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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人民，搜刮财富。政府设立各种行政机关，管理监督各地人民的经济活动。因为农业生产是财富收入的根本泉源，所以政府在人民的各项经济活动中特别注意到农业，对于每个农民的收入都有精确的调查，结合其他方面的记载知道当时一般农民要以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来纳税。此外，政府还采用了许多特别的“征收”方式来占有人民的财富，在《政务书》中讲到有几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对法律习惯不予保护的异端者和无家人保护的富孀平时多加监视，以便相机掠夺其财产。第二种办法是鼓励盗寇抢劫商人和富户，待其满载而归的时候再下手将其捕捉，没收其全部赃物。第三种办法是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各种神道显灵的谣言，引诱善男信女对寺庙多加布施和贡献，然后，政府与寺庙平分所得利益。其他方法还有使用侦探来刺探人民的秘密；或是利用人的弱点，故意布置圈套，或是派人在人民中间挑拨是非，造成纠纷，然后由政府对之加以罪名，没收其财产。
《政务书》中所讲到的各种方法，都曾经为帝国中央政府官吏和地方政府官吏所奉行。
《政务书》中所显示出的明目张胆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压榨人民的统治方法赤裸裸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本质，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各种设施和国家工具的最后目的就是剥削。在这方面，印度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而已，其他各国从古至今的统治阶级其本质也无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帝国时代开始大盛。帝国的王公贵族几乎人人都信佛教。他们同时也宣传鼓励人民信仰佛教。佛教在当时等于是帝国的国教。从这点，我们可以了解印度统治阶级有两套统治方法，一套是在他们自己内部运用的，就是《政务书》中所讲的那一套政术。另一套是在人民中间运用的，就是宗教————佛教，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有作用地在帝国内部推行佛教，因为佛教不但有利于帝国内部的统一及帝国的内外发展，而且他们还可以利用佛教中出世思想的一面转移人民当前的视线，从而掩饰了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更便利了他们对人民的榨取。
关于帝国的工商业方面的情况，《政务书》中记载不多，只知当时主要的输出品有药草、毒药、香料、珠宝、织绣品和各种金属（铜铁金银）器具，并且有很好的钢铁制成品输往波斯以西各国，虽然在此书中没有关于工业的技术发展情况的记载，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当时手工业已相当发达，手工生产技术已相当高，并且已经能够制造比较大量的钢铁了。关于印度在帝国时代已能生产较大量而且较精良的钢铁的事实，在中国、希腊及西方各国的史书中也有记载。
关于商业方面没有具体记载，但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一种对商人不利的宗教政策开始萌芽。统治阶级中有一些人假借宗教上的某种说法为根据，宣传印度人特别是属于前三个种姓的人不能出海，如若出海，即将丧失其种姓身份。这种说法的出现反映出来帝国内部统治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商人之间的斗争。在摩揭陀统一印度的过程中，新兴的地主商人曾一度联合起来，支持了摩揭陀王的统一，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建立起代表新兴地主商人利益的摩揭陀帝国。但是，在帝国基础已经巩固之后，新兴的地主与商人之间却又发生了斗争，由于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以及在封建经济形态确立后，由于地主在经济上要求巩固稳定的小农生产，乃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出这种说法来限制海外商业的活动，也就是限制了商人势力的发展，在这次斗争中，商人势力终于被压抑下去。此后，新兴地主阶级乃成为帝国最主要的当权阶级。
