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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乡村建制的社
社是另一个官方建制。它虽然在事实上至少同保甲和里甲之一有某种关联，但是在概念上与两者都不同。在这里有必要扼要地解释一下社的组织形式和功能。
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的一个早期刊本，清廷在1660年（顺治十七年）采纳一项关于在帝国的乡村地区设置里社的建议。据说，毗邻居住的多少不等（在20户到50户之间）的人户构成一社，这样，每个区域的居住户，“每遇农时，有死丧病者，协力耕作”。该书在后来版本不再提到此事，但是许多地方志都记录了社在许多地方实际存在着，[42]这证明了17世纪政府的命令并非具文。
例如，《邯郸县志》（1933）引1756年版旧志，指出：“本县初有二十六社、四屯，后改屯为社，今凡三十社，每社各分十甲。”[43]《滦州志》（直隶，1898）作了类似的描述，指出1896年进行人口统计时，滦州“统计六十五屯社，一千三百四十七村庄。……通共七万五千六百九十七户，男女大小五十六万一千六百六十七口”。[44]《睢州志》（河南，1892）将当地的村庄大部分称作社，如梁村社、安乡社，等等。[45]同省的临漳县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该县的乡村地区划分为8个社。[46]
社也存在于华中和华南的省份。在湖北省一些地区，社显然已经取代了里，宜城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光绪湖北舆地记》，宜城县的乡村建制安排如下：[47]
译者按：据《光绪湖北舆地记》，西乡29村，南乡37村。
在光化县、竹山县和竹溪县也存在着相同的情况。[48]在华南地区，社出现在南海县和信宜县（均属广东省）[49]、同安县（福建省）[50]和南昌县（江西省）[51]。根据《南海县志》（1910），该县的乡村被划分为58个堡（不同于保甲之保），有些堡再划分为乡，另一些堡则划分为社。乡和社都再划分为村。《九江儒林乡志》（1883）就描述了九江（南海县的一个行政区划）的不同划分情况：在该堡，村被再划分为社。[52]在信宜县，社是都或乡的下层单位。[53]奇怪的是，在南昌县，社仅在市区存在，每个社均包括数量不等的图。[54]
以上的例子，说明社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追溯“社”的历史根源。“社”这个名词最早的出处之一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齐国致赠1，000个社给鲁国。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注释家杜预解释说：“二十五家为社。”[55]在隋朝（586——617），“二十五家为一社”，它主要是向土地神和谷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单位。[56]随着历史的发展，社获得了其他功能，在隋朝和唐朝，它同乡村的粮仓联系在一起，承担了赈济饥荒的任务；[57]这实际上是后来所有王朝的地方基层组织中非常重要的工作。[58]在元朝，社成为一个正式成立的农业事务的中心。1270年，忽必烈颁发《农桑制十四条》，要求农村中每50户组成一社，并任命熟悉农业的年长者担任社长，负责“教督农桑”，并指导社内居民的一般行为。[59]在明朝，社的规模又一次得到扩大，其控制乡村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强化。明太祖在1368年（洪武元年）岁末下旨，规定每100户组成一社，每社修建一个祭坛，作为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场所。他修正地继承了元朝的里社制度，命令华北地区的居民“以社分里甲”。[60]这种规定的确使社同税收组织体系联系在一起。1375年（洪武八年），他命令对参加社坛（即乡村祭坛）祭祀的农民，宣读“抑强扶弱”誓文；[61]通过大众的宗教，社成为皇家控制人民的工具。
以上，笔者用最简短的语言交待了社在清朝之前的历史演变情况。清政府所设想的社显然最接近于元朝的体系，即是说，它主要是一个提高或促进农业生产的组织。清代的社取得了一些其他功能，那都是它的前身在某个时期曾经拥有过的。例如，在广西贺县，据说社实质上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乡村组织。根据《贺县志》（1890）：
十家八家或数十家共一社，二、六、八月皆致祀，聚其社之所属，备物致祭，毕，即会饮焉。[62]
