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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烈风淫雨”之误。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御览》七百八十五引。
他为要自比于周公，故复演这越裳氏重译而献白雉的佳话。于是群臣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他们说：“周公及身而托号于周，莽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王莽谦让数四，终于受了。这是他二次得政后的第一次升级。
我们看本篇第九章，可以知道西汉之季是灾异说极盛的时代，西汉的国运就被这灾异说打击得奄奄欲绝。现在王莽得政，却有祥瑞来了，这是民众的视听上的一个极大的改变，足以唤起他们的光明的希望的。可是以前的灾异说是汉受其殃，现在的祥瑞说却非汉得其利，因为鼓吹这一说的人本只为自己打算呵！
平帝二年，二。王莽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在南海中，去京师三万里。王，令遣使贡献，于是黄支国献犀牛。他又使使者风匈奴单于，上书慕化，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时莽奏令中国不得二名。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知。”又越巂郡有黄龙游江中，夏间，王莽奏太后，说：“幸赖陛下德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萁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可见那时的祥瑞连骈而来，正同元、成间的灾异连骈而出一样。到元始五年，五。莽加九命之锡，在太后的策书中说；“天符仍臻，元气大同，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可知那时在几天之中即会出现一个祥瑞。
王莽一方面博求祯祥，一方面制礼作乐。自宗庙、社稷、封国、车服、刑罚之制，以及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莫不有所更定。这因他是礼家出身，所以要把所有的礼制都用己意改过，使其成为极整齐的一大套。这确是一代的大手笔，而他也更像那位“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的周公了。
因为他的权势这样高，功业这样大，所以称颂他的功德的人非常多。《汉书·王莽传》中还保存得一整篇奏书，是张竦为陈崇就是上边所说的“以材能幸于莽”的陈崇，他那时做大司徒司直。所草的。这篇文字用了许多经书上的词句来称美王莽，结论云：
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赏，遂听公之固辞……诚非所以为国也。臣愚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
于是王莽的封国有扩大的要求了。
平帝四年四。四月，王莽女立为皇后。太保王舜即上边“为腹心”的王舜。等奏言：
《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惟至德大贤然后能之。其在人臣，则生有大赏，终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
又人民上书者八千余人，咸曰：
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上公之赏。宜如陈崇言！
于是王莽又益封地，称宰衡，位上公了。这是他二次得政后的第二次升级。
他受了宰衡，辞了封地。因此一辞，又把古代的佳话复演了起来。《史记·周本纪》说：
西伯周文王。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按：此指《诗·大雅·绵》篇中的“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两句。
因此，又有王舜的奏书：
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莫不乡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
文王的德化，使得虞、芮之人不讼而去，做了他的受命之征，则王莽的德化能使路建们辍讼惭怍而退，不也是一个受命之征吗？
就在这一年，平帝四。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群臣又奏言：
昔周公奉继体之嗣，据上公之尊，然犹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今安汉公起于第家，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临赋营筑。越若翊辛丑，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并集。平作二旬，大功毕成。唐、虞发举，成周造业，诚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
这几句话，在经典上也是有根据的。《尚书》云：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康诰》篇首错简。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召诰》。
王莽起明堂等新建筑的方式即是周公营洛邑的方式，他不但像周公，简直是周公复生了。
这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余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王莽苦辞，愿毕制礼作乐之事。但太后下诏不许，令议“九锡”之仪。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二人皆曰：
帝者之盛，莫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于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谓异时而兴，如合符者也。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
于是五年夏，太后临前殿，亲锡他绿韨、衮冕、鸾路、龙旂……许多贵重的东西。这是他二次得政后的第三次升级。
王莽这样一干，一时天下顿呈升平的气象。他因为西方的羌人还没有表示，又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骗他们献地内属。平宪等去后，果然得到美满的结果。他们奏言：
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等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降；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
他们所说的“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在经典中也是有根据的。《尚书大传》云：
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叶而生，同为一穗，其大盈车，长几充箱。民得而上诸成王。《〈尚书·向禾序〉正义》引。
又《书序》曰：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所以这也是王莽和周公千载同符的一件事。自良愿等献地内属，王莽又立了一个西海郡。他又以经义正了十二州名。
王莽的势力和声望到了这等地步，他不做皇帝再做什么，所以汉的宗室泉陵侯刘庆上书，就直捷痛快地说：
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称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
周公行天子事有根据吗？他们说是有的。其一在《大诰》。据《书序》说：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则《大诰》是周公所作。而这篇的开头却说：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
不说“周公曰”而径说“王若曰”，可见这个“王”即是周公了。其二在《康诰》。据《书序》说：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
则《康诰》是成王时书。而这篇的开头说：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康叔封是成王的叔父，此间乃云“王若曰，朕其弟”，可见这个“王”必非成王而是周公了。其三在《洛诰》，篇末说：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可见周公摄政称王之期凡历七年。其四在《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这一段话与《洛诰》之文对看，即显出“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意义，而周公的称王乃得了一个积极的证明。其五在《尚书大传》：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康诰〉正义》等引。
此文虽没有践位称王之文，但看“摄政”“致政”的话，则其行天子事已甚显明。自有此文，而周公在这七年间所行的大事乃可屈指而数了。此外的根据当然还有，我们另篇讨论吧。周公的真事实及其称王说之由来，当于另作“《尚书》中的周初史料”一文中论之。
刘庆既有这等提议，群臣当然说“宜如庆言”！
然而王莽行了天子事，将置平帝于何地呢？于是平帝就不得不于这年的十二月里夭亡了。平帝之崩，《汉书·平帝纪》及《王莽传》俱言其病，但《翟义传》中所录的翟义檄文则谓是王莽毒杀。《通鉴》从之。在平帝未死时，《汉书》说：
平帝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
这种办法，也是周公的态度。《尚书·金縢篇》云：
既克商二年，王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以旦代某之身！……”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诸史与百执事对曰：“……公命我勿敢言。”
总而言之，凡是周公的故事，他都学会了而且做尽了。
平帝十四岁死。那时元帝世绝，宣帝曾孙有五十三人，玄孙有二十三人，但从王莽的卜相之下，只有玄孙中最幼的广戚侯子婴最吉，所以他就嗣位了。
就在这一月里，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于是王舜等共令太后下诏曰：
……玄孙年在襁褓，按：只有二岁。不得至德君子，敦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遂同殊风，至于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
于是群臣奏言：