印度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商业手工业一向不太发展，因此，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地主阶级在国内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势力大大地胜过了商人，所以地主能战胜了商人。但从这时起，由于这种符合于封建地主经济要求的宗教禁忌的影响和当权的地主阶级的公开压抑，以致更加阻碍了印度的商业与手工业的向前发展。
在摩揭陀统一印度建立起帝国的过程中，佛教曾发生过一定的作用。因为种姓制度在国家出现后已有的社会阶级之上又加上了一种人为的划分，以致造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日趋分裂。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则便利于社会各阶层的联合，也就是便利于摩揭陀的统一，并巩固其统一。因此在帝国成立后，孔雀王朝更加提倡佛教。此时佛教不但成为帝国加强其内部统一的有力工具，而且又成为其向外扩张，征服其他地区的有效的精神武器。
孔雀王朝各王中提倡佛教最久的是阿育王（Asoka，公元前二七四——公元前二三六）。他在位时间是帝国的最盛时期，当时帝国的疆域曾包括有德干高原北部，阿育王最初实行以武力征服的政策，但是施行的结果，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因此他很快地就改变了原来的政策，开始以佛教来补偿武力之不足。阿育王自己曾舍身出家，以示提倡佛教。他在各地建竖佛塔碑石，并派大批僧侣到帝国以外各地方去宣传。这些僧侣传道所至的地方范围极广，向南，不仅到达了印度南部全部地区，并且过海到了锡兰岛；向西，过印度河进入了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甚至到达了叙利亚；向北，到达了中亚和今日中国的新疆，后来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就是自中亚一带传入的。这样，帝国武力所不能及的邻国和帝国控制力量薄弱的边区，都得以借佛教的思想传播渗入了它的发源地国家的政治影响。因此，阿育王时代是佛教的极盛时代，而佛教的极盛时代，也就是帝国势力最稳定的时代。
但是，佛教在帝国时代逐渐发展到极盛的过程，也就是佛教逐渐变质，成为新政权的统治工具的过程。在佛教初兴起的时候，它虽然是代表当时新兴的地主商人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的一种运动，不过它也符合于当时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的广大人民的要求，因此它还不失为是一个人民运动。但在新兴地主商人支持摩揭陀王国统一印度的过程中，随着新兴地主商人之掌握了政权，如前所述，佛教的作用也就开始变质。因此，在其教义方面也开始有了改变。
释迦牟尼创始佛教时虽未否认“轮回”“业缘”的说法，但重要的却是以为任何人都能依靠自己的修持达到超脱“轮回”与宇宙化为一体的境界。佛教思想最初反对婆罗门教教义的革命意义就在此，而到此时，“轮回”说又开始被提倡起来，如在阿育王所竖立的碑石上刻的经文多是劝人安分守己，多积善业，以求来世的内容。佛教到此时在印度境内已完全丧失了它的积极意义，而成为了麻痹人民思想意识的统治工具。
八、帝国时代的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在摩揭陀帝国成立之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以前，当有一相当发展阶段。但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因而无法推测其具体的发展过程。不过，根据帝国时代的炼钢情况及其他自然科学所已达到的水平，可以推知这些成就当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帝国时代最重要的科学是数学。根据最早的记载，知道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印度已经有了几何学和四则，不过在四则中，只有加减乘三则特别发达，印度数学对以后世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重要的有下几种发明：
（一）数目字。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印度已发明了一种很简便的数目字，这种数目字以后愈益简化，到公元后三世纪已经近似现代数学上所用的数目字了。到中古时代，阿拉伯人建立了伊回帝国，势力向东发展与印度接触后，印度的数目字为阿拉伯人学去，经由中古回教世界而传至欧洲，而欧洲又最早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数目字又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而普遍到全世界，即现在所谓的阿拉伯数码。
