区别真妄，分论理事，观妄心中之理、平等之真如而行之；举凡众生，佛、色、心，皆为三千三谛，任观何法皆同；但与山家就便宜上观心之说异；谓能造能具者，独有此心；心外别无具三千三谛之理；故观心外，别无观法之道；是为真心观之大要也。
山家山外二派之争，具体事情，始自何人？其所由来，颇极复杂；考其近因，似在荆溪。天台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为教义；而心佛众生，皆与三千三谛无违；然就事实言之，观法常以心为主，则明甚。荆溪因与华严宗对抗，故用起信论解释天台教义，既取真如不变随缘之说，势必分不变真如与随缘真如二方面，以区别事理二种。但荆溪为努力发挥天台教义之人，尚未判然为此说；若以传于日本之传教大师之说为真心观；则于其所承之师，如道邃、行满辈，已发其萌芽矣；道邃、行满，为荆溪之亲弟，故山外之说早已存在。
相传此争，起于慈光寺晤恩；天台大师之作《金光明经玄义》也，有广略二本；晤恩对之作发挥记《释光明玄》，以广本为后世伪作（《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其最初之释名段，分为教义释、观行释二段者为广本；中无观行释者为略本；山家之人，以广本为智者亲撰；山外之人，以广本为伪造。故观行释，为山家山外妄心真心二观相争之本）。自是之后，光明玄之真伪，议论纷起；故晤恩可谓为二家争端之本。按晤恩之师志因，既以真心说天台之观；故晤恩承之，特志因时尚未彼此相争也。其后灵光洪敏造《金光明玄义记》；孤山智圆作《表微记》（一卷），及《索隐记》（四卷）；而四明之知礼则对之作《拾遗记》二二卷），以敷演宝云之传焉。
由是观之：武宗会昌以后，天台之教籍散佚，难判真伪；加之讲习教义者中绝，正统之传承不明；故各自逞其所见，终至起山家山外两家之争；然追溯其源，两家固皆有所据也。
一方对于荆溪之十不二门（据《荆溪妙玄释签》中提出者）又起争端；即奉先寺之源清著《十不二门示珠指》（二卷）、国清寺之宗昱著《十不二门注》（二卷），而唱真心观者是。宗昱为羲寂弟子，其系统出于山家；而议论同于山外；故山家呼为弃阴之异计，斥而属诸山外。《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即四明知礼对于源清宗昱而作者也。此后永嘉继齐着指滥，天台元颖造征决，嘉禾子玄出随缘扑，皆责难四明；四明乃撰《二十问》，以祛其蔽，净觉仁岳作《十门折难助》四明以破之；名虽谓为山家山外，实则与山外学者论争者，仅四明知礼一人而已。至山外与四明辩难者，则有梵天庆昭，而孤山智圆实助之。
四明之兴此争，实因同学宝山善信之请，出《释难扶宗记》、（一卷）、驳晤恩之《光明玄发挥记》，及灵光洪敏奉先源清之《难诃二十条》，以主张《光明玄》广本为真本之说。此（难诃二十条》今佚。惟由是可知四明以前。宝云义通与晤恩洪敏源清等一派相对，其争已起于此时；又宝山善信之使四明答辩，亦由是可推而知也。但义通惟有《光明玄》之赞释，及《光明文句》之备急钞，其实际之相争如何，无由得知。
自四明释《难扶宗记》一出，庆昭智圆二人以辩讹答之；四明又出《问疑书》，庆昭对之造《答疑书》；四明更造《诘难书》，庆昭又述五义以应之；即《五义书）是；四明更造《问疑书），一年无答，更以《覆问书》促其答；庆昭乃造《释难书》以应答之；四明最后造《十义书》（二卷）、《观心二百问》，以破山外之说；如斯往复辩难五次，经过岁月七年。
霄川之仁岳（净觉）最初助四明力辟山外之异义；后背四明，自文异义，造《十谏书》以诤之；四明作《解滂书》以斥之；仁岳复作《雪谤书》与四明争；四明中途而逝，遂不复能辩；又四明孙弟扶宗继忠之门有从义（神智）者，著《四教义集解》，反抗山家之说；以上二人：世所称后山外者是也。雪川希最出评谤，反抗仁岳；永嘉处元造《止观义例随释》（六卷），反抗神智，皆与后山外诸说相争者。
称为天台中兴之祖四明尊者，名知礼；居四明延庆道场，故人以四明呼之；真宗时，赐号法智大师，亦称法智尊者。在宝云门下十年，宝云灭后，盛开讲筵，著述亦多。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殁，寿六十九岁。其著述之重要者：为《观音别行玄义记》（四卷）、《观音别行疏记》（四卷）、《金光明玄义拾遗记》（三卷）、《金光明文句记）（六卷，此书未成而四明殁，其赞佛品，为弟子广智所续）、《观经疏妙宗钞》（三卷，以下五部：称为天台五小部；与三大部共为学天台者之要典）、《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十义书》（三卷）、《观心二百问》（一卷）、《扶宗记》（二卷）、《解谤书》（三卷）、《修忏要旨》、《金光明忏仪》、《大悲忏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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