太皇太后圣德昭然，深见天意。……《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书》云：“朕复子明辟。”周公常称王命，专行不报，故言我复子明君也。臣请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
太后一一答应了，于是王莽便做了事实上的皇帝了。这是他踏上皇帝位的第一步。
汉的宗室固有劝王莽行天子事的刘庆，但也有怕王莽夺取汉祚的刘崇。他在居摄元年起兵讨莽，不幸败了。群臣复奏：
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
权重做了摄皇帝，可谓已经登峰造极了，再要加重应当怎么办呢？于是太后诏莽，朝见太后称“假皇帝”。本来见了太后是称“臣”的，现在也称起“假皇帝”来了。这是他踏上皇帝位的第二步。
居摄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欲绝汉室。郡国响应，累十余万。这次声势浩大，不比刘崇了。所以莽很惶惧，昼夜抱孺子婴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这篇《大诰》是很可笑的一篇文章，完全脱了《尚书》里的《大诰》的调而写成的。因为那时的经师说，《大诰》是周公伐武庚、管、蔡时所作，翟义、刘信的讨王莽正与武庚、管、蔡的叛周公情形相类。原文太长，今摘钞几段如下：
惟居摄二年十月甲子，摄皇帝若曰：……熙，我念孺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天降威明，用宁帝室，遗我居摄宝龟。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绍天明意，诏予即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
反虏故东郡太守翟义擅兴师动众，曰：“有大难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于是动。严乡侯信诞敢犯祖乱宗之序。天降威，遗我宝龟，固知我国有呰灾，使民不安，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
予不敢僭上帝命。……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君，阴精女主圣明之祥，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以祐我帝室。……是以广立王侯，并建曾玄，俾屏我京师，绥抚宇内；博征儒生，讲道于廷，论序乖谬，制礼作乐，同律度量，混一风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礼，定五畤庙祧，咸秩无文，建灵台，立明堂，设辟雍，张太学，尊中宗、高宗之号。
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绥西域，以受白虎威胜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应而备。《河图》、《雒书》远自昆仑，出于重野。古谶著言，肆今享实。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乌虖，天用威，辅汉始而大大矣！……
予永念曰：天惟丧翟义、刘信，若啬夫，予曷敢不终予亩！……故予大以尔东征。命不僭差，卜陈惟若此！《汉书·翟义传》。
他的运气真好，翟义等又给他打灭了。于是他的气焰更高，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
居摄三年，八。他的母亲功显君死了，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制。少阿羲和刘歆即上面“典文章”的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
居摄之义，所以统立天功……安辑海内也。……伊尹……居摄以兴殷道……周公……居摄以成周道。……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汉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
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非圣哲之至，孰能若兹！……
今功显君薨……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祚，奉汉大宗之后，不得顾私亲。……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缞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
王莽就照议行了。在这一段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周礼》这部书，大家相信是周公致太平之迹，然而溯其来源则由于王莽的“发得”。在这样崇拜周公的高潮之下，在周公的偶像这样支配现实政治的时候，忽然发得了《周礼》一书以供他制礼作乐时的“因监”，这部书的出现不是很有可疑吗？
就是这一年，居摄三。广饶侯刘京言齐郡新井，车骑将军千人扈云言巴郡石牛，太保属臧鸿言扶风雍石。这些符瑞的情状，约略可于王莽奏太后书中见之：
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业业，惧于不称。
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
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当是“扶风”之误。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骑都尉崔发即上面“以才能幸于莽”的崔发。等眡视。颜《注》：“眡，古视字也。视其文而说其意也。”
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
《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
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令与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如周公故事。
这是他根据了齐郡新井等符瑞，甘忠可们的谶书，以及周公、孔子的经文而改定的制度。本来他号令天下及天下奏事是称“摄皇帝”的，现在则直称“皇帝”了。本来漏刻以百为度，哀帝再受命，用了甘忠可之说改以百二十为度，不到两个月又改回来：他这次的改制又照甘氏说改了。至改居摄为初始，则是表明他已不是摄皇帝了。这是王莽踏上皇帝位的第三步。
他走了这三步，除他对太后们还称“假”外，其他一切是真皇帝了，于是有哀章的金匮策书，使他直接受汉高祖的禅让。见下面《王莽的受禅及其改制》章。
在这一章里，可以知道王莽从大司马做到皇帝是极有秩序的，他共升了六次级，费了八年功夫。在这八年中，一八。他费了许多心思定了许多制度，显现了许多符瑞，用了艺术的手腕把一个愁惨的旧国变成一个升平的新国。
这一章和五德终始说无关，似乎又出了题外。但我们要明白王莽时的古史系统的改变，不得不先认清了这个所以改变的社会背景以及那时候的历史观念的方式。王莽是怎样一个相信历史而又喜欢自出心裁的人。他的目的是在做成皇帝，他的手段是在历史中找出他做皇帝的根据，所以他的一切行动悉以经古史记载。为标准。但经中所记的古事有限，在实用上一定不够。为要救济这个缺憾，所以他只得“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了，而《书逸嘉禾篇》更是一个应时代需要而发生的显例。我们知道了这个，则根本改变古史系统的《世经》，自可知道它是在同一的时代使命之下出现的。
其次，王莽在未作皇帝之前一切模仿周公。他的历史观念，只是一个循环论。周公时有了许多文物，又有了许多祯祥，他就可以摄政称王；那么，王莽只要有了周公的文物和祯祥，当然他也该居摄称帝了。到做成皇帝之后，他又应一切模仿尧、舜，《尧典》、《禹贡》等老文章就是他的政治的新文章了。这种循环论最与五德终始说相合，所以他对于五德说下的历史有一种大规模的改定，而他也成了舜的子孙。
又有一件事，我们应当先提一下。谶纬诸书，向来儒者均斥为妖妄。但我们懂得了五德三统诸说，懂得了灾异祯祥诸说，则这种妖妄之谈正是应有的硕果，丝毫不足骇诧。谶纬书中，五德终始说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我们要整理这种材料，不得不对于造成这种材料的时势先看一遍。这就是我写出这一章的宗旨。
下面两章————今古文问题，《春秋左氏传》著作时代的各家说————也是和五德终始说虽没有直接关系而却为解决新式的五德终始说的先决问题。
一四、今古文问题
那位为王莽典文章的刘歆，曾在过去的学术界中掀起一回巨大的风潮，即是经书中的今古文之争。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最大的症结，直到现在还不能彻底解决。此问题太大，不能在这篇中详论，只得约略说一下，读者谅之。
刘歆的事迹，依据《汉书》本传及《艺文志》，大略如下：
他名歆，字子骏，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当以哀帝名欣，与“歆”音同，避嫌名之故。是刘向的少子。从小就通《诗》、《书》，能属文。成帝时，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那时王莽亦为黄门郎，他们俩很投契。河平前二八二五。中，成帝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遣书于天下，诏刘向、歆父子及任宏、尹咸等校定。刘向管的是经传、诸子、诗赋三部分。但刘歆很喜博涉，即数术、方技之类也无所不究。向死后，哀帝初即位，那时王莽为大司马，举歆宗室有材行，迁侍中，奉车都尉，使他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这部书虽已亡，但《汉书·艺文志》是从它出来的，我们还可看得一个大概。
向、歆父子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这是“古文”二字的起源，我们不可忽略过。
古文，是对今文而言的。汉代流传的经书本子，当然用汉代的文字书写。现在，刘歆从秘府里寻出来的一部《春秋左氏传》左氏为孔子的《春秋经》所作的传。则是用古文字书写的。这因《左氏传》在汉代没有通行，所以还保存得汉以前的原状。在理论上，本讲得过去。经书，在孔子时已有了，从孔子到汉约三百年，在这时期中为经书作传的人当然很多，也当然不尽在汉代通行。《左氏传》幸留在秘府里，有人把它表章，使得绝了二百年的学统可以复续，这是怎样一件可喜的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汉代是托古改制的时代，尤其是西汉之末，是《周礼》、《逸书》等等大批出现的时代，见上章。我们不能对于它作无条件的信任。
他寻出了《春秋左氏传》之后，《汉书》本传说他：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可见他对于《左氏传》是曾经动过一番手的。本传又说：
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
