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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环境
印度是亚洲南部的一个大半岛，突出在阿拉伯海与孟加拉湾之间，半岛北面又有喜马拉雅山阻隔了它与大陆的联系，因此，西北角的山隘乃成为古代印度与外界交通的孔道，同时也是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通路。
半岛南部为德干高原，高原北面横亘着文底耶山，半岛中部及北部的一部分地区为平原，有恒河和印度河流贯于其间，恒河、印度河皆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分东西向流入孟加拉湾与阿拉伯海，两河流域地方土地肥沃，特别是印度河上游五大支流的地方，这块地方在印度历史上称之为“旁遮普”（Puujab），意即“五河之地”，是古代各小国争战最激烈的历史舞台，也是外族侵入后最先攻占的地方。
印度处在热带半热带的有季节风雨的地区，全年可分为两大季节，每年六月至十一月为雨季，在这时期，带雨的风从西南海上吹向半岛，半岛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之皆有大雨；自十二月至五月又为一季，此时风向已转为东北风，半岛大部分地区亦随之转趋凉爽干燥。但是半岛西北部却比较特殊，那里不受季节风雨的影响，因此冬季多雨，夏季反而燥热无雨。
在印度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流露着一种对自然的恐惧意识，因为古代印度居民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可怖的威力，比较其他地区的人更为深刻。印度地方在雨季当中常有热带风暴发生，当此之时，狂风暴雨数日不停。同时，洪水经常暴发，引起河决，水灾乃遍及于整个平原地带，雨季过后，旱灾蝗灾又相继而来。此外，印度在古代是个遍布热带森林的地方，这种热带森林生长得非常迅速，林木密结成为一个整体，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进行着人与森林争夺土地的斗争，森林中的毒蛇猛兽又始终是绕林而居的古代印度人的最大威胁，加以热带疫病在这里非常流行，特别是恶性疟疾，在印度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很多就是祈祷疟神不要光临的诗篇。
大自然的毁灭力量给予古代印度居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人还无力战胜自然控制自然之时，这种恐惧情绪自然地表现为宗教性的崇拜，将各种自然现象人格化、神奇化起来，想象它为各种的神，于是出现了各种神话和传说。到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恐惧意识首先为统治阶级中的教士所利用，故意制造出种种的鬼神故事和解免灾祸的办法，以求达到他们在经济上剥削人民，在精神上统治人民的目的。宗教迷信一向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有力武器，而在印度又因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特殊恐惧，使得印度的统治者有可能将这种由恐惧而发生的迷信崇拜有意识地发展得特别高，以致影响到以后印度的意识形态中。
二、国名
印度从古至今始终没有一个概括整个印度半岛的名称，“印度”这个名字是波斯人首先称呼起来的，因为印度河邻近波斯，波斯人乃以河的名字称印度北部和中部地方为“印度斯坦”（Hindustan）这个名称后又传至希腊、罗马和中国。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写作“印度”（India），欧洲各国文字亦沿用此名。中国在汉时译为“身毒”，隋唐作“天竺”，宋时始作“印度”。
在印度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一名王名婆罗多，因此也有人称印度为“婆罗多”国（Bharata-varsha）。一九四九年印度独立后，正式规定以印地语为国语，正式国名称为“婆罗多”。但十五年间印度官方使用的语言和外交上使用的语言仍为英语，而在用英语时，国名仍称为“印度”。
三、身毒时代
根据印度古代的传说和地下发现的材料来推断，最早在印度北部活动的有三种人，这三种人我们分别称之为土人、达罗毗荼人（Dravida）和蒙古利亚人。
土人和达罗毗荼人都属于澳大利亚种。不过，土人开始进入印度的时间较早，而且人数很少，文化程度很低，始终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达罗毗荼人约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也可能在四〇〇〇年）左右自西北方进入了印度，以后又逐渐从印度西北部繁衍到印度北部的全部地区。蒙古利亚人与达罗毗荼人先后同时，亦从东北方进入了印度，他们人数不多，可能是自现在西藏地方越过喜马拉雅山进来的。这三种人进入印度后系以达罗毗荼人为主在印度北部建立了国家。身毒时代的历史，实际就是达罗毗荼人的历史。
