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一）概说
近世佛教，乃就有清一代，及民国以来佛教兴衰言之；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尽力振兴儒教；对于佛教，亦颇提倡。喇嘛教本为元明二代之怀柔藩部政策；其寺院之配置，僧侣之阶级，廪饩之额数，皆有定制。清代所护喇嘛，皆黄衣派；而称本国固有之佛教徒为青衣派。然顺治雍正二帝之参禅；乾隆帝之翻译经典；则于固有之佛教，关系至深；可谓清代佛教之全盛时期。嘉庆以后，国势凌替，佛教亦随之衰颓。至光绪年间，士夫竞谈变法；输入西洋哲学，推翻墨守儒说之成见；同时研究佛学之风，亦勃然兴起。民国以来，战乱不息，人心觉悟，研究佛教者，乃不期而同；创设佛教会，刊刻经典，各省皆有此机关焉。
（二）清代之喇嘛教
喇嘛分西藏蒙古二支，已于第十六章述之。清制：喇嘛分驻京喇嘛，及西藏蒙古各部喇嘛，而皆受前藏达赖喇嘛之管辖。喇嘛官秩：达赖、班禅以下，有札萨克、苏拉、德木齐、格斯贵等名。驻京者，设掌印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札萨克大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达喇嘛十七人，副达喇嘛四人，苏拉喇嘛十九人，教习苏拉喇嘛六人，德木齐三十一人，格斯贵五十人；其徒众曰格隆，曰班第。内务府三旗，及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皆设置喇嘛若干人。此外热河、盛京、五台山、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处，咸设喇嘛；额缺升转，皆照驻京喇嘛之例。
顺治八年（1651年），创建后黄寺剃度喇嘛百有八人。十四年（1657年），后寺中，唪经喇嘛，定为四百人。雍正帝在藩邸，即喜研内典；受国师章嘉呼土克图之指导。及即位；兴修此邸，号雍和宫，为京师第一大庙；设王大臣管理之。宫内中正殿，为喇嘛唪经之所；定例：每日以二十人，在前殿唪《吉祥天母经》；以九人在后殿，唪《无量寿佛经》；以三人在后殿，唪《龙王水经》。
乾隆元年，议准在京各寺庙，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共九百五十九名。后增建福佑寺，食钱粮之格隆、班第，共三百十四名；皆未得度牒，乃按名补给。其额外所收之徒，遇食粮有缺，方予充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分主前后两藏。乾隆时，理藩院造册：至第六世达赖，所辖寺庙，计有三千一百五十余所；共计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余人；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共计喇嘛一万三千七百余人。
（三）清代对于佛教之保护及限制
满洲民族，早崇喇嘛教，与蒙古相似。清初诸帝，对于佛教，颇示尊崇；故保护亦备至。雍正《御选语录》“有云：我朝之初居东土也；风俗淳古，实忠实孝；历代敬礼佛天；而于僧道，并无不问高下，一概尊敬之事；与蒙古习尚□殊；”是知清代之尊敬佛教，非漫无区别，一概盲从者也。
清代一方尊重佛教；同时于寺观之建置，僧尼之剃度，又严加限制。顺治年间，定僧道官制，京师设僧录司、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府属设僧纲司；置都纲一人、副都纲一人；州属曰僧正司；县属曰僧会司；各掌其属释教之事，悉依明制。
对于寺观庵院之建立，所定限制，甚为严厉。大清律例户律中，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外（先年额没）不许私自□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地基材料入官；民间有愿□建寺观者，须呈明督抚具奏；奉旨，方许营建。”