这可见他们父子对于《春秋》之学的意见不同，又可见刘向对于《左氏传》中的《春秋》义是不赞成的。本传又说：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这可见他要求立于学官的经传，在《左氏春秋》之外，还有《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三种。
按《汉书·儒林传》云：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
这是汉武帝时的情形。那时经学派别，寥寥无几，除《诗》有三派，《春秋》有二派外，余均为一家之言，无异说。到武帝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各种新派别都起来了。班固《儒林传赞》云：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年号。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初，《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
可知宣、元之世是经学分列的时代。大约因为“劝以官禄”，故学者群思自立门户，希冀私学变成官学。但是他们只在议论上求胜利，想不出什么新的方法。刘歆从小就受有很好的家学，稍长又博览秘府藏书，他也希望自己的学说立于学官，竟被他发明了一个新途径。秘府中的书当然有用古文写的，他就从这上面得到暗示，觉得倘在今文经书之外别出许多古文经书，一定可使经学界中开出一个新面目。所以他在《三家诗》之外别出一种《毛诗》，在《欧阳》、《夏侯书》之外别出一种《古文尚书》，在《大》、《小戴礼》之外别出一种《逸礼》，在《公羊》、《穀梁春秋》之外别出一种《左氏春秋》，这四种新经和新传都是以“古文”为标帜的。
他提出这个请求之后，本传云：
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
这一篇移书是今古文问题的第一次辩论，是学术史上的最重要的材料。原书全文录入本传，今摘钞如下：
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这是说孔子所定的《六经》，在他死后，经过了学者们的改变，战国的兵乱，秦的燔烧，已经散失的不像样子。汉兴之后，还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六经》只有《周易》流传，此外惟叔孙通略略定了些礼仪。直到文帝时，朝错始从伏生受《尚书》，但《尚书》只是朽折散绝的一堆竹简。《诗经》是萌芽于文帝时，合成于武帝时的。《春秋》的先师，也到武帝建元之间刚有。所以现在西汉之季。所有的《六经》，是汉兴七八十年后东拼西凑而成的，已经不是当初的原本了。这段话虽非完全真实，例如武帝诏书，《史记·儒林列传》所载的为“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此间却说“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他为要证明《六经》的不完全，不惜杜造了“书缺简脱”一语增加进去。但当汉初创痍未复之际，不能马上阐扬文化，以致经学的发达迟了数十年，加以道家压抑儒家，《六经》的地位不高，学习的人不多，这是当然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些话大体是可信的。下面说：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柏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
这是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得了《逸礼》和《逸书》五十五篇，都是用古文字写的，孔安国把它献给武帝，因巫蛊之难而未及施行。还有一部《春秋左氏》，数量很多，也是用古文字书写的，一样地搁在秘府里。直到成帝诏刘向、歆等校书，方得发见。拿这三部书去校对学官的本子，有的“经”是脱了简的，缺了。有的“传”是间了编的，乱了。到民间去访问，才知道有柏公、贯公、庸生的学说与此相同，但都不曾得到政府的认可。在这里，他没有说到《毛诗》的来源。
这一段话很不可信。其一，《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司马迁是尊信《六艺》的，他也曾讲业齐、鲁之都，使有此事，不应不载。其二，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早卒。”那么，当他作《史记》时，安国已死了；司马迁且不及见巫蛊之难，而谓孔安国能看见吗？其三，鲁共王死于武帝元朔元年，前一二八。到征和二年前九一。巫蛊事起，已历三十六年了；汉武帝时很崇奖经学，如有此事发生，为什么要延迟到三十年后而始献上呢？还有许多抵牾处，见《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因为他所说的话，时代与事实均不相合，而且上文说他治《左氏》时已经自己动过一番手，所以这一段话很可断为他的谎话。下面又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意之公心。或怀嫉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将以辅弱扶微。……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诛，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这是痛骂那时的博士，只知道抱守家学的残书，听信末师的口说，就以为真理尽在于是。一到国家举行大典，问他们仪制如何，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什么好东西出来，反要怀了嫉妒之心，结了朋党，把它压抑下去。所以《尚书》二十八篇明明不是全本，他们却说是完全的；《左氏》明明的是《春秋传》，他们却说是不传《春秋》的。
这是刘歆的一面之辞，对方的话可惜没有整篇传下来。今把《汉书》本传及《儒林传》、《王莽传》所载的几条录下：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本传。
歆白《左氏》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儒林传》。
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禄曰：“……国师嘉新公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以慰天下。”《王莽传》。
要立几部逸经逸传于学官，使得大家对于孔子之道多明白些，这是好事。即使他太露锋芒，激起诸儒的妒忌，亦何至为他们所怨恨，必欲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可见他的学说在经学上所起的变动必甚剧烈，其势将把以前的经学家的地盘尽数打破，所以他们要和他拼命了。
哀帝既死，王莽复柄政。刘歆的同志既成了最有势力的人，而且他自己又为这最有势力的人“典文章”，于是他再不怕诸博士的反对了。班固《儒林传赞》云：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这虽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事，但那时已达到了刘歆的志愿，把这四种书一齐立于学官了。这是汉代学术的一个大改变！
平帝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刘歆那时官羲和、京兆尹。王莽使他治明堂，辟雍；有功，封红休侯。又使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这时候，刘歆已成为文化事业的中心人物，他可以用了自己的理想构成一个文化的系统。他决不会因已立了四种古文学的经传就满足的。
于是那时有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运动发生。《王莽传》说：
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又《平帝纪》云：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这一件事，《王莽传》载于元始四年，《平帝纪》则载于五年，大约此事非一时可办，四年征遣，五年数千人集京师，乃令记说廷中耳。这件事情，手段非常毒辣，一方面把古文学的种子散播到民间，一方面又令今文学增加许多敌人，凡古文学家的眼光中感到的“乖谬”和“异说”都扫空了。这是用了利禄的引诱来统一学术思想。从此以后，今文学的势力有减无增，古文学的势力也就有增无减了。
在这两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那时除了《刘歆传》中的四部经传外，又立了《乐经》、《周官》、《尔雅》等书于学官。这两段中虽只说征求通《周官》、《尔稚》等的人，并没有说把《周官》、《尔雅》等立学，但《艺文志》在“《周官经》六篇”下已注明“王莽时、刘歆置博士”，推之《尔雅》等当亦如是。
《王莽传》说“《史篇》文字”，《平帝纪》说“小学《史篇》”，关于此事，许慎《说文序》中有一点纪载：
孝平皇帝时，征礼沛人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可见《训纂篇》是这次文字方面的“正乖谬，壹异说”的结果。推之其它方面，亦当如此，惜已无从觅得材料。《说文序》又云：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故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这是王莽的第二次审定文字。第一次是审定当时通用文字的总数，第二次是审定各种字体。因为他注重古文，所以把它列在第一。又以古文专属之孔子壁中书，见得壁中书占有独尊的地位。这都是刘歆宿日的主张，藉王莽的权力而实现的。这真是一个“古文”与“古文经”的大运动！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大运动，所以今古文的界限就确实建立，所有的经书都分成今学和古学了。其实所谓古学何尝是真的古学，只不过是王莽所需要之学，刘歆所认为应行提倡之学而已。康长素先生以“新学伪经”名书，这是很不错的。今依据《汉书·艺文志》，列一“今古文总表”。《艺文志》是出于《七略》的，《七略》是刘歆在哀帝时所奏的，似乎不能记及王莽时新出的古文学书籍。但古代的书并无刻本，随时可以增加。只要看王莽新发得的《周礼》，《艺文志》中也有，就可知道《七略》虽系哀帝时所奏，而亦不少王莽时新增入的材料了。
这一个表所录的古文经，比了上面的记载，又添出了《易经》、《论语》、《孝经》三种。自从添出了这三种，而后所有的经书便完全具备了古文了。
这三种里，《易经》颇奇怪，只见于叙录而不见于篇目中。叙录云：“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可见古文的《易经》与今文的《易经》所差只在几处脱字，其余全同。至于和古文相同的费氏经，也但见于叙录而不见于篇目。深疑此经的古文或尚无赝造之本，不过空写几个名词而已。《古论语》，注云：“出孔子壁中。”《孝经》，叙录云：“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到《说文序》，云：
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