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在印度河流域发掘出这个时代的三座古城：在印度河上游，今旁遮普地方发现了古城哈拉伯（Harappa），在印度河下游，今信地（Sind）地方发现了古城谋痕犹达娄（Mohenjo-Daro）与旃都达娄（Chandhu-Daro）。根据三城所在的地层情况可以推断其存在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不过，城市遗址及城中发现之器物、工具、文字显示当时的生活方式已相当复杂，文化已达到相当高度，这种现象必然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推论可能在公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他们已出现了阶级国家。
这三座古城在各方面都很相似，是属于同一文化的。并且三城都是经过设计的城市，街道方正，建筑整齐，显然在建造时有通盘计划，当是身毒时代晚期的城市。建筑材料主要是用窑砖（这是今日所发现的最早的窑砖），极少用木料和石料。
三城中以谋痕犹达娄保存得最完整。全城面积约一平方英里，城内有两条正街，宽度皆在三十英尺以上，旁街宽度平均也有十五英尺，路面皆为泥土压成。城内最大的建筑物是一座大浴室，长一百七十英尺，宽达九十英尺，猜想此浴室可能有宗教上的用途。一般住宅都是楼房，高三层或五层，其中大者都有浴室，小者则无浴室。居宅建筑上的特点是无窗。宅内都有砖彻的水井，并有系统完备的排水设备。值得注意的是正街两旁的房屋，就其建筑形式看来，显然是许多商店。
城内未发现人的骨骸。就发掘出的各种器物看，其中有各式农具，可见农业在当时已占很重要的地位；有手工业制造方面所需用之各类工具，可见已有从事各种手工业制造的工人；此外，还有一些与商业有关的度量衡，以之与商店建筑互相印证，可见当时商业已相当发达，城市已成为交换的中心，聚集了许多商人。
在种植物方面：发现有麦、枣以及各种瓜类，并且发现了棉花，由此证实了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植棉的国家。牲畜发现有牛、水牛、绵羊、山羊、猪和象。家禽有鸡，手工艺品中有陶器，其中有素陶与彩陶；纺织品发现有纱，也有布；各种金属器物，有红铜、锡、铅、金、银制品，此外，还有青铜器。由其制作技术之精良可看出是青铜器晚期的产物；并发现有河船与海船，可见当时已能至海上航行。
发掘出的器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玺印，这些玺印上刻有各种动物形象及文字，文字可惜今日还无人能读，另外还发现了许多赌具——骰子和赌盘，这两种发现足以证明当时文化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度。
当时已出现了宗教组织和教士，因为就发现的许多青铜与石的雕像看来，其中有些人像形体颇为怪异，是一种想象之作，显然是各种神像。
以上各种发现，反映了当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从商店数量之多、手工艺品制作之精美以及文字与赌具之发现来看，可以想见当时生产已相当发展，已有许多可供交换的剩余生产品。大城市既然是当时交换的中心，地方性的交换当更为发达。同时，从居宅建筑的种种差别上也可以看出阶级分别已确立了，复杂的政治组织也已建立。结合以后印度历史的发展情况来推断，此时印度当是奴隶社会。
这些城市到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都被毁灭了，毁灭的原因尚不可知。不过，从其遗址上并不能看出有自然灾害侵袭的痕迹，一定是因为受到外来的人为的暴力摧毁之故，而这个外来的暴力就是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自西北部侵入了印度，当时他们还是一些文化很低的部族，其生活还是以畜牧为主，农业为副，自公元前二〇〇〇年至一〇〇〇年间，先后共有五批雅利安人分别进入了印度，他们自印度西北部逐渐向东发展，最后分布于北部的全部地方。
“雅利安人”一字在古代印度欧罗巴语中意为“贵者”（统治者），这是那些侵入印度的印度欧罗巴人在其征服了印度当地的居民之后用以自称的名字。由于他们进入印度时，已从亚洲西部文化较高的印度欧罗巴人那里接受了铁制兵器和骑马作战的技术，因此能够很快地战胜并征服了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的征服手段是异常残酷的，在早期梵文中达罗毗荼人写作“dasa”（阳性字），意为“敌人”；或是“dasi”（阴性字），意为“奴隶”。由此可见在其进行征服的过程中，达罗毗荼人的男子皆被雅利安人当作敌人杀死了，女子则被变为奴隶。达罗毗荼人在当时虽曾经激烈地抗拒这些入侵的“野蛮人”，但最后还是失败了。结果，一部分达罗毗荼人被雅利安人征服了，其余未被征服的也被迫向南逃迁。因此，直到今日达罗毗荼人仍集中于印度的中部和南部。