又出家亦悉依明代以来旧制，须由官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大清律例中亦有规定：“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然此项限制，事实上乃因僧道无户籍，可免纳丁税而设；自雍正年间，并丁税于漕粮；僧道之多寡，与税额无何影响；于是度牒之制，遂无形而废弛。
又“民间子弟，户内不满三丁，或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有罪；应付火居等僧道，不准滥受生徒；其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如年未四十，即行招受，及招受不止一人者，均照违律论罪。”
此等限制，定例虽严；然其后亦为具文，僧徒随意出家，比比皆是；或穷乏不能自存，则遁入空门；甚至犯罪者，亦借寺庙为藏匿之地；古人所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者，至是寝失其本意矣。
（四）清初诸帝之信佛
（甲）顺治帝之参禅
顺治帝自统一中原以后；一改满洲专崇喇嘛之旧习，而归依禅宗，颇致力于参究；观其与玉林琇和尚，及其弟子筇溪森和尚之关系，可以知之；玉林名通琇，系临济第三十一世，即盘山圆修之弟子也。顺治十五年（1658年），曾下敕谕；特遣使迎接玉林；有云：“尔僧通琇；慧通无始，智洞真如；扫末世之狂禅，秉如来之正觉。”又十六年（1659年）敕渝；有云：“尔禅师通琇；临济嫡传，笑岩近裔；心源明洁，行解孤高；故于戊戌之秋；特遣皇华之使；聘来京阙，卓锡上林；朕于听览之余，亲询释梵之奥；实获我心，深契予志；洵法门之龙象，禅苑之珠林者也。”其尊崇可谓至矣。玉林至京；顺治帝即于万善殿，请师升座说法；后迎入西苑，时时问答；遇合之隆，一时无比。既而玉林坚请还山；帝许之；留其首座筇溪行森，问答称旨。赐玉林号为大觉普济禅师；筇溪为明道正觉禅师。
然顺冶帝之参禅，乃自憨璞和尚始；《宗统编年》载憨璞和尚，住京都海会寺；都门宗风，自此大振；顺治帝因狩南苑，幸海会，延见憨璞和尚，始与禅宗接触云：
顺治十四年（1657年），冬，十月；海会憨璞性聪和尚，结制万善殿；先是：上狩南苑，因幸海会；延见聪，奏对称旨；复召入禁庭，问佛法大意；乃诏结冬万善殿；赐明觉禅师号。上后谓天童忞曰：朕初虽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门耆旧；知有宗门耆旧，则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于祖庭者也。
顺治帝自憨璞奏对之后，乃留心参究；既有玉林师弟，复召玄水杲和尚，说法于内庭。十六年（1659年），冬；天童道忞和尚，奉召入京；进见于万善殿；传谕，免礼赐坐，慰劳叙谭毕；即谕万善愍忠广济三处结冬。帝亲至方丈问法；时筇溪森、玄水杲、憨璞聪，皆承召对。十七年（1660年），道忞还山，帝亲送出北门，赐号宏觉禅师。
帝于《座右大书》：“莫道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以自警惕；与禅门耆学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握手，情逾师友；可知帝之参禅，必有心得；非一知半解者也。
（乙）康熙帝之崇佛
康熙帝在位六十年；对于儒教及各种学术，均积极整理；成《康熙字典》及《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巨著；而对于佛教，亦禀前代成规，特加保护。二十三年（1694年），南巡，临扬州之天宁平山二寺，各有题词；天宁曰萧闲，平山曰怡情；至金山敕重加修建，亲制文勒石纪之；书扁额曰江天一览；此外所至江南名利，多有题词。二十八年（1699年），二次南巡；至苏州邓尉山圣恩寺，亲拈香礼佛；赐额曰松风水月；至灵岩；赐翠岚二字；复至杭州之灵隐云栖，而回江宁大报恩寺等处；所至遇山林学道之士，优礼有加。又曾发帑重修补陀罗迦普济寺，亲制碑记；有云：“海寇猖狂，寺宇梵刹，皆为灰烬；自康熙二十二年（1693年），荡平台湾，海波永息；朕时巡浙西，特遣专官，虔修净供；敬书题额，永镇山门；复发帑重建寺宇，上为慈闱延禧，下为苍生锡祉。”又亲制重修天竺碑文：有云：“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开乎民隐；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康熙帝自言弱龄诵读经史，未暇览金经贝叶之文；观其所作碑记，乃抱儒释一致之思想；固未若顺治之能亲领禅悦；而其尊崇佛教，则犹先代之遗风也。