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只说鲁共王坏璧得《逸礼》和《逸书》，其《七略》又多出了《古论语》和《孝经》。到这里，又多出了《春秋》了。要不是许慎杜撰，也许仍是刘歆说的。古文经日有增益，孔家壁中的古简册也就日出而不穷，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情。
古文经既是这样地整齐而且完备，但传经的系统不完全，也是一个缺憾。所以他们又为它造出许多传授的源流来。《汉书·儒林传》云：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瑯邪王璜平仲能传之。璜又传《古文尚书》。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于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授清河张禹少子。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照这样讲，古文学派的渊源至长，学者甚众，且有两种是河间献王已立博士的，它简直是个“显学”，为什么刘歆竟小觑它而称它为“微学”？再说《春秋左氏传》，自张苍、贾谊以来传授不绝，河间献王且为立博士，何以传了二百年，博士们还说它不传《春秋》？刘歆《左氏》之学是从尹咸们传来的，师承历历可数，为什么本传中说他因领校秘书而发见此书，又为什么说他始引《传》文以解《经》？又张苍修《左氏传》，为什么《史记》本传中不说，但云“好书律术”？贾谊作《左氏传训故》，为什么《史记》本传中也不提一字，但谓其“能诵《诗》、《书》”；连《七略》里也不载这部著作？……对于这些记载，实在可提出的疑问太多了！
自清代学者重提出了今古文问题之后，作最严正的系统的批评的，首推康长素先生的《新学伪经考》。他自述其彻悟此问题之由来，有下列一段话，今录之以终此章：
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盒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读书澹如之楼……碧阴茂对，籐床偃息……拾取《史记》……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较《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
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缙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
于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诸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学以外杂书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吾忧天下学者穷经之入迷途而苦难也，乃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重刻〈伪经考〉后序》。
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读者诸君如不信，不妨把他所说的各篇，照《班马异同》的办法，钞出比较，看它们是不是在两个时代潮流中对于圣人的经典的派别和数量有很冲突的记载？
一五、《春秋左氏传》著作时代的各家说
在刘歆本传及其移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虽举出了《逸礼》、《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三部书，但在这三部书中，他是侧重《春秋左氏》的。1特言“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2他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不似公羊、穀梁之得于传闻。3哀帝下诏，试《左氏》可立否。4传中说他要立《左氏》、《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四种，《移书》中只说《逸礼》、《逸书》、《左氏》三种，博士所驳只说《古文尚书》、《左氏》二种。我们现在研究五德终始说，也是以《左氏》为最有关系，所以先把《左氏》一书的来历说明一下：
左氏这个人名，最早见于《史记》。《论语》中亦有之，辨见后。《太史公自序》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此等话之可信与否是另一问题，但他认左丘因失明的愤郁而作一部书以发其愤，这一部书名为《国语》，这是一件很清楚的事实。又他排列次序把左丘放在屈原之后，则也承认他是一个战国时人。
《汉书·司马迁传》引他的《报任安书》，书中也有这一段话，说到左丘的仍是“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语。但下文还说：
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则左丘为氏而明为名，如壶丘子林、吾丘寿王、梁丘贺之类，是以地为氏的。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
又《汉书·司马迁传赞》云：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天。汉。
可见司马迁作的《史记》是根据左丘明的《国语》的，左丘明做的只是《国语》。
但《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还有一段说：
孔子明王道……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然则左丘明竟是孔子同时人，或稍后于孔子的人。他作的书，名为《左氏春秋》。他作书的宗旨，是因孔子作《春秋》时没有把他的指意写出来，只以口说给弟子传下，他恐怕弟子口传失真，所以具论其语。照这样说，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用意是专为辅翼孔子的《春秋》的。
又《汉书·司马迁传赞》也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
又《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
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左传序正义》引。
则左丘明所做的又非《左氏春秋》，乃是孔子的《春秋》的传了。他是孔子同时人，孔子的《春秋经》和他的《春秋传》是同时做成的。至于《国语》这书，不过是作《春秋传》时剩下来的一堆材料，为备稽考异同之用而已。
他们既把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说得这样密切，于是《论语·公冶长篇》的一段话对于《春秋经》也就发生了意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刘歆所谓“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根据在此。既然左丘明与孔子的好恶相同，自然他们二人所作的《春秋经》和《传》，其意旨是十分符合的了。这比《公羊》、《穀梁》之出于七十子后的，其价值高了多少？
照这样说，现在流传的《春秋左氏传》，的确是左丘明在孔子时作的。一千九百年来，大多数人对于这个断案毫不发生问题。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在怀疑着。今无暇细检，只就朱彝尊的《经义考》卷一六九。中钞出若干条看一下：
王接晋人。曰：“《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
啖助唐人。曰：“《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
王皙宋人。曰：“《左氏》……虽附《经》而作，然于《经》外自成一书，故有贪惑异说，采掇过当。至于圣人微旨，颇亦疏略。”
程子曰：“《左传》非丘明作。‘虞不腊矣’及‘庶长’皆秦官秦语。”
刘安世宋人。曰：“《左氏传》于《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一也，然后通矣。”
林栗宋人。曰：“《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
罗璧宋人。曰：“《左传》、《春秋》，初各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及《左传》二书合为一。”
吕大圭宋人。曰：“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好恶与圣人同。观孔子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之意，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传《春秋》，其事终于智伯，乃在孔子之后。”
罗喻义明人。曰：“《左氏》原自为一书。后人分割附《经》。……宜还其旧。”
尤侗清人。曰：“左氏之为丘明，自迁、固以下皆信之，独啖助、赵匡立说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断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据《左传》纪韩、魏、智伯之事及赵襄子之谥，计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则丘明必夫子前辈，岂有仲尼没后七八十年，丘明犹能著书者乎！”
从以上这些零碎话看来，可知自从西汉博士说了“左氏不传《春秋》”之后，虽是古文学派占了胜利，使得“左氏竟传《春秋》”，但总遏不住有思想的学者的反对。归纳以上许多人的说话，得下列诸点：
1.《春秋经》所有的，《左传》中或没有。《左传》中所有的，《春秋经》也多没有。可见这是各不相关的两部书。
2.《左氏》中最后的谥法命于获麟后八十年，又用秦官秦语，作《传》的人必不能与孔子同时，必非《论语》中所见的左丘明。
3.《左传》中记事，以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为最详，可见左氏所得的是这几国的史策。至于加以演通，总合编次年月以为《传》，这是后代学者的事情。
4.取《左氏》解《春秋》，始于刘歆。书中的“君子曰”，都是刘歆的话。至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始于杜预。不传《春秋》的《左氏》经过这两回的安置，遂与《春秋》合为一物。
这几点观察都很锐利，但可惜没有一个人起来作系统的研究，说明作者的时代及此书的由来与其演变的。王安石虽有断左氏为六国时人的十一事，似乎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但也失传了。直到清代中叶，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始在《左传》里抉出许多刘歆的作伪的事实：有的本为一篇，给他拆成两篇；有的原书里本来没有，给他添了出来；有的本来一连多少年没有记载，他却把不相干的事情敷衍过去；有的为了要维持“凡例”的信用，杜造出什么事情来证明。他的书只是随文评说，没有系统的叙述。我原想把他的论证钞些出来，可是这样一写又要占许多篇幅，这章文字嫌太长了。好在下面所叙的康、崔诸家是有系统的叙述的，刘氏的话也被引不少，故亦不妨缺去。自从经过了他的一番分析的研究之后，《左氏》一书就不得复成为《春秋》的传了。可是为了《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有“《左氏春秋》”之名，他依然相信左丘明的书名应为《左氏春秋》。他道：