（二）数字位。数目字的发明只解决了书写数字及简单计算方面的困难，但在较大数字计算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技术问题。到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印度又发明了数字位，解决了进位问题，能够把孤立的数字结合起来运用了。这样，数学向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才被解决。
（三）零。公元前二世纪时印度数学创造了代表“无”的数目字——零。最初零写为一点，后始写作“0”。在数字位发明后，又以零来解决补位问题，数学上的最大技术问题至此完全解决了。此后，印度的数学乃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也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以上三种发明是印度数学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自公元前后直至十四世纪，印度的数学始终闻名于世界。
今日所能知道的印度古代的大数学家是雅利亚波陀（Aryab-hata，活动时期为公元四七五——五〇〇年），今日所知的印度数学，都是由他一脉相承下来的。
至于数学以外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多自巴比伦、希腊等地传来，印度自己独创的见解不多。
九、帝国的衰亡
继摩揭陀帝国孔雀王朝之后的王朝是珊珈王朝（Sanga，公元前一八四——公元前七二年）。关于这个时期，我们所知的事只有两件：其一是珊珈王朝统治时代一反孔雀王朝之宗教政策，排斥佛教而提倡婆罗门教。就印度历史发展之前后关系上看，佛教所代表的是要求统一的势力，因此它适合于当时政治上逐渐走上统一的客观趋势，以及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因此在帝国成立前后，佛教能以大盛。而婆罗门教所代表的则是统治阶级内部主张分裂局面的一部分势力，这个帝国统一后所出现的分裂势力并不就是统一前的旧势力，而是在封建经济条件下，主张地方割据的新的分裂势力。由于在这个时期中婆罗门教的复兴，可以看出此时帝国已开始衰落，因而这种主张分裂的势力乃得逐渐抬头。
其二是塞族的入侵，公元前一五〇——公元前一四〇年间，塞族开始侵入印度，曾经攻占了旁遮普地方。
公元前七二年珊珈王朝为堪瓦王朝（Kanva，公元前七二——公元前二六年）所代。堪瓦王朝是统一帝国最后的一个王朝。当其时帝国内部实际已无力维持统一的局面。同时，帝国边疆仍不断的受到塞族的侵扰。王朝勉强维持了四十余年，至公元前二六年即灭亡。
十、印度之分裂
公元前二六年堪瓦王朝之后，统一的帝国灭亡。此后印度北部和中部有数十年陷于混乱局面。随后又有外来势力进入印度北部建立了外族的贵霜王朝。
在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三六年间，印度境内有两个小王朝存在。先是在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中东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小王朝————安度罗王朝（Andhara，公元前二六——公元二三年）。此王朝提倡婆罗门教。不久，在印度西北部，以前犍驮罗地方出现了另一小王朝，即贵霜王朝（Kushan，公元四五——二二五年）。贵霜王朝是中国史上所称的大月氏人所建立的王朝，大月氏人原居住在中国的西北边疆，在公元前二世纪时为匈奴人所迫，向西迁徙，进入中亚，征服了大夏。此时大夏已经“希腊化”，因而，大月氏也从这里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成为一个“希腊化”的民族。大月氏人当其在大夏的势力已巩固后，开始向南发展，攻占了今日之克什米尔，并渡印度河占领了犍驮罗地方，建立了贵霜王朝，但其根据地仍在大夏。贵霜王朝最盛时期领土曾包括有印度西部及北部之一部分。
贵霜王朝各王也多信奉佛教，其中尤以迦腻色迦王二世（Kanishka，一二〇——一六二年）提倡最久。迦腻色迦曾经想凭借政治力量来否认种姓制度，想在现实生活中彻底地实现佛教的“众生平等”理想，但是实际并未能做到。因为，就在二世纪中《摩法经》（Dharmasastra）出现了，这是一本以婆罗门教的理论来肯定了种姓制度，并且具体而繁琐地规定了种姓制度各个方面的细节的书，从这点可以看出这时婆罗门教又已抬头，而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斗争正在进行着，不过佛教凭借着政治势力暂时获得了胜利。但佛教到此时内部已发生变化，开始分裂为两个派别。新起的一派自称为大乘派（Mahayana），而原有的佛教思想则被称为小乘派（Hinayana）。贵霜王朝所提倡的是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小乘的最高理想人格是阿罗汉，而大乘的最高理想是成为菩提萨埵（Bodhisattva），或称菩萨。