（丙）雍正帝之参禅
雍正帝于禅门，颇有造诣；自言得力于西藏喇嘛章嘉呼土克图；兹节引《御选语录》卷十八后序文于下：
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圣祖敕封灌顶普慧广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
帝之为此言，盖初时惟知从佛教经典上研求，而未知心性中向上之事，与一般学人所犯之病相同；及接近国师，而方能省悟也。帝曾于康熙年间；延禅僧迦陵性音，屡为结制；帝著力参究，偶有省悟；性音赞为大悟彻底；帝不自信，叩问章嘉；章嘉则不许之，更勉其进步。故帝于章嘉，极端信仰；称为证明之恩师。
帝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古来禅师语录中之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编为十九卷；名《御选语录》。而以自己与人问答言句，收录于第十二卷，颇多奇拔之语。兹录一二则于下：
众生不了，犹如小儿放风筝相似；随风放去，风定却复收来；收来放去，实同儿戏；何日是了期；所以古德每拈云：“脚跟下红丝断也未？”此语甚亲切；譬如风筝线断，纸鸢落在何处？参。学人初闻道，空境易，空心难；究竟则空心易，空境难；空境而不空心，到处为碍；空心而不空境，触途成滞；应知心外复有何物可空；物外复有何心可空；所以云：“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少有分别心，则非第一义；若不如是，必不能守。
帝于即位之后；又在内廷与王大臣参究禅理；集此等诸人之话录，亦为一编；名曰《御选当今法会》；附于《御选语录》之十九卷。
帝既喜研禅理，又极提倡净土；盖鉴于禅门空洞之弊，而欲矫正之，示学人以脚踏实地之修行也。其于净土祖师，特提莲池大师，以为模范；《御选语录》中，采其要语，别为一卷；帝自制序文有云：
达摩未刮粱土以前，北则什公弟子，讲译经文；南则莲社诸贤，精修净土；迨后直指心传，辉映震旦；宗门每以教典为寻文解义；净土为著相菩提；置而勿论；不知不觉，话成两橛；朕于肇法师语录，已详吉宗教之合一矣；至净土之旨，又岂有二；……曹溪十一传而至永明寿禅师；始以净土提持后学；而长芦北□诸人，亦作净土章句；及明莲池大师，专以此为家法；倡导于浙之云栖；其所著《云栖法汇》一书，皆正知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故择其言之融会贯通者，刊为外集，以示后世。
雍正帝之重要著述：有《御选语录》十九卷；及《拣魔辨异录》八卷；《御选语录》分正集、外集、前集、后集之四类；其正集中所采语录：为僧肇、永嘉觉、寒山、拾得、沩山佑、仰山寂、赵州谂、云门偃、永明寿、雪窦显、圆悟勤、玉林绣、筇溪森十三人；而以道教之祖师紫阳真人张平叔及自己所著《圆明居士语录》，加入之；外集则采《云栖莲池大师语录》；前集、后集，则采达摩以下历代禅师之语录；末卷更附刻当今法会；由此编次之意观之：正集中以张平叔，与诸禅师并列，以示紫阳之由道入释；于古代佛教中，特冠以罗什门下之僧肇，最后则又附入云栖，盖有调和教禅净三宗之意焉。
至于《拣魔辨异录》；乃为天童圆悟禅师之弟子法藏著《五宗原》，标立邪说，有背师旨；悟禅师曾有《辟妄救略说》以驳斥之；而法藏之弟子弘忍，复作《五宗救》一书，以回护邪说；故帝作此书，逐条驳正之；并将藏内所有法藏弘忍之语，及《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其所颁上谕有云：