“《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卷上。
他对于《论语》中的左丘明的解释，以为他和作《左氏春秋》的是同名的两个人。他道：
为《左氏春秋》者，则当时夫子弟子传说已异，且鲁悼已称谥，必非《论语》之左丘；其好恶亦大异圣人，知为失明之丘明。犹光武讳秀，歆亦可名秀……也。卷下。
自从刘氏做了这部考证之后，约莫过了九十年，康长素先生在他的《新学伪经考》里重把这个问题提出。他以为不但《春秋左氏传》之名是伪造的，即《左氏春秋》之名亦为伪造，左丘明只做得《国语》。他道：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穀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著，可为铁案。……
《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凡《公》、《穀》释经之义，彼则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则《公》、《穀》所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证据符合，党众繁盛，虽有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之徒，无能摇撼。
盖《国语》藏于秘府，自马迁、刘向外罕得见者……歆故得肆其改窜。“旧绣移曲折，颠倒在短褐”，几于无迹可寻。此今学所以攻之不得其源。今以《史记》、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所述春秋时事较之，如少昊嗣黄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统，少康中兴之诬，宣公之夫人为夷姜而非烝，……隐母声子为贱妾而非继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诬古悖父窜易《国语》而证成其说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甚详。且《国语》行文旧体，如惠之二十四年则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则在获麟后，皆与《春秋》不相比附。虽经歆改窜为《传》，遗迹可考。《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盖史公仅采此二书，无《左氏传》也。……
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按前云：“考文翁《孔庙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左丘明名。且《左传》称悼四年……则丘明在孔子后远矣。岂七十子学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据，而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据乎！……‘安意失真’之说与《七略》同，其为歆言无疑义矣。”见《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
《国语》仅一书而《志》《汉书·艺文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
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然……谓“《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传》与《国语》相似矣。……《隐公篇》“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桓公篇》……“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庄公篇》“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重定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汉书·艺文志〉辨伪上》。
至于《论语》中的左丘明，康先生也以为是刘歆加进去的。他说：
歆造古文以遍伪诸经，无使一经有缺；至于《论语》、《孝经》，亦复不遗。……自郑康成杂合《古》、《今》，则今本《论语》必有伪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一章，必歆伪窜。
又何晏《论语集解》杂采《古》、《今》；采孔、马《古》。之注则改包、周《今》。之本；用包、周之说又易孔、马之经。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伪孔安国注，其为《古文论语》尤为明确。
歆以左丘明亲见圣人，好恶与同，以仲尼弟子无左丘明，故窜入《论语》以实之。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创见。康先生本想把《左传》拆散，归还《国语》，成《国语原本》一书，已见于《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但遗稿中竟没有，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用了这副眼光去看关于左丘明的史料，则仅有《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所说的为可信；其他如《十二诸侯年表序》、《论语·公冶长》篇所言，皆出伪窜，其伪窜之故是为装点《左传》的来历，抬高《左传》的地位。刘歆“始引《传》文以解《经》”既明见于本传，“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又出于他的口述，他为争立《左氏传》又这等出力，当时儒者又因此事恨之刺骨，足见他对于《左氏传》的成立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把改变《国语》为《左传》的责任归到他身上，实在算不得冤枉。
崔觯甫先生适是继续康先生的工作的人。他著有《〈春秋〉复始》，又著有《〈史记〉探源》。著《〈春秋〉复始》的宗旨，是要根据《公羊传》、《春秋繁露》，及何休《解诂》等寻出孔子作《春秋》的原意；凡《穀梁传》、《左氏传》的经义和纪事尽从刊落。他以为《穀梁》亦是古文学，是刘歆先作了，为《左氏传》作驱除的，凡《汉书》里所说的武帝、宣帝时《穀梁》传授的系统及其立学的经过，皆出伪造。这又是一个新问题，但与本篇无甚关系，恕我不谈了。他说，《公羊传》原名是《春秋传》，是真正的、惟一的《春秋传》；自从有了《穀梁》、《左氏》，刘歆才替它加上《公羊传》的名字。所以现在应当以真正的《春秋传》来治《春秋》之学，来恢复《春秋》的原始状态。他对于《左氏传》等的总批评，是：
《传》《公羊传》。于“纪子伯”“宋子哀”皆曰“无闻焉尔”，以明不发《经》之义。是凡有《传》者皆确有所据，此真《春秋》之信史也。此可雪“口说流行”之诬矣。《七略》诋《传》为口说流行。左丘明乃三家分晋后人，博采异闻，不择信否而杂录之，此真口说流行者也，本不与《春秋》之事相比附。其相比附者，多与古史记相刺谬。如“齐仲孙”是庆父而非湫；“秦伯”是穆公，非康公；宣公是文公弟，非文公子；缪姜是成夫人，非宣夫人……季札让国，非让谒与夷昧，乃不受乎阖闾；晋灵公即位，自能用将，漏言杀阳处父，则非在母抱之时；令狐之役，秦自伐晋，非送公子雍，赵盾无欲立公子雍之事。……左氏《国语》反是，是固周末之异闻，非春秋之信史也。
刘歆得之，以为事实既不相同，义理更可立异，而复杂取传记，附以臆说，伪造《左》、《穀》二传，藉以破坏《春秋》，为莽饰非，为己文过之诡计。凡与《公羊传》义略同者率其常义；《传》之精义，《穀梁》削除之以孤其援，《左氏》反对之以篡其统。如王氏世卿，故《左》、《穀》尽去讥世卿之文。新室篡汉，故《左》、《穀》始终不见一篡字。此歆之为莽饰非也。《春秋》崇正，则擅造丑语以诬之，如《穀梁》诋隐公探先君之邪志，《左氏》诬孔父以艳妻贾祸之类。《春秋》恶谖，则多陈阴谋以矫之，如《穀梁》诬公子友绐杀莒挐，《左氏》谓先轸请执宛春以怒楚，栾枝使舆柴伪遁之类。此歆之为已文过也。好圣人之所恶，恶圣人之所好，顾谓好恶与圣人同，几以只手掩天下之目者二千年，甚矣其祸经也！
这种话是站在今文学家的地位上说的，他先承认了《公羊传》所记的全是真确的事实，而后以《左氏传》等校之，凡不合于《公羊传》者皆视为非信史。我们则不能这样，《公羊传》一书无论是否孔子的真传，我们只能把它放在传说的地位，与《左氏传》等作同等的研究，而后定其可信的程度。所以崔先生的这种简易的建设的工作，我们不能认为满意。但是他在破坏一方面，则我觉得可信的很多。如《公羊传》讥世卿而《左》、《穀》不讥，《公羊传》言篡而《左》、《穀》无一篡字，分明有两股不同的时代潮流在激荡，造成了泾、渭之判。
《〈春秋〉复始》的末一卷是专辨《左氏传》所记于《春秋》中无所系属的，与先秦古书相刺谬的，及其自相矛盾的，分为“凿空”、“误析一事为二事”、“分野”、“互体”四章。除“误析一事为二事”或是《国语》原文之误外，其余都是刘歆的窜乱。
崔先生著《〈史记〉探源》的宗旨，在删去《史记》中的窜乱之文，回复它的真相。《史记》是一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书，是古书的一个总汇。刘歆当汉末新初，既经把古书古学重新整理，作大规模的改变，则这个总汇群书的《史记》也不由得不随着改变。所以《史记》的受窜乱也不亚于《国语》等。他立志澄清这些东西，故细心研读《史记》，把其中有新学的色彩的指出删掉。其卷一为《序证》，先列出几个去取的标准，如下：
甲，《春秋》————《史记》之文，凡与《左氏传》同，有真出自左丘明者，列国世系及政事、典章之属是也。其出自刘歆的有下五类：（一）终始五德，（二）十二分野，（三）变象互体，（四）告则书，（五）官失之。
乙，《尚书》————刘歆伪造《古文尚书》，本与《今文尚书》别行；自马融、郑玄用古文之学而释今文之经，晋出《古文》又伪造二十五篇，其书独传，于是《今文尚书》不复可见。幸而《史记》作在未有《古文经》的时代，还保存得许多真今文的经和经说，虽则《汉书·儒林传》冤枉它，说“司马迁从安国问故，迁载《尧典》……诸篇多古文说”。惟《百篇书序》则是刘歆伪造而羼入的，如为符瑞作的《嘉禾》，为禅让作的《舜典》，都是跟着王莽时代的要求而出现的。
丙，《汉书》————《汉书》作于《史记》之后，当然有许多钞录《史记》之文。但有许多反是《史记》倒转来钞录《汉书》的，这或因补缺，或因续窜。司马迁《自序》本说他所叙的事“至于麟止”，即指武帝元狩元年的获麟。故凡元狩元年以后之事，悉据《汉书》补入。
丁，补缺————《史记》本有亡缺，元、成间褚少孙补了几篇，别人也有妄续的。
以上四项，丙、丁与刘歆无关，乙与本章亦无关，今所应注意的是甲。他说：
《史记·儒林传》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太史公自序》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余闻之董生”云云，是太史公之于《春秋》，一本于董生，即一本于《公羊》，其取之《左氏》，乃《国语》也。《自序》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证是时无所谓《左传》也。