菩萨与阿罗汉不同，菩萨是已经修执成道，本可以超脱轮回进入涅槃的人，但却自动的不入涅槃，而继续轮回，再生入世以普渡众生。此外，小乘派认为修行只能靠个人自己，大乘派认为这种修执成道又自动入世的菩萨可以靠助别人来修行，人得到他的帮助在个人修执方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后来，大乘教派中的又一派别——净土宗的思想更进了一步，认为只要诚心信仰菩萨，菩萨就能度人成佛。佛教发展到了大乘教派，尤其是到了净土宗之时，实际上已完全成为一种宗教迷信，已失去了最初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失去了那种促使人们进行自我的深刻修养的人生哲学意义。印度各种哲学思想虽都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但佛教思想之完全成为宗教，则系大乘兴起以后的事。
大乘佛教又分有许多派别。净土宗这一派，在印度本土势力并不大，但后传入了中国，自唐以后在中国下层社会却非常流行。净土宗信仰的菩萨阿弥陀佛（Amitabha），也称无量寿佛（Amitayus），据说阿弥陀佛居住在西方极乐世界（Sukhavati），信他的人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死后即会被他接往极乐世界。后来在净土宗中又附会出来一位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说观世音是阿弥陀佛的使者，专门到人世来作度脱信徒的工作。
大乘佛教的一些派别传入中国后所造成的重要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宗教迷信————净土宗的发展；另方面，则是保存佛教原来的哲学思想较深的禅宗，禅宗在唐以后流行于中国上层社会之中，佛教的主张自我修养的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儒家思想相结合而形成了中国宋明两代的主张“格物”“致知”的唯心的哲学思想————理学。
同时，在贵霜王朝时代，印度经大月氏人那里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结合了当地佛教的发展，在犍驮罗地方出现了所谓“犍驮罗美术”，其中特别是雕塑的艺术，在技术方面完全接受了希腊雕塑技术的影响，如释迦牟尼之头像即系摹仿希腊亚波郎神之作。以后，犍驮罗美术随佛教而传播到中国来，引起了中国绘画艺术上的革新，同时中国到南北朝时也开始雕塑佛像。
贵霜王朝之提倡佛教，一方面固然是要愚民，一方面也是要铲除旧的势力——婆罗门人存在的影响，要打破因种姓制度而造成的社会上的分裂趋势，并企图借佛教的势力来统一印度。但是这个目的并未能实现。
安度罗王朝与贵霜王朝先后灭亡后，印度又一度陷于混乱状态。到三一九年始有另一个统一的势力出现，即笈多王朝（Gupta，三一九——五三五年）。笈多王朝统一了印度北部中部的大部地区，仍建都于摩揭陀旧都波吒厘子城。其创业王为娑穆陀罗笈多（Samudragupta，三三〇——三七五年）。
笈多王朝第二代王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Ⅱ，三七五——四一三年），中国史上称之为超日王，当其在位时为笈多王朝最盛时代，其时印度社会又形安定，由于生产渐趋恢复，故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了。正在此时，中国僧人法显到达印度来求佛法，归国后写了一本《佛国记》，记述自己在印度的经历。这是有关五世纪初期印度内部情况的最重要的史料。《佛国记》中曾经提到印度中部某些地区的富庶情况，但也记述了印度北部一些地方的荒凉与残破的景象，甚至这些地方的城市居民不过数十户，有些交通大道也成为了虎狼出没的地方。这种荒凉残破的情况必然是由于在摩揭陀分裂后印度长期陷于混乱局面下造成的，战乱结果使印度的社会生产都遭到了破坏。
印度大部地区的生产在战乱中遭到破坏，生产停顿，个别地区的生产到此时又形恢复与繁荣，这就造成了笈多王朝时代印度各地区在经济上的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其结果必然导向政治上的分裂。笈多王朝时代虽然暂时仍维持着统一的局面，但分裂的趋向已很明显，从《佛国记》中所记佛教至此已开始衰败，有九十六种外道皆甚兴盛，各自拥有信徒。可以看出，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及政治上之分裂趋势，使婆罗门教在此时又开始兴起。
五三五年笈多王朝亡，印度又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此后一千年间始终未再统一。
十一、印度教之成立
在笈多王朝时，婆罗门教又逐渐恢复了它的势力。但此时的婆罗门教与佛教兴起以前时的婆罗门教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它是古代的婆罗门教的一种新的发展，为区别两者起见，历史上称后期的婆罗门教为印度教。