法藏之言，肆其臆诞，诳世惑人，此真魔外知见；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复有《五宗救》一书；一并流传，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天下后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辟之者，有德无位，一人之言，无征不信；……朕为天下主，精一执中，以行修齐治平之事；身居局外，并非开堂说法之人；但既深悉禅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豫识将来魔患之深，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
帝盖鉴于明末禅门党同代异之弊，徒在知见上逞机锋，而忘却向上一著，故慨乎言之；观《御选语录·后序》中：性音劝帝研辨五家宗旨，帝谓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可知帝乃不承认有五家之区别；而主张五家一致之说者；其驳弘忍之五宗救，特就门户之见最甚者斥之耳。上谕又云：
粤稽三教之名，始于晋魏；后世拘泥祟儒之虚名，遂有意诋黜二氏；朕思老子与孔子同时；问礼之意，犹龙之褒，载在史册；非与孔子有异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数十年；倘使释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礼；……后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谓某为日，某为月，某为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碍之见；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处，喻三教之异用而同体可也；观紫阳真人之外集，自可无疑于仙佛一贯之旨；道既一贯，愈可以无疑于三教并行不悖之理；爰附及于此，使天下后世，真实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广大识见，朕实有厚望焉。
由上言之：可知帝更主张三教一致之说者；以《史记》孔子问礼于老聃之故事，引证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并引隋李士谦以佛比日，以道比月，以儒比五星之说而修正之；此亦宋明以来三教合一论之影响，而帝之主张，更为鲜明也。
（丁）乾隆帝之刻经事业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兴佛教，比诸唐宋开国时，亦无逊色。至乾隆帝则尽力于雕刻大藏经、及翻译国语藏经等，亦伟大之事业也。明万历十七年所刊大藏，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为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从事雕刻，即所谓龙藏是也。然清代雕刻藏经，在康熙帝时，已编集圆觉、金刚、楞严、维摩、仁王、楞伽、深密、涅槃、心地观、诸部般若等二十二经，在内府出版；此龙藏乃经始于雍正帝，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汇刻书目第十九册卷首释藏之夹注下，有云：“我朝维正十三年，特开藏经馆；收奇黜妄，整理编刊；命和硕庄亲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颁发各省寺院；诚巨典也。”此可以为证矣。
乾隆帝又以满洲语翻译《大藏经》；卫藏通志卷首载《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有云：
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已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夫耳顺古稀，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干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