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今案其体有四。一曰“无《经》之《传》”。姑即《隐公篇》言之，如三年冬，“郑伯之车偾于济”是也。夫《传》以释《经》，无《经》则非《传》也，是《国语》也。二曰“有《经》而不释《经》之《传》”。凡《传》以释《经》义，非述其事也。如五年九月“初献六羽”，《公羊传》曰：“何以书？讥始僭诸公也。”是释其义也。《左传》但述羽数，此与《经》同述一事耳，岂似《传》体！以上录自《国语》居多。……三曰“释不书于《经》之《传》”。如元年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夫不释《经》而释不书于《经》，则传《书》者不当释黄帝何以无《典》，传《诗》者不当释吴、楚何以无《风》乎！彼《传》不然，则此非《传》也。四曰“释《经》之《传》务与公羊氏、董氏、司马氏、刘向之说相反而己”。如隐三年书“尹氏卒”，讥世卿，为昭二十三年立王子朝张本也。宣十年书“齐崔氏出奔”，讥世卿，为襄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张本也。……《左氏》改“尹”为“君”，谓之隐公之母；于崔氏之出奔曰“非其罪也”。凡以避世卿之讥，袒庇王氏而已。此皆刘歆所改窜。故公孙禄劾其“颠倒《五经》，毁师法”，班固曰“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也。
这段话非常的精当。他已把刘歆强《国语》就《春秋》及其杜撰《春秋》和《左传》的义例的方法和类别告给我们，我们正可继续加功，使得全部《左氏传》都经过这一番分析，而把这两个主人————左丘明和刘歆————的东西还给这两个主人。
他指出刘歆增窜的五事，其一为终始五德。这是和本篇最有关系的一段文字。其中的主张虽有为我所不敢赞同的，如说终始五德之说为刘歆所造，托始于驺衍。但大部分的意思我都承受。下面讨论《世经》时，将本其意以为说。至于这段文字，拟留在本篇之末“批评五德终始说者的见解”一章中详论之，兹不赘。
距今四年前，一九二六。瑞典高本汉先生（Bernhard Karlgren）所作的《论〈左氏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书在瑞典哥敦保大学出版。不久，即由陆侃如、卫聚贤两位先生译成汉文，名《〈左传〉真伪考》，三年前在新月书店出版。书首冠有胡适之先生的《提要与批评》。
这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历史证据上讨论《左传》的真伪，下篇从助词的文法分析上研究《左传》的性质。历史的证据，因为今古文问题及经义异同问题太复杂了，材料的真伪也太难定了，所以从我们看来不能十分满意。文法的分析，则是中国古书上破天荒的工作，创获非常多，大足指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高先生对于康先生的话颇不信任，以为他是一个政客而兼传教的人，其主张有点新闻纸的味儿。这种态度，与崔先生认《左传》所记事与《公羊传》不同的即为晚周异闻而非信史颇相类。我们以为刘歆与康有为的功过应当分开看。刘歆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而造伪书是一件事；他取了真古史作他造伪书的材料又是一件事。康有为为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为自己的变法说的护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打破新代出现的伪经传又是一件事。我们不能从他们的两件政治性的工作————篡位与变法————上面否定他们的两件学术性的工作————表章古史和打破伪书。学问的目的与手段，本来可有两种不同的成就，例如星占术为了迷信的需要而发生，结果却造成了纯科学的天文学。康有为果然是个政客，但前于他的刘逢禄，后于他的崔适，则明明都是学者，他们为什么要说同样的话呢？所以康先生在研究今古文问题上，乃是一个上承刘氏而下开崔氏的人，与他的从政和传教没有关系。
这书的下篇分为三部分；
1.从文法上证明《左传》不是鲁国人做的；
2.用《书经》、《诗经》、《庄子》、《国语》等比较《左传》文法，证明《左传》自有特殊的文法组织，不是作伪者所能凭虚构成的；
3.用《左传》的文法来比较“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证明《左传》是前四五世纪的作品。
适之先生对于这三部分的批评，以为第三部分含有些感情作用，他希望把此书抬到前四五世纪去，所以因了它和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的不同而有此断语。然而言语除了时代性之外还有地方性。孟子是前三世纪的人，但《孟子》一书乃是用鲁国方言写的而不是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他也承认。何以见得《左传》的作者不能在前三世纪仍用他自己的方言著书呢？第二部分，因为《尚书》、《诗经》等都不是可以笼统地算作一种单纯的作品的，所以他认它们为自成文法系统的作品是一个错误。但他比较研究的结果，说道：
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有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近接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
这是大可帮助今文家的主张的。今文家说刘歆割裂《国语》，造为《春秋左氏传》，今本的《国语》只是刘歆割裂的残余；如今他从文法的比较上证明这“两部书的文法组织很是相同”，岂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第一部分把《左传》的语言假定作“左语”，又把《论语》、《孟子》的语言假定作“鲁语”，选了七种助词作为比较的标准〔（1）“若”与“如”，（2）“斯”字作“则”字解，（3）“斯”字作“此”字解，（4）“乎”字作“于”字解，（5）“与”字作疑问语尾，（6）“及”与“与”，（7）“於”与“于”〕，结果是都不同，《左传》的语言决不是鲁语。这是他的最大的成功。为节省篇幅起见，恕我对于适之先生之文不引原文，只作概括的叙述。
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可以完全打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伪窜的“鲁君子左丘明”一句话。这句话看似平常，其实《春秋左氏传》一个名词的基础就建筑在上边。左丘明因为是鲁人，故与孔子相接近。孔子的《春秋》因为口授于弟子，弟子们将安其意而失真，故左丘明要“因孔子史记《春秋》。”而成《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这显而易见与刘歆所谓“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是一鼻孔出气的。只因它不说《左氏传》而说《左氏春秋》，所以还能骗人。如今把这“鲁”字去掉了，左丘明已决不是鲁人了，这句话也就失其存在的理由了。
高先生虽因今古文问题的纠缠，在审择历史材料上有些太宽泛的地方，但其证明《左传》是焚书以前存在的，而不主张此书从孔门产出及其与鲁国有何关系，则甚可把传统的记载打破，而与今文家的说话互相印证。
总上所说，我以为《左传》与《春秋》的应该分家已是确定了的事实。惟如何从《左传》中析出其与《春秋》并家的时代所增入的部分，使得它可以回复为一部古史，则有待于我们的努力者尚多。本篇之作，就是想从历史方面提出一个在左丘明作书时所不曾有的问题而在现今的《左传》中却有丰富的材料的，用了汉、新间的时势来证明这些材料的由来。
一六、王莽的《自本》
《礼记·郊特牲》有云：
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
这是儒家的阶级思想，他们要使天子、诸侯、大夫……的阶级分明。因为这样，所以诸侯的祖只能推到始封者，而不能推到始封者之父；天子。大夫的祖只能推到始命者，而不能推到始命者之父。诸侯。
王莽固然是礼家出身，不过他想做皇帝，便顾不得这些了。于是他打破礼教的束缚而发表他的《自本》。颜师古注“自本”曰：“述其本系。”不知当时书名是不是这两个字；如其是的，则当由《世本》所脱化。
《汉书·元后传》云：
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三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
文、景间，安孙遂，字伯纪，处东平陵。生贺，字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翁孺皆纵不诛；它部御史……至斩万余人。……翁孺以奉使不称，免。叹曰：“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
翁孺既免，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虚，即沙麓地也。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云。”
在这一篇文字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
1.王莽有两个祖先是古帝，黄帝、舜。又有几世是周代的诸侯，陈。又有几世是战国时的王；齐。直至汉兴，始为平民。他是一个极久远的贵族。
2.王贺捕盗，所活万余人，有兴兆。
3.王贺徙居元城，即春秋时沙麓故地；而春秋时沙麓崩，晋史在占卜上已知道六百四十五年之后将有田氏圣女兴的事。
王莽有了这样一个高贵的世系，又有两个兴盛的豫兆，他就被证明为有做皇帝的资格了。
于是，我们试把这篇话研究一下：
其一，他说“黄帝姓姚氏”，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听见过的。我们以前只从《国语》里知道黄帝姓姬：
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晋语四》。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上。
又从《史记》中知道黄帝姓公孙：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五帝本纪》。
可是现在他又姓了姚，他便有了三个姓了。
其二，他说“黄帝……八世生虞舜”，这确与《帝系》所谓：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牛。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相合。但《国语》包《左传》。中却尚有一个幕。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鲁语》上。
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左传·昭八年》。
如果把幕插入《帝系》的世系里，岂不成了九世吗？
其三，他说“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这是又有问题的。《尧典》中固说“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似乎舜有姓妫的可能。但《楚辞》中说：
舜闵在家，父何以？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天问》。