四、吠陀时代（公元前一五〇〇——公元前八五〇年）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逐渐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的时候，最先进入印度的一批雅利安人已开始定居下来，已以农业为其主要生产。他们在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基础上重建了奴隶社会。
从雅利安人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他们的宗教经典）————《吠陀经》中看出，此时在雅利安人的社会中已出现了严格的阶级差别，出现了四个种姓：第一种姓称为刹帝利（武士），他们是政治上的贵族；第二种姓称为婆罗门（僧侣），他们是宗教上的贵族，利用他们在宗教上所具有的势力与刹帝利合作，共同统治人民；第三种姓称为吠舍（庶民），包括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第四种姓称为首陀罗（奴隶）其具体身份不清楚，还不能断定他们是属于国家的奴隶，抑是属于个人的奴隶。四种姓中的前两种姓都是雅利安人，吠舍种姓就理论上讲也是雅利安人，不过实际上包括有投降雅利安人或未被雅利安人杀死的达罗毗荼人。首陀罗则全部为达罗毗荼人。种姓之间的人固然身份上有高低，但还有许多不在种姓之内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比首陀罗还要低下，从事一些极为卑贱的工作。这些贱民最初可能是一些文化很低的土著部族，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未把他们包括在种姓之内。种姓的分别，实际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分别：刹帝利和婆罗门是统治者，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则是被统治者，“种姓”（varna）一字，梵文原意为“颜色”，因雅利安人肤色较白，达罗毗荼人肤色较黑。所以，最初是按皮肤的颜色来分别种姓的。而皮肤颜色的分别实际就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分别。
在吠陀时代初期，种姓之间的划分并不太严格，在刹帝利和婆罗门种姓中也有混血的情形。之后，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逐渐尖锐化，种姓制度遂日益严格起来，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社会阶级制度。
在吠陀时代的六百多年中，我们既不知道一个历史人物，也不清楚任何事故发生的年份，仅能自《吠陀经》中大致了解到当时雅利安人的政治社会发展过程：在雅利安人初入印度之时，还维持着原有的氏族组织形式，以氏族和部族为单位，各自征服当地的人民，占有当地人民的土地。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后，雅利安人始成为土著，定居于一定的地区，开始对当地人民进行统治与剥削，他们原有的氏族组织也就逐渐复杂化变成维持其政治与剥削的国家组织。在此时，原来雅利安人的氏族成员也开始分化，一小部分变成统治者————刹帝利与婆罗门，而绝大部分成为被统治的劳动者————农民（吠舍）。雅利安人新建立的许多小国出现了。这些小国间并不断发生混战，彼此攻并。
与此同时，在生产力方面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农业已成为雅利安人的重要生产，畜牧业渐居于不重要的地位。根据《吠陀经》的记载，最迟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雅利安人已知使用铁制农具，有了铁犁。铁犁的出现必然会引起生产上的长足进展。
此时，雅利安的宗教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最早的经典是《吠陀经》。《吠陀经》共有四种：《黎俱吠陀》（Rig-veda），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前已完成；《娑摩吠陀》（Sama-veda）、《夜珠吠陀》（Yajur-veda）与《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都是赞颂祈祷神明的诗歌。《夜珠吠陀》中除诗歌外还有部分记述宗教典礼的散文。《阿闼婆吠陀》则全为巫术咒语。
婆罗门教中最重要的神祇为“天神”（Varuna）、“大力神”（Indra）、“火神”（Agni）和“酒神”（Soma）。其中大力神和火神是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才开始重要起来的。因为印度的可怖的风暴与森林自燃景象都是雅利安人所未经的，于是象征着暴风雨和火的大力神和火神乃变为最受尊崇的对象。
五、列国时代（公元前八五〇——公元前五五〇年）
在列国时代的三百年当中，印度的政治局面与前一个时代基本上是相似的，仍继续着列国并立、互相混战的局面，其间胜负经过虽皆不可知，但是，总的趋势是由分散走向统一，因此就在混战和兼并中小国逐渐被吞并，而出现了几个较大的国家。