印度教可说是古代婆罗门教与大乘佛教的混合体。它是在最严格的维持种姓制度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大乘佛教的消极厌世接受现状的思想而形成的，并为婆罗门人所控制的一种宗教。印度教不但将种姓制度重建起来，而且更将它严格化繁琐化，在四大种姓之内，又分记出许多小种姓。故此后在印度社会上发生作用的种姓制度不再是原来的四个大的种姓，而是分记出来的无数个小种姓了。
印度教约在五〇〇年成立，它的成立代表着婆罗门种姓在政治上的胜利。因为从形式上看，印度教与古代婆罗门教最大的不同就在婆罗门与刹帝利这两个种姓的地位互相调换了。婆罗门种姓压倒了刹帝利种姓，变成四种姓中的第一种姓。这种变化是在婆罗门教与佛教的斗争中发生的，而这种变化又因下层种姓的接受而成为事实，婆罗门人在对佛教的斗争中为争取广大群众的拥护使用了一种策略，他们到各地去向贱民进行宣传，假托神的意旨宣称，凡是拥护婆罗门人的人，神都可以使之进入种姓之门，并且进入种姓之门后，仍允许保持其原有的信仰。同时，婆罗门人又乘机宣扬婆罗门种姓应高于刹帝利种姓。大批贱民因此进入了种姓之门，而给予他们种姓地位并保障其地位的婆罗门人自然也受到了他们的拥护。婆罗门人即以这种手段战胜了佛教，在宗教上建立起印度教的绝对优势，并且使社会上承认了他们是第一种姓，在政治上取代了刹帝利的地位。印度教成立的过程，实即婆罗门种姓与刹帝利种姓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
印度教特别尊崇的神祇有三个：即梵王（Brahma）是开发（创造）的神，湿婆（Siva）是破坏神；毘湿纽（Vishnu）是保存的神，三神所代表的是一种循环的思想，这种思想企图说明宇宙万物的变化不过是这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这样，就肯定了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虽也不断的发生演变，但其根本的性质是不可变易的，使人民安于接受现状。这是印度社会经过几度动乱后，其最后取得胜利的统治者所建立的思想体系。除以上三大神外，印度教对其他宗教迷信一概兼容并包，因此它所包容的神祇的数目多到无法计算，有人说印度教的神比印度人还多，这种说法当然不符事实，不过印度教的神的数目的确为世界上一切宗教之冠。
印度教的经典共有三种：一种是史诗，有《摩阿婆罗多》（Mahabharata）与《罗摩耶那》（Ramayana）两篇长诗，这两篇史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时，但在笈多王朝时开始完成初步的定本。诗中包括有许多历史故事和古代的神话传说，而更重要的是包括有印度教的许多神祇和印度教的中心信仰。其中尤以《摩诃婆罗多》史诗的“婆戛瓦基闼”（Bhagarad-gita）神颂，充分表达了印度教的全部思想。第二种是《原神记》（Purana），它是一本神谱，其中历述了各种神的来历与其所掌管的职务，以及印度教的教义与礼拜仪式等。
第三种是《摩拏法经》（Manava Dharmasastra）。摩拏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婆罗门人假托此书是他所写的，《摩拏法经》制订的形式颇似近代国家的法典，但宗教色彩非常的浓厚，它的目的就是用宗教的名义，而以法典的形式具体而繁琐地规定了每一个人的地位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摩拏法经》对印度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摩拏法经》主要的内容是对种姓制度应有的根本认识。认为种姓是与生俱来的，不但在原则上不能更改，就是在施行细节上也丝毫不能变动。种姓不能变更，只能分化。因此，印度各小种姓不断分化的结果，其总数达到两三千之多。而种姓又是与各种职业相联系的，同一大种姓之内分散于各地方从事同一种职业的人又各自组成一个小种姓。婚姻也只能限制在同一小种姓之内，并且个人的社交生活也不能越出自己种姓的范围，不同种姓的人不得互相接触，不得在同一个房顶下居住或同桌而食。各种姓皆设有种姓公会，监督各种姓中人的活动，使之严格遵守种姓制度的各种规则，如有触禁章者，轻则由婆罗门人代其“清洗”“罪行”，重则逐出种姓之门。除此之外，法经还规定了其他许多重要条例：如种姓中人不能与贱民接触，甚至贱民的影子碰到婆罗门人身上，婆罗门人即刻要洗涤身体；如对母牛的崇拜，印度人认为母牛是神圣的，不能强迫它工作或干涉它的行动，当然更不能宰食。因此，直到今日印度所有的母牛比任何国家都多。