《左传》也说：
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哀三年。
《史记》也说：
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秦本纪》。
可见战国、秦、汉间人都以为舜姓姚。现在舜的姚姓送与黄帝，而自己则改姓为妫了，这岂非一件奇突的事。但他所以这样说，也有他的道理。《史记》云：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陈杞世家》。
这可见司马迁以为舜后即改姓为妫的。又《左传》云：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昭八年。
可见《左传》的作者以为周初封胡公时是赐姓为妫的。王莽以为舜后之陈即可姓妫，则舜亦自可姓妫了。
其四，自胡公至田安，时代较近，有史书可凭，没有问题。惟王氏是否济北王之后，还有一点小疑问。王符《潜夫论》云：
周室衰微，吴、楚僭号，下历七国，咸各称王。故王氏、王孙氏、公孙氏……国自有之。《志氏姓》。
周灵王之太子晋……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同上。
然则王氏的来源并非单元，凡是王国之后都可姓王。王莽不姓田氏而姓王氏，固有出于田齐的可能性，却无出于田齐的必然性。《潜夫论》又云：
汉高祖徙诸田关中。……及莽，自谓本田安之后；以王家，故更氏云。同上。
加上“自谓”二字，言下也颇有不信任的意思。
其五，他以春秋时沙麓崩为王氏将兴之兆，这是显然的谰言。按《春秋·僖公十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它没有说明在哪一国。《公羊传》云：“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河上”，占的地方太广了，究竟是哪里呢？《穀梁传》云：“林属于山为鹿；沙，山名也。”说得更空洞了。可知《公》、《穀》二传的作者实在没有知道它在哪里。到了《左传》，始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
这才指定沙鹿为晋国之地，晋当承其咎了。所谓“期年将有大咎”，盖指僖十五年晋惠公与秦战于韩被获的事。疑《左传》的作者看了下一年之《经》而定为晋的咎征，因以沙鹿为晋地的。在这里，也没有齐、田之圣女将兴的卜说。或曰：康氏定《左传》为刘歆改《国语》而成，你已相信他的话了。但康氏又说刘歆的改作《左传》，主助莽篡。现在王莽以沙鹿崩为王氏之瑞，而《左传》无之，可见《左传》不是助莽篡位的书了。它既不是助莽篡位的书，则必不出于刘歆的改作了。我对于此问的答说，是：《左传》的出现由于刘歆，这是我相信的，但《左传》的材料，性质甚为复杂，有的是《国语》原文，有的是他种古书之文而为刘歆所采，有的是刘歆所臆增，有的是刘歆以后的人所增，原不可一概而论。即刘歆所臆增者，有的是为解释经文而增，有的是为发挥他自己意见而增，有的是为适应汉末新初的时势而增，也不可一概而论。且刘歆所增的，或因不合于东汉时的功令，或因不适于东汉人的脾胃，以致被删或被改，也是可有的事。此等事皆有待于我们的详细考核。康氏的话，只可作一个提议或一个发凡，完工的日子正远着呢。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左传》的话，不可用了一种简单的标准去下评判。本篇中有的取它，有的驳它，并非漫无标准，乃是希望以不同的评判寻出多种的标准。至于研究的精密，自非今日之事。这大约是王莽因自己的家住在沙鹿，故就《春秋经》文附会为此。
综上所说，可知《自本》中晋史之言，曰“阴为阳雄”，曰“宜有圣女兴”，明是王太后握了政权之后所造。曰“土火相乘”，也明是汉为火德之说已兴之后所造。曰“后六百四十五年”，按鲁僖公十四年当西元前六百四十六年，至汉哀帝末年前一。恰当此数。这一年，即是“王太后至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拜为大司马，与议立嗣，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之年，王氏代汉的局面到这时可谓已成就了。
王莽的《自本》，我们审查之后，它的真意义可以宣布了。此书的主要之点凡三。一、他为黄帝之后，黄帝的土德是表现在他的名号上的，永远不变的，故他亦应据有土德。二、他为舜后，汉为尧后，舜是受尧的禅让的，所以他们应把这禅让的故事复演一回。三、“阴为阳雄”，故他应藉了姑母的力量而得国；“土火相乘”，故他应以土德代汉的火德。禅让的次序这样定了，五德相生的次序又这样定了，他尚能不做皇帝吗！他不做皇帝，是上天所不许的了！于是《世经》系统中的人物就一一跳跃而出，各各坐在他的新座位上，古代的历史就为之作全部的改观了！
一七、“炎帝神农氏”
上面讲过，眭孟曾说“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刘向父子又因《说卦传》之文而寻出汉为火德的道理。我们姑且承认这是昭帝和成帝时的真事实吧。把他们所说的合起来，应如下式：
（火）尧————汉
现在又出现了王莽的一个系统，说他自己是土德，又是黄帝和舜的苗裔。把这一说与上一式合拢来，应如下式：
（火） 尧————汉
（土）黄帝————舜————王莽
这是何等合适的事情！火生土，是固定的了。尧禅舜，又是固定了的。那么，汉的禅让给莽，自然也是前定的事了。所感到的缺陷，只是王莽的祖先有黄帝和舜在五德终始中两次轮到土德，连自己共有三次，而汉的祖先则只有一尧，其在五德终始中轮到的火德，连了自己只有两次。所以尧的前边，应当补上一位才是。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疑问起来了。《帝系篇》及《史记》中所写的古帝王的世系，是：
舜固是黄帝之后，尧亦何尝不是黄帝之后呢！舜以黄帝之后而与黄帝同为土德，何以尧为黄帝之后而要另成为火德呢？这是王莽所没法解答的。我猜想，他所以请黄帝不姓姬而姓姚，或者存心把黄帝拉到舜一边来，使得尧与舜不同祖，而成为：
（？姓）？————尧————汉
（姚姓）黄帝————舜————王莽
的局面。他也许要把姬姓送给尧的祖呵！
王莽前的朝代是汉，虞舜前的朝代是唐，那是无疑问的。黄帝以前的朝代是什么呢？照驺衍的原始的五德终始说，黄帝已在天地剖判之际了，黄帝以前更没有帝了。但据驺衍以后的记载，若《吕氏春秋》，若《淮南子》，若《春秋繁露》，若《易·系辞传》……则黄帝之前尚有神农氏。既经这样，汉的系统就可照了王莽的系统而写为：
（火）神农氏————尧————汉
了。可是神农氏之为火德，远不及黄帝之为土德的旗帜鲜明，未免不像，这将怎么办？于是他们又想到了炎帝。炎帝的火德，写在字面上，比黄帝的土德还要清楚。只是以前人都说黄帝、炎帝为同父昆弟，他们是同时人，并不能划分两个时代。如何可以把表示黄帝前一代的神农氏和表示火德的“炎帝”兼而有之呢？于是勇于造伪史的汉人就把这两位漠不相关的古人生生地合起来了，“炎帝神农氏”一名就出现了，战国、秦、汉间陆续出现的神农事迹全给炎帝收受了！这时的炎帝，再不是《国语》中的炎帝，再不是《淮南子》中的炎帝，也再不是《史记》中的炎帝了。
“炎帝神农氏”一名不太长吗？他们王莽及助王莽造伪史以篡位的人。说，不妨。舜为有虞氏，已见于《檀弓》等书了。尧为陶唐氏，也见于《左传》及《史记》了。黄帝名曰轩辕，《五帝德》及《史记》也写明了。用了这些名氏来配“炎帝神农氏”，就可不嫌此名之特长，且可泯灭其拼凑的痕迹。于是刘、王两家的世系再经一次的移写，而成为：
（火）炎帝神农氏——帝尧陶唐氏——汉
（土）黄帝轩辕氏——帝舜有虞氏——新。王莽以新都侯起，故国号当曰新。
这是何等地整齐好看！汉之所以必禅新，新之所以必继汉，看了这一个世系表及其五德之运，再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的！
千余年来，大家对于“炎帝神农氏”一名安之若素，所有的历史书上都这样写了。但是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段固然可以欺骗一班庸众，终于骗不了一二思考精密的学者。三国时，谯周作《古史考》，就以为炎帝与神农各是一人。《左传正义》引。可惜这书已佚，无从知道他的理由。到清代中叶，崔述作《补上古考信录》，很痛快地说：
《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氏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后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其后又云：“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又不言炎帝。然则帝于黄帝之前者自神农氏，与炎帝无涉也。
《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夫十有二家之中既有神农，复有炎帝，其为二人明甚，乌得以炎帝为神农氏也哉！……
要之，自司马迁以前未有言炎帝之为神农者，而自刘歆以后始有之。
这真是一个理直气壮的驳诘，可惜不能起刘歆于地下而面质之。
一八、“全史五德终始表”的三个难题
火德与土德既具备了这三次终始中的帝统，于是全部的历史应当一切依照了这个方式而配置在三次终始里了。
以前我们曾引班固《郊祀志赞》和荀悦《汉纪》，说刘向父子从《说卦传》的“帝出乎《震》”一句话上寻出一个新的历史系统，这个系统是：“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我们姑且相信，这是刘向生存时和他的儿子刘歆所共倡的学说。照这一说排下去，应为：
（第一次终始）（第二次终始）（第三次终始）
（木） 伏羲 尧 秦
（火） 神农 舜 汉
（土） 黄帝 夏
（金） 颛顼 商
（水） 帝喾 周
如此从伏羲的木德开头，依次循环，到汉而为火德，本也说得过去。可是，这个系统对于王莽的《自本》是不合适的。试抽出火土二德，作一表以比较之：
然则照了前一说，汉虽火德，其所承之运乃舜而非尧；新虽土德，其运乃不能承舜而须承夏了。这和后一说太扦格了！
所以，为王莽设想，一定要舍去这个简易的“全史五德终始表”而别创一个，使得可与他的《自本》之说相合。他们那时所规拟的草稿，我们虽无从看见，但不妨试拟一个：
（第一次终始）（第二次终始）（第三次终始）
（木）1？————————————————6？————11？
（火）2炎帝神农氏————————7尧————12汉
（土）3黄帝——————————————8舜————13新
（金）4？————————————————9？
（水）5？————————————————10？
这样一排，立刻有许多问题起来：
其一，炎帝以前尚空一位，请谁坐？
其二，自黄帝至尧，尚空三位，请谁坐？
其三，自舜至汉，中空三位，请谁坐？
这又须他们大大地费一番考虑的功夫了！
第一问题似乎最易解决。炎帝既与神农合为一人，那么尽可请神农以前的天子作炎帝以前的天子。神农以前的天子，谁呢？这是一想就想得出来的，是伏羲，因为在《庄子》、《淮南子》、《封禅书》、《战国策》、《易·系辞传》等书里都早已告知我们了。所以这第一位就请伏羲氏坐了下去。但是伏羲氏只是伏羲氏，他没有复沓的称号。如何可以照“炎帝神农氏”的办法，加上两字，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第二问题就困难了。从《祭法》里，从《五帝德》和《帝系》里，从《管子·封禅篇》和《史记·五帝本纪》里看五帝的系统，从黄帝到尧，中间只有颛顼和帝喾两代。这两个人如何可以坐满三个位子？这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
第三问题也不容易解决。自舜至汉的中间，实际上有夏、商、周、秦四代，但只有三个位子。前面一个问题正嫌位子太多，这一个却嫌太少了。能挤一个过去吗？不行，有王莽的《自本》在中间挡着。