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向上发展的结果。首先，由于铁制农具————特别是铁犁的使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时期开始使用），生产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伴随着生产的提高而来的是交换的增加，商业交通亦因之发展起来，各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加强了，因而在政治上也开始要求走向统一，以求适应这种日益发展的经济趋势。最初，这种统一还是通过了军事征服来实现，也就是在上述的兼并战争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但是，这种局面之能以固定下来，除了上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外，直接的政治上的原因就是因为随着生产的提高，统治者的剥削所得也增加了，他们以剥削所得的一部分作为维持其统治的用费，使得任何一个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小国的国家统治工具加强了，有可能统治日益广袤的领土，因而，军事征服的成果也就被巩固下来。
传说此时在印度中部、北部和西北部曾有过十六个比较重要的国家，这十六个国家有些是君主国，也有些是共和国，到列国时代晚期则有四个国家先后强大起来。先是恒河上游的科娑腊（Kosala）强大起来，继而在恒河下游又有摩揭佗（Magadha）兴起，灭科娑腊，最后统一了印度北部。同时，在印度西北部也有犍驮罗（Gandhara）兴起，当其极盛之时，势力曾超出今日印度的疆界，直达到阿富汗的南部。在印度中部，阿宛提（Avanti）亦开始强大起来。
列国时代晚期，印度第二次有了文字。因为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摧毁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达罗毗荼人的文字亦随之湮没，此后，印度曾有一千余年没有文字。到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始有达罗毗荼人自巴比伦学来流行于当地的一种闪族的字母，以之拼写出达罗毗荼语。最初这种文字只应用于吠舍种姓之中，又经过数百年，这种字母才为雅利安人所接受，以之拼写出雅利安人的语言，即早期的梵文。再后，这种字母又通过佛教而传入锡兰、缅甸、暹罗与西藏。
同时，在列国时代晚期印度开始有了哲学。印度早期的哲学思想最先出现在两类宗教书籍中：一类是《梵典》（Bramana），这是婆罗门人所写的注释《吠陀经》的书；一类是《乌帕尼娑》（Upani-shad），这是一种依据《吠陀经》来解释自然现象及社会事物的神学推理的书。这两种类书出现于公元前六〇〇——公元前五〇〇年间。其中心思想是“轮回”与“业缘”，就是说一切生物包括神在内都要不断地生死轮回，而其所以要轮回则是因为有“业缘”之故，这就是说一切生物在今生所造下的善恶因素（业），将决定其来生的结果（缘）。今生结下的“业缘”，经过“轮回”报应于来生。
宣扬这种思想，目的就是要令人安分守己，安于天命，不行非分之事，不作非分之想，无视今生的一切痛苦，因为所谓“善”“恶”的标准，就是已经成为事实的阶级统治的秩序。这纯粹是统治阶级进一步麻痹人民的精神武器，企图以这种思想来加强他们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
六、大战时代（公元前五五〇——公元前三二一年）
到大战时代，印度政治上走向统一的趋势更加显著，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日趋激烈，小国多已被吞并。不过由于印度缺乏历史记载，因此，各国之间所发生的战争的前后关系尚无法了解。
根据其他国家的记载知道印度在此时除内部进行着混战外，还曾发生过两次外族入侵的事件。第一次波斯王达拉雅夫一世（Darayarus I）的入侵。波斯军队一度占据了印度河上游犍驮罗地方，并曾派人自印度河上游下航至海中探测。但不久，即因其国内发生内乱而撤军。这次入侵的经过，仅见于波斯史书中，时间约为公元前五一七————公元前五〇九年。印度对此事并无任何记载。
第二次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入侵（公元前三二七——公元前三二五年），此次入侵始末也只见于希腊记载。亚历山大曾经征服了印度的西北部，占领了整个旁遮普地方。公元前三二五年亚历山大撤退出印度后，仍留有少数军队驻守。
亚历山大大军于公元前三二六年二月渡过印度河，这是印度史上知道确切年月的第一次事件。
亚历山大侵入印度之时，摩揭陀国仍很强大，但因其国在印度东北境，所以未曾与亚历山大发生正面冲突。到亚历山大大军撤退后，摩揭陀国内新兴起的孔雀王朝组织了一支大军与希腊驻军作战，结果将希腊军队全部逐出印度，并在公元前三二一年统一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建立了摩揭陀帝国。