乾隆帝为历代帝王中寿命独长之人；其订正《四库全书》，及国语翻译藏经，经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即六十二岁之时；《四库全书》，历十余年告成；翻译藏经、则费十八年之岁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帝年已七十九岁，其得意欣悦之情，可想见也。又云：
至于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
是盖说明佛教之第一义谛，本来空寂，超越于祸福之说；以祸福引诱众生，使之趋避，乃佛教之方便说也。又云：
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西藏）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
由此观之：乾隆帝以国语翻译藏经之本意，可知矣。盖自宋初仿唐制，设译经馆；历元及明，均以刊印大藏经，为国家事业之一；清室继之，而有龙藏之编辑，意在超越前代，夸耀后世也。然元世祖命八思巴，始创蒙古新字；至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召集藏蒙汉及西域学者，从西藏之大藏经，重译成蒙古文，称蒙古藏经；若清代无满洲语藏经，则视元为逊包；故乾隆帝汲汲图之，而有三方皆为臣仆，不可独阙国语大藏之言也。至于借翻译藏经希冀以国语普及中外人民，亦为彼大一统之梦想也。国语藏经有一百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帝曾命和硕庄亲王允禄，选择通习梵音之人，将全藏经中诸咒，详加订译；编为《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计八十八卷；附同文韵统六卷；字母读法一卷；《读咒法》一卷，共九十六卷。当时颁发京城直省各大丛林；今则皆已不存；惟北京之雍和宫及观音寺，各存一部；版藏内庭，亦已散失。近由居士徐文霨、蒋维乔、陈汝湜等发起，向观音寺借得原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流通。此四译对照之全咒，亦乾隆帝一大事业也。
（五）嘉、道以后佛教之衰颓
嘉庆、道光之时，国势中衰；当时佛教传承，亦无前此之隆盛；而一部分自命儒教之学者，又墨守韩愈辟佛之成见，尽力排击佛教；僧徒流品既杂，寺庙中几为游民托足之所；遂致自暴自弃，日陷于衰颓而不可挽矣。在此期间，有可注意之二事：即太平天国之排佛，及居士之勃兴是电。
（甲）太平天国之排佛
咸丰年间，洪秀全特起于广西；建立太平天国；以耶稣教为号召，自称上帝之第二子；对于异教，一切排斥；故无论佛寺道观及民间祠庙；师行所至，皆首先焚毁；神像经卷，破弃无遗；佛教上所受影响，殆匪细也。洪秀全以嘉庆十七年（1812年）七月，生于广东之花县；七岁入村塾；天资敏捷，酷嗜史学，对古今兴亡大事，辄具卓见，为一乡所惊；后应试不第；见清廷政治腐败，官吏之贪黩，民生之困穷，遂有革命之志。是时有朱九畴组织上帝会，谋兴复明朝；彼与冯云山同往师事之；九畴死，秀全被推为教主；事闻于官，逮捕颇急；乃入耶稣教，借为护符；寻往香港，受英国某牧师教，得为广西之传道员；潜与其地豪杰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结交。会广西大饥，群盗蜂起；啸聚之众，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各从事掠夺；秀全乘机与冯云山、杨秀清等，设立保色攻匪会；正在练兵集饷举旗兴师之时；秀全忽佯死，七日而苏；告其部众曰：“上帝召余，告以天下有大劫，命余出而平之；”遂造真言、宝诰，用作经典，俾众读之；且曰：“入我乡拜我者可无事；上帝即吾父，耶稣为上帝之长子，余则次子也。”众皆惊异，信以为真；归依者日众。
道光三十年（1850年），秀全在平乐府之金田县起事；清室以承平日久，将骄卒惰，皆不能战；太平天国之军，所至克捷；十余年间，奄有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浙江等省，占天下三分之二。以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太平天国元年；一月元旦，定都南京；秀全自称天王。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方覆亡。其间经过丧乱之时期，十五年（1876年）；占领地域，十余省之广；儿在斯地之佛教，皆根本摧灭无遗；即至今日，各省尚多有旧时名刹，未曾恢复者，是诚佛教之大劫也。