在山西省，社实际上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中心。1883年，张之洞（时任山西巡抚）的一份奏折载：
约查：晋俗每一村为一社，若一村有二三公庙，则一村为二三社。社各有长，村民悉听指挥。[63]
像明代一样，社更经常地与里甲结合在一起（因此被称为里社），成为税收体系中之一环。《祥符县志》（1898）的修纂者写道：“里甲：凡七十九社，雍正四年（1726）割去山东曹县新安社，实存七十八社。每里置经催一名，以督赋课。”[64] 在直隶邯郸县，社同样变成一个税收单位。1855年，知县卢远昌“逐社”仔细地查阅了税收登记簿，因此能消除此前盛行的“窜社跳甲”的弊端，也就是“社名在东而地在西者，社名在北而地在南者”。[65]在某些事例中，社事实上被当作与里相当的单位，例如17世纪的山东青州道[66]和19世纪的直隶抚宁县[67]。
同隋唐时期一样，清朝时期的社也同乡村粮仓联系在一起。关于社仓（社区粮仓），俟后讨论。
* * *
[1]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1935年版，第204页。
[2] China Review，VIII （1880），p.259.
[3] 萧一山《清代史》，1947年第3版，第103——104页。其他混淆叙述的事例见于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Dependencies （1908），pp.309-310；包世臣（1775——1855），《齐民四术》，卷四上，1a-b，《说保甲十一》；以及戴肇辰《学仕录》（1867）3/26引17世纪晚期杨名时的文章《为宰议》。
[4] 杜佑《通典》，3/21-23。
[5] 《清朝文献通考》，19/5024。
[6] 《周礼·地官·遂人》。《地官·大司徒》中描写了一个不同的行政组织体系。后代研究保甲组织的学者通常把这个制度的源头追溯到《周礼》，如《钦定康济录》，2/24a-30b所引。另外参见龚自珍《定庵文集》，1/90-91，《保甲正名》。
[7] 参见本章注6。这些组织体系虽然变化相当大，然而毫无例外的是，户（家）是地方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单位，除了一个例外，最小的行政单位都是由5户和10户构成的。
[8] 《管子》之《立政第四》《乘马第五》《小匡第二十》《度地第五十七》。〔编者按：萧氏原著中，本注与下注内容错置，今据文意校正。〕
[9] 秦朝到明朝的统治者所实行的组织结构，可参见治强《乡治丛谈》，《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1期，第59——65页。还可以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条；《钦定康济录》，2/24b-29a；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32）。
[10] 杜佑《通典》，3/23。
[11] 杜佑《通典》，3/23。该书说：“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三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坊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掌同坊正。”参看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第14页，引《唐六典》。
[12] 《宋史·兵六·乡兵三》，3/145。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第56页）认为，宋代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来源于著名的新儒家程颢的思想。程颢在担任晋城〔译者按：应为留城〕知县期间，建立了一种“保伍法”，规定居民力役相助，患难相恤。梁启超继续说道：“王安石因之，名曰保甲法。”事实上，宋朝政府所规定的保甲制度通常被称为“保伍”。见《续文献通考》，15/2901。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9页正确地指出，“保甲”这个名词在宋代首次通行，却难以界定其确切的内涵。就我们所知，这一困难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不同的名词经常用来指称同一项制度；其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名称是相同的或实质上相同的制度，却被赋予不同的职能，由于未能注意到这样的差异或不同，一些作者经常出现对保甲的混乱叙述。例如，Robert Lee，“The Paochia System，” Papers on China，III，p.195-206，就特别强调说：“保甲组织的主要职能实际上包括要求乡村政权承担的所有事情。”