在这个时期，印度哲学继续向前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初次出现了各种反映人民意识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当时时代条件的限制，各种哲学思想的派别都不免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以它们往往以各种宗教派别的形式出现。在各派之中以耆教和佛教这两派对后世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佛教，其影响之地区又远超出于印度以外。
耆教，或称“耆那教”（Jaina，耆那意为圣人），其创始人为大雄氏（Vardhamana Mahavira，？——公元前四七五）。耆教的教义主要是从反对《吠陀经》和婆罗门出发的。它否认《吠陀经》的神圣性，认为人人都可以研读《吠陀经》。同时，它否认种姓上的差别，认为任何种姓，即任何阶层的人都有可能在个人进行自我人格修养的基础上，修行成为圣人（耆那）。这种说法，实际上等于否认了婆罗门人在宗教上的特殊优越地位，并企图从理论上推翻婆罗门人对人民精神上的控制。但是，在另方面，耆教徒却认为在一切行业中只有工商业才是最高尚的工作。因此，他们特别提倡工商业。由此可以看出，耆教运动是代表城市中上层工商业者的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的群众基础狭窄，所以发生的影响不大。到以后这个运动更为城市中的大商人所把持过去，其信徒渐渐地不屑于从事生产劳动，而专以放债为生，变成一些高利贷者。
佛教（Buddha），亦称浮屠教，其创造人为乔答摩（Gautama），又称释迦牟尼（Sakyamuni，公元前五六三——公元前四八三年）。“释迦”为其氏族之姓，“乔答摩”为其家族之氏，“牟尼”意为“修道成功之人”。他原来出身于统治阶级，为喜马拉雅山麓一个小城的城守之子，在其青年时忽然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地位出家去求真理。其间经过许多波折，最后在森林中苦修了几年后，宣称了解了人生的真谛。他自己曾在中下层种姓中宣传他的教义，并且组织了许多团体——僧迦（sangha）到各地传道。
释迦牟尼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佛教的思想体系，是从当时存在着的严格的“种姓”制度出发来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从这种思想中可以看出：在消极方面，他否认了存在着的种姓制度，提出“众生平等”的口号，就是认为任何人都有可能修执成为“阿罗汉”（arhat）——佛教最高理想的人格，这就意味着种姓制度并不是决定人们贵贱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同时，修执成为“阿罗汉”又完全要靠自己个人的努力，而不能依靠任何神的帮助，这也就是说求神的帮助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虽然没有直接否认了神的存在，但是他却认为“阿罗汉”是比神更高的人格。这样，等于否定了当时为统治者用来威胁人的各种神的可怖威力的不可克服的至高无上性。在积极方面，他以为任何人在今生都有可能成为“阿罗汉”，也就是都有可能修行成“佛”而进入佛教最高理想的境界——涅槃（Nibbana）。进入涅槃的人，就可以超脱轮回，不再像一般人死后那样，要经过轮回，重新去经历人生的痛苦，这是针对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教义而提出来的主张。它否定了原来依照统治阶级的“善”“恶”标准来进行轮回的不可避免性，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意识的思想，它不能不取得当时社会多数被统治阶级的信仰，并成为他们推翻原有统治者的有力的理论根据。
佛教思想产生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从佛教思想产生后印度的历史发展情况看来，佛教思想所代表的是当时社会上新兴起的一个阶层的思想，这个阶层就是那些自吠舍种姓中分化出来的新兴的地主商人。他们在雅利安人统治印度的一千年间，已逐渐在经济上具有了相当势力，因此他们要求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佛教思想正是反映了这些新兴地主商人的这种要求，从理论上否定了原来统治阶级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佛教思想与耆教思想的不同，就在于佛教的全部思想不仅只反映了当时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新兴地主商人的一时要求。而且，它那些一般性的口号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还符合了其他所有当时或以后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人，也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愿望。因此，当时它的群众基础比较耆教宽广得多，并且也是它能够流行久远的一个根本原因。