太平天国虽以耶稣教为门面，实则自有其信条：除前述之经典外，有所谓天条书之制定；强制军民，绝对信仰；其内容禁止崇拜邪神，奖励日曜礼拜，赞美上帝恩惠，并禁窃盗奸淫杀害等，刊行小册；颁布各军队及各宫官；使人人各手一册；军人入营后二十一日，即强制背诵；不能者杀无赦；其严厉如此。兹摘记《天条书》之项目如下：
（一）天条书（意即上帝尊崇沦）
（二）忏悔之规矩
（三）忏悔文
（四）朝晚拜上帝之仪式
（五）每饭感谢上帝之文
（六）遇灾病时求上帝救护之文（七）凡遇生产婚嫁等一切吉事时供物祭告之文
（八）建造房屋及其他土工时祭告之文
（九）升天（死亡）祭告仪式
（十）日曜日之赞美歌
（十一）平时遵守之十诫
观上戒条：已将人生之自胎生以至老死，一切规定于上帝信仰之下；禁止崇拜邪神，则凡我国自古以来之祖先鬼神，概在排斥之列；佛教之不能存在，亦固其所；受祸之烈，盖较诸往昔三武一宗之法难，有过之无不及也。
（乙）居士之勃兴
清中叶后，佛教渐衰；加以太平天国之到处摧残，东南佛法，不绝如缕；同治以来，所以能重整旧规而兴复之，驯致清末民初居士勃兴者；以数十年中，比丘居士，皆有杰出之人；提倡宏布，各尽心力故也。此事关系甚大，请详述之：
时则禅宗如金山、高旻、天宁等之唱导宗风，严整规模；能令人其中者，锻炼身心，变化气质；参方禅和，咸视为大冶洪炉。夫度牒试僧之制，废弛既久；更当大兵之后，削发披缁者，流品不齐；非用宗下恶辣钳椎，何足以祛旧习，振颓风；或讥其未免严酷，非知本之论也。故其有功佛门，实非浅鲜。虽表面上似于在家二众影响犹少；然如下述启发社会信心之诸师，皆自此中锻炼而出者；则饮水思源，即谓今日大多数居士，莫不受诸山之赐，亦无不可。
若就人言之，未易缕指；姑举其德望遍在人口者；有如赤山法忍、天宁清镕、鼓山古月，先主盘山后主留云之密融诸禅师；道高愿宏，随机接引，普及四众。复有台宗谛闲法师之师及师昆弟；大乱甫平诸山即纷纷聘请宏经；逮至谛闲法师，法事尤盛；大江南北，浙水东西，岁无虚席。贤宗月霞法师，亦复分途并进，大启讲筵。于是男女居士，慕道皈依者，遂如东风启蛰，逐渐萌生，以十就比丘宏法者言之也。
更有特出之居士焉；即江都郑学川、石埭杨文会是已；学川因发愿刻经而出家，号刻经僧。文会弛乱后经版无存，而梵册又不易请求披读也；因邀合同志，发起大愿，踵嘉兴藏式，专刻方册藏经；孜孜砣矻，抛弃一切世务，竭尽其精力资财而为之；数十年如一日。古德佚箸，更多方展转向日本购求而归；校刊流布。文会道德学问，既足起人信仰；又以经书购求之易，故在家者研诵益多；遂于民四民七，由旅居北平之居士，两次聘清谛闲讲经，开向来未有之例焉。（向来讲经，皆由寺院发起）
北平本来遭兵燹；彻悟禅师曾创红螺山道场；其后人复能遵守遗风于不坠。又有清一省元睹师，方便接引。居士信心，已有动机；迨两次宏经，清信之士，乃如萌芽之怒长。南方信士，原多于北；如狄葆贤已于光宣间，在上海创设流通处。继又创办佛学丛报；影响颇大。及北平两次宏经之后，上海众居士，亦接踵宏经。由是风发云涌，居士所立讲习之社，念诵之林，流通之所，莲蓬勃勃，遍及于黄河扬子珠江三流域，蔚成今日之气象矣。
一事之兴，必待众缘；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尝试论之：同治以后，若无金山诸寺，以培植本源；无禅讲诸师，以启导敬信；佛门早不堪问矣，何况居士。然若无方册经书之流布，使僧俗便于研读；又岂能有今日之气象。然则居士之勃兴，望前思后，此中关系，诚非偶然也。若上溯清初居士中最著者，则有宋世隆、毕奇、周梦颜、彭绍升诸人；可谓为近世届士之先导。今依次述其历史如下：
宋世隆，字文森，长洲人。年四岁，听父读《金刚经》，即能诵四句偈。既长，补诸生；年五十余，有疾；偶触《华严经》无著无缚解脱句有会；遂长斋断欲，日诵《金刚经》；月余，病起；中秋夕，见堂前角灯，光不透脱；不觉感慨，默坐参究；久之，忽汗下通身，胸中廓然；作偈曰：“主主宾宾无主宾，分明指点愈迷津；偶然风触灯中火，却遇当家旧主人。”...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