《摩拏法经》的根本精神是要人从思想上接受和承认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个人生活上的痛苦都是前生所种下的“因”所致，因此要认识今生的痛苦乃是不可避免，并且也不当求免的。如果有意避免今生的痛苦，那只有加深自己的罪恶，种下恶因，而来生将遭到更多的痛苦。一个人最高的道德即是接受忍受一切现状，等待因果转回来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这样，以因果轮回的宗教说法来解决现世社会所存在的一切问题的结果，就是避免对现存的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怀疑与动摇，因而大大的加强了它。
《摩拏法经》最早出现于一世纪，至笈多王朝时代始有初步定本，它是在婆罗门教与佛教斗争时间完成的。在《摩拏法经》中刹帝利种姓被降到第二位。所以，印度教的成立从统治阶级方面的关系来看就是刹帝利种姓与婆罗门种姓之间的斗争。在婆罗门人争取了广大贱民战胜了佛教，并在政治上压倒了刹帝利种姓，强迫他们承认现成事实而取得了第一种姓的地位后，印度社会从此变成了为婆罗门控制下的社会。婆罗门人施行的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性的统治。《摩拏法经》就是最有权威的法律，印度教教士就是实际社会政治生活的支配者。教士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迷信，他们反对一切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因此在教士统治下的印度，可说是愚民政策施行得最彻底的地方，社会上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很少能解决或改善。因而印度社会此后乃成为了最典型的由教士所支配的社会，也就是成为了世界上一切封建国家中进步最慢的一个。
在另方面，印度教的成立标志了耆教与佛教势力在印度的最后削弱。在今日印度的耆教徒和佛教徒不过只有几十万人，六世纪以后，佛教只能在印度以外地区继续发展，并且还有了新的发展，如大乘佛教之在中国，小乘佛教之在尼伯尔、锡兰，佛教所以能在尼伯尔、锡兰发展下去，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在佛教初传入时还很落后，还没有完全脱离氏族社会阶段————比较平等的社会，虽然已经有了阶级分化，阶级统治并不严酷。因此在佛教传入后，众生平等的原则基本上还符合其社会现状，以后，阶级分化日益深刻后，佛教则又成为当地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当然，随着佛教在这些地区所起作用的不同，它的教义的各方面也曾不断的分别在不同时间内被突出的强调或阉割。
自摩揭陀帝国成立起，到印度开始分裂止，前后约八百年的期间，印度社会上一直存在着的一个问题即为婆罗门教与佛教的斗争。如前所述，两教在社会和政治上所起具体影响不同。佛教利于统一，而婆罗门教则利于分裂。因为佛教所提倡的“众生平等”的口号，不会使社会上因生产关系所必然会出现的阶级区别以外再有任何人为的更深的种姓阶层区别的存在。而婆罗门教不但把一般的阶级区别正式规定下来，而且把种姓制度所引起的社会分裂现象也维持了下来，使这种分裂日益加深。而两教斗争的结果，最后是继承婆罗门教衣钵的印度教取得了胜利，这就决定了印度社会在此后必然长期地走向分裂。
当然，印度社会之走向长期分裂是有其更深的经济根源的。印度在公元前五世纪以后，社会生产曾一度发展，因而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地主和商人，就是在这个新兴阶层的力量推动下，凭借着佛教这个武器，印度曾一度达到了统一。但是当时印度经济上的发展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当时无论农业手工业或是在农业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其发展程度都不够高，生产技术也还幼稚，整个的社会生产还未提高到使印度全部成为一个大的经济单位的程度，所以摩揭陀统一后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足以克服封建经济所必然存在的分散因素，使统一成为常态，像中国秦汉以后那样，从而也就使得任何封建社会都必然具有的分裂趋势占了上风，使得分裂的局面成为了常态。
印度教的胜利不过是印度长期分裂的一个标志而已。
笈多王朝之后的一千年之间，印度始终未再统一。同时，印度社会在教士统治之下始终处于瘫痪状态。社会的分裂状态，又促成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削弱，使印度无力抵抗外来的侵略，故此后印度不断遭到外来势力的侵扰和统治。而转过来，外力的侵入更加深了印度社会的分裂，因为这些外族只能征服一个小区域，并且最后都同化于印度社会中，自成一个或数个种姓。因此，五〇〇——一五〇〇年之间的印度比以前时期还要混乱和分散。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材料，除有关回教民族部分外，更加漫无头绪，所以对后人来说，这一时期中的印度历史情况也就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