当佛教思想兴起之际，摩揭陀正是印度北部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摩揭陀王曾抱有统一的野心，但是，为了击败各国中的旧的统治者————刹帝利与婆罗门人的势力，摩揭陀王就必须争取各国中其他的势力来支持他，各国中出身于吠舍种姓的新兴地主商人阶层，正是这样一个能够为他所利用的具有实力的新的实力集团，而当时这个代表新的经济形态————封建的经济形态的新兴地主商人也正要求推翻原有统治者以取得政权，并通过政权来扩大其经济上的利益，因此，他们也愿意支持摩揭陀王来统一全印度，从而实现他们的要求。
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的历史条件下，代表新兴阶层反对旧统治者的佛教思想，乃成为这个时期中反对各国原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因而大大的帮助了摩揭陀王的统一事业的进行。佛教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摩揭陀王和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所提倡和宣传，而逐渐走上了它的极盛时代。
到摩揭陀王实现了统一全印度的事业，建立起了一个印度史上空前强大的帝国之后，佛教乃在实际上成为了帝国的国教，并且在新的统治者有意识地利用之下，在印度国内逐渐变质，失去了它原有的革命意义，而成为帝国向外扩张及对内进行剥削的护身符。
七、帝国时代（公元前三二一——公元前二六年）
公元前三二一年，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创业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公元前三二一——公元前二九七年）取得了国内和各国中新兴地主商人的支持，驱逐了希腊驻军，并且摧毁了社会上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也就是摧毁了原来雅利安人所建立的许多小型的奴隶主国家，统一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建立起了一个封建大帝国。帝国首都仍建立在其旧都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今帕特那（Patna）。
帝国在军事上非常强大，它拥有一支包括有九千头象组成的象队，和三万骑兵，六十万步兵的大军。
帝国创业王的首相旃那迦（Chanakya，或名廓提腊Kautilya）曾经写过一本书————《政务书》（Arthasastra）。这本书虽然经过后人加以增删，但是存留于后世的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旃那迦的根本思想。根据这本书，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帝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
印度在佛教开始兴起到摩揭陀帝国成立这一段时期中，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政务书》中所记载的帝国初期政治经济上的一些情况中，可以看出印度到此时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因为《政务书》中所讲到的各种剥削人民的方法（主要是对农民的剥削方法）完全是封建式的一种剥削方法。同时，《政务书》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怎样来榨取压迫奴隶，由此可见从佛教开始兴起到帝国成立的二百年间，是印度从一个不是高度发展的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这样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帝国成立同时也就表明了封建社会的确立。
可以这样说，印度的封建社会萌芽于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后，而到公元前三二一年已完全确立。
《政务书》中讲到国家的最高目的有四个：（一）征服邻国，扩充领土；（二）保有已经征服的领土；（三）增加国内的财富；（四）享受国内的财富。根据以上四个目的，政府制订并实行它的对外和对内的政策，在对外方面主要是用战争和外交来达到其扩充领土的目的。它提倡在外交上使用高度的阴谋与欺诈的手段。在对内方面也采取各种办法来剥削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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