[13] 参见王守仁（1472——1528）《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别录八·公移》中一系列关于“十家牌”的规约；《别录九·公移》中三件关于同一问题的告示。所有这些告示、规约都是在1517年至1520 年间发布的。王守仁在赣南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后来的保甲体系产生了某种影响。举例来说，清朝早期以努力发展保甲而著称的陈宏谋（1696——1771），在其著名的关于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从政遗规》（上卷，31b-32a）中，就引用了王守仁关于“十家牌制”的某些规定，并在事实上模仿王守仁的做法来建立自己的体系（上卷，33a-b）。
[14] 《大清会典》（1908），17/2a；《大清会典事例》（1908），158/1a；《清朝文献通考》（1936），19/5024；《大清律例汇辑便览》（1877），20/17b；《清史稿·食货志》，1/2a-5b。并见《户部则例》（1791），3/4a-10b，该则例对乾隆五十年（1785年）左右规模宏大的调整措施作了概括。《清朝文献通考》，21/5043描述了与此措施不同的规定。另一项叫作“总甲”的官方体系将在下章说明。
[15] 《南宁县志》（1852），4/2a。
[16] 《浏阳县志》（1873），5/3b，引旧志，年代不详。
[17] 刘衡（1776——1841）《庸吏庸言》，第88页以下。
[18] 《通州志》（1879），1/42a 。
[19] 《临漳县志》（1904），1/19a-28b。
[20] 《同官县志》（1944），18/4a，引1765年旧志。
[21] 《滕县志》（1846），1/2a。
[22] 《靖边县志》（1899），1/28a-29a。
[23] 黄六鸿《福惠全书》（1893），21/4a。
[24] 《滕县志》（1846），12/8a，引孔广珪于1836年至1838年间的陈述。
[25]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1897），28/32a，引冯桂芬1860年左右所写的一篇随笔。
[26] 《黎平府志》（1892），卷五上，77a-78b。〔译者按：“十一户”原书作“十户”，今据原典径改。〕
[27] 《南阳县志》（1904），3/20a-21a。有时，乡的地位为“路”所取代，比如在四川富顺县，每路下设数量不等的保，每保下设数量不等的甲。见《富顺县志》（1931），8/12 b-15a。
[28] 在保甲组织的第二次演变中，10户这一层级被称为“甲”而不是“牌”。这一变化的原因或许在于保甲体系和税收体系的混乱（或套入），因为税收体系中最低层的单位也称为甲。作为税收体系中的甲包括11户；在谈论里甲体系时就会看到。
[29] 《明史》，卷77：“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
[30] 《明史》，卷77。并参见《续文献通考》，13/2891和16/2913。
[31] 《明史》，78/13b。并参见《畿辅通志》（1884），96/20b-23b；《贺县志》（1934），2/16 b-18a，引1890年旧志；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75页。
[32] 例见《扬州府志》（1810），16/15b-16b。
[33] 《大清会典事例》（1908），257/1a；《清朝文献通考》，19/5024；《清朝通典》（1935年重印），9/2069。
[34] 正如其他地方指出的，这是一些历史学家作出混乱的陈述和不正确的推断的原因之一。
[35] 《大清律例汇辑便览》（1877），8/47a-48b 、20/17b 和25/99b-100a。
[36] 《容县志》（1897），9/2a。
[37] 《长宁县志》（1901），2/1b〔译者按：应为2/4b〕。
[38] 《贺县志》（1934），2/17b-18a，引1890年旧志。
[39] 引见织田万（Yorozu Orita）《清国行政法分论》卷一，第19——22页。〔编者按：《清国行政法分论》为《清国行政法》之中译本，编者未见。编者所见者为《清国行政法》（日文版共六卷，分为泛论两编和各论四编），以及中文版《清国行政法泛论》。上引文在第二卷《各论》第一编12页。见《清国行政法》，东京：岩松堂书店，1936。〕织田万根据这一情况正确地作出结论：“保甲则以稽查奸宄为主，里坊厢则以征收丁银为主。”〔编者按：引文参考中文本《清国行政法泛论》，东京：金港堂书籍，1909。〕
[40]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页。
[41] 最混乱的事例之一见《富顺县志》（1931，8/12a）：“顺治十七年（1660）令民间设里社，则有里长、社长之名。南省地方以图名者，有图长；以保名者，有保长。其甲长又曰牌头，以其为十牌之首也。……各直省名称不同，其役一也。”
[42] 织田万《清国行政法分论》卷一，第479页评论说：“该制度是以元朝的社制和明朝的里制为基础的……清王朝建立之初所确立的此种农业互助的里社制，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呢，还是后世皇帝都要遵循的永久性制度呢？目前尚不能解答此问题。查阅诸如《大清会典》和《户部则例》之类的典籍，发现自顺治期间确立里社制以来，并没有明确颁布诏令废除该制度。……或许，清王朝初期曾推行过此项制度……但随后自然放弃了。”〔编者按：织田万原文见《清国行政法》第二卷，第311页，“里社”条。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八：“（顺治）十七年覆准。设立里社。令民或二三十家、四五十家聚居。每遇农时、有死丧疾病者，协力耕助。”是该条资料一直在《会典事例》中存在，并非只在早期版本中存在。〕
[43] 《邯郸县志》（1933），2/7b。
[44] 《滦州志》（1896），13/12a-50b。抚宁县和保定府（均属直隶）存在着类似情况。见《抚宁县志》（1877），8/15b；《保定府志》（1881），24/1a。
[45] 《睢州志》（1892），2/13a-19a。
[46] 《临漳志》（1904），1/29 b-30a。
[47] 《湖北通志》（1921），34/1401。
[48] 《湖北通志》（1921），34/1042，引《光化县志》；34/1045-1046，引《光绪湖北舆地记》。
[49] 《南海县志》（1910），卷三。
[50] 《厦门志》（1839），2/20b-22a。
[51] 《南昌县志》（1919），3/1a-2a。
[52] 《九江儒林乡志》（1883），1/2b。
[53] 《信宜县志》（1889），1/1a-b。
[54] 《南昌县志》（1919），3/1a-2a。
[55]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H.G.Creel（顾理雅）对“社”的宗教意义这样解释：“在把国家当做统治家族世代相传的财产的情况下，宗庙就象征着国家。但是，国家也被视为领土的统一体即‘祖国’，就此意义来说，其象征就是被称之为‘土地庙’的社。起初被献祭以求丰收的对象只是长出庄稼的土壤；在遇到干旱时，人们认为向土地献祭，天就会降雨。没有某种象征是难以向土地献祭的，这种象征就是土堆。一开始可能是自然的土堆，但随后每个村庄都会搭建起这样的土堆。由于它们象征着小地方的土地，因而成为各个社区宗教活动的中心。”Birth of China（1937），pp.336-337.
[56] 《隋书》，7/10b-12b。
[57] 《文献通考》，21/204。
[58] Wittfogel（魏特夫）和Feng Chia-sheng（冯家昇）合著的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p.379：“这种粮仓（义仓）是与所有地方公共事务举行的中心即乡村祭坛（社）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组织。”关于地方粮仓的讨论，见第四章。
[59] 《元史》，93/3a；《续文献通考》，1/2780。
[60] 《明史》，77/4a。
[61] 《续修庐州府志》（1885），18/9b；或《洛川县志》（1944），13/2a，引1806年旧志。“抑强扶弱”誓词这样说：“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如能改过自新，三年之后，始许入会。”
[62] 《贺县志》（1934），2/10b，引1890年旧志。〔译者按：“十家”原书作“七家”，今据原典径改。〕
[63]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14a。
[64] 《祥符县志》（1898），8/34a-b。
[65] 《邯郸县志》（1933），2/8a。
[66]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1/13b。山东青州分巡道周亮工1663年曾经指出：“至于一社之中有一社长，即是里长，每甲各有一甲长。”
[67] 《抚宁县志》（1877），8/15a〔译者按：应为8/15b〕。修纂者在该页指出：“（抚宁）原设二十一里，今止十二社五屯，共存一十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