第一问题缺少一个尊号，第二问题多出一个位子，第三问题缺少一个位子，这是王莽们重定五德终始表时所苦心焦思的三个难题。
一九、夏商周的新德及秦的闰统问题
现在，我们先从第三个问题讲起吧。
自虞至汉的中间，实际上有四代，但只留得三个位子，岂不是要“二桃杀三士”了吗？好在这是请坐的而不是抢坐的，权在请坐的人的手里，由得他进退。所以他们仍用张苍和董仲舒的老法子，把秦剔了出去。这样一来，第九位为夏，第十位为商，第十一位为周，就指定了；夏为金德，商为水德，周为木德，也分配好了。
可是，以前讲五德的人都说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其符瑞有青龙、银山、赤乌等等。现在因凑付五德系统而使夏的木德变成了金德，商的金德变成了水德，周的火德变成了木德，人家若问他们有什么佐证时将何以回答呢？因为这样，所以有替他们各各造出些新符瑞的需要。
不幸那时的书亡佚太多，我们不能直接看见他们替夏、商、周造出的新符瑞。《世经》中引有《考德》，颜师古注谓是考五帝德之书，其中对于五德之运当有不少新说，可惜失传了。犹幸谶纬书中颇有这一类的话。谶纬是发源于西汉末而盛行于东汉的，把王莽们手造的历史保存在里边是很可能的事。现在钞出几条看一下：
禹，白帝精，以星感。修纪山行见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尚书纬·帝命验》。
周文王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鄗，止于昌户；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也。”《太平御览》卷二十四引《尚书中侯》。
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苍帝之子。《〈礼记·大传〉正义》引《春秋纬·元命苞》。
照这样讲，夏、商、周的五德之运便适应于五行相生的系统了。他们于周的符瑞所以还肯说“赤雀”者，因为那时《今文泰誓》列于《尚书》，其中明言赤乌，压没不了，故姑存之，列之于不重要的地位。
夏金，殷水，周木，既已定了，可是秦的水德的证据也太多，《始皇本纪》有之，《封禅书》有之，《历书》有之，要完全推翻这件事实倒也不便。于是想出一个“闰位”的办法来，说秦虽水德，但是他的水德是介于周木和汉火之间的，失了他的固有的行次，所以不久败灭。又说他是“任知刑以强”的，只能算“伯霸。”，而不能算“王”。于是秦的一代就不为正统而为闰统，不为“秦王”而为“秦伯”了。
闰统的办法有没有先例呢？他们看《国语》，有这样一段：
昔共工氏弃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周语》下。
看《淮南子》，又有这样两段：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天文训》。
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原道训》。
他们想：共工和水既是这等有关系，自该把他算做水德了。他的气力可以触不周之山而使地东南倾，其任力而不任德也可知了。他与颛顼或高辛争为帝，以致宗族残灭，可见他的帝业是没有成功的。这三个条件都与秦相符合，自然可把共工作为秦的先例。但“木火之间”从天地剖判以来共有三次：秦已坐定第三次了，共工应该放在第一次或第二次呢？第二次在尧前，他们或者以为《尧典》中的共工是尧的臣子，为尧所流，又无叛逆的凭据，不应与《国语》和《淮南子》中的共工混同，《汉书·古今人表》就分作两人。所以把这争帝不成的共工放到第一次去。但如此，他的时代又远在颛顼和高辛之前，不能与他们争为帝了。好在这是小节，不妨归之于古史传说的纷歧。至于有大关系的五德次序，是定得妥当了。
然而，秦是统一天下的，共工若从没有做过帝王，将不足与秦相配，所以也须把他说成一个统一天下的君主。但若竟把他说成“王天下”，那又违背了闰统的决定了。必得把他说成似王非王，然后可与“秦伯”对举。于是他们创造些新证据，如下：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鲁语》上。
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如此，则共工氏自身是“伯九有”的，与秦极似。其子勾龙又是“能平九土”的，多少与统一天下有些关系。至于“为水师而水名”，其开国规模又已定了，其为水德是无疑的事了。所差的，不过只成了“伯”而已。此数条何以为伪窜，当于下边《月令中的五帝五神》一章中详论之。
第一次五德终始的木火之间，有以水德居闰统的共工。第三次，又有秦伯。第二次呢？《世经》中没有说明。但我把它细读几遍，才知道作者并没有忘记。《世经》云：
帝喾……为木德。帝挚继之，不知世数。……帝尧……为火德。
可见它是把帝挚算作第二次终始中的闰统的。帝挚这人，古书中说起得很少。《帝系》云：
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曰姜嫄氏，产后稷。次妃……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锋氏，产帝尧。次妃曰陬訾氏，产帝挚。
《史记·五帝本纪》云：
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
《帝系》的尧前而挚后，与《史记》的挚前而尧后虽有些不同，但都把喾、挚与尧看作帝统的三传。现在《世经》却说“帝挚继之，不知世数”，直以帝挚自有其若干世，可以当得一代。帝挚在喾木尧火之间为闰统，岂不是与共工和秦甚相类吗？所差的，只是没有说明他是水德。
这三次五德终始中的闰统都定了，我们可以画出一个表来了：
其实，什么共工和帝挚，都不过作秦的闰统的陪客而已；而秦之所以为闰统，也不过被王莽的《自本》所挤，致虞之后，汉之前，只留三个位子，不够兼容四代，逼得用了闰统之名来敷衍它一下而已。
二〇、“少昊金天氏”
第三问题患在地位之寡，他们想出闰统的办法把秦安顿了。第二问题患在地位之有余，既不能把一个人拆做两个人，两个人并作一个人则可，如炎帝神农氏。只得补一位进来。但这补进来的一位应当是谁呢？
他们于是翻出《帝系篇》一瞧，这是我的猜想。知道颛顼是黄帝之孙，帝喾是黄帝之曾孙，尧是黄帝之玄孙，从黄帝到尧共有五代，却只有四帝，大可补入“黄帝之子”一帝来填满这个空白，而成为：
（土）黄帝 全史五德终始表中 第三位
（金）黄帝之子未定其人。 第四位
（水）颛顼 第五位
（木）帝喾 第六位
（火）尧 第七位
这样一安排，就开了两种新纪录。其一，颛顼与喾，向来都附属于黄帝土德之内的，现在一为水德，一为木德，都自占了五德之运。其二，新添了一个金德的天子，在黄帝之后，颛顼之前。
但，黄帝之子，《国语》中说有二十五人，其知名的有夷鼓、青阳、苍林氏三人；加上《帝系》所记，又有玄嚣、昌意二人。就算用了司马迁的“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的说法，其知名的尚有四人。这帝位应当送给谁呢？他们在高文典册中找来找去，也是我的猜想。结果在《周书》今称《逸周书》。《尝麦解》里找得一段文字：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他们想，少昊名清，又当黄帝之时，或者就是黄帝之子青阳吧？他有“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的大功，也可说是具备了为帝的资格了。他们又在《国语》今在《左传》。里找到一段文字：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左传·文公十八年》。
他们想，少皞氏列于帝鸿氏和颛顼氏的中间，如果帝鸿氏可以解为黄帝，后来贾逵、郑玄和杜预都释帝鸿为黄帝；但我们在《山海经》中知道帝鸿为帝俊之子，非黄帝。则少皞氏在黄帝与颛顼的中间，非有天下之主而何，非后于黄帝而先于颛顼的有天下之主而何！于是这第四位就给少昊氏“昊”与“皞”通。坐定，他现成地享有了金德之运。
他们既经请了少昊插入五帝的组合里而有成为“六帝”的趋势，在古史界中是怎样一件大事。可是关于少昊的材料太少，他既没有给战国人鼓吹过，也没有经秦、汉人的宣传，这个地位如何可以站得住？于是他们的偷天换日的手段又施展了。
第一，他们在《国语》里插进了一段颛顼受帝位于少皞的故事。在钞录这一段文字之前，我们先须读一读《史记》的《太史公自序》：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这原是司马迁自叙其世系，夸扬其门第之言。但给刘歆一班人瞧见了，就把这段文字改头换面，写成了下面一段文字：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则明神降之，在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物……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事，不相乱也。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家为巫史。……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楚语》下。
这一大段文字的来源共有三处。其一是《尚书·吕刑》，抽取了里边的“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一语而大做文章。其二是《史记自序》，整段地钞进去，可谓熟读司马氏家谱。其三是《山海经》的《大荒西经》，摘了“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一语，说是出于司马氏的宣传。其他巫呵，觋呵，祝呵，宗呵，说得非常透澈，这是因为刘歆在王莽持政时做了“羲和”，又“治明堂”，又“典儒林史卜之官”，这些典制是他很熟谙的缘故。他主张“绝地天通”，或者他有感于王莽时图谶之盛，竞作符命封侯，以致人心不安，觉得“神人杂糅”的不及“绝地天通”的好，也未可知。
我们何以知道这一段文字是假造的呢？这有几种理由。《太史公自序》之言如果是司马迁钞自《国语》，则九黎乱德，重、黎正之，三苗乱德，重、黎之后又正之，这正是司马氏先代的两件最光荣的功绩，《自序》里为何忘了？重上天，黎下地，也是司马氏家传的两件神圣的故事，《自序》里为何也忘了？这还不奇，颛顼之王天下，受自少皞，《国语》之文明白如此，何以《五帝本纪》里竟缺了少皞一代？这还不奇，巫觋祝宗这些制度，《国语》里口口声声说是古代确定的。故前云“各司其序，不相乱也”，下即云“少皞之衰，九黎乱德”，乱，即乱此巫觋祝宗所司之序也。下又云“三苗复九黎之德”，则又乱此矣。下又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史记》无“不忘旧者”四字。则又复此矣。这样的一个自古以来确定的制度，这样的一个乱了两回又复了两回的旧典，在古代宗教史上是何等重要的材料，为什么司马迁作《封禅书》时却不录一字呢？为什么班固作《郊祀志》时又完全收进了呢？此无它，司马迁在刘歆前，还不知道有这些事；而班固生于刘歆之后，耳濡目染已久，就不自觉地上了他的老当罢了。崔觯甫先生因疑五德终始说出于刘歆所造，故以《封禅书》为“妄人录《汉书·郊祀志》”。其实，五德终始说源远流长，证据繁多，其变迁之迹亦自可寻，必不能把它一起卸在刘歆的肩上。至《封禅书》不录《郊祀志》，则这一条乃是一个确证。《历书》中有这段话，自然是伪窜的了。
第二，他们在《左传》里又加进了一段郯子说祖德的故事。在钞录这一段文字之前，我们也应把《左传》中的几段零碎话先读一下：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僖二十一年。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定四年。
任国在今济宁县，宿与须句都在今东平县，颛臾在今费县，据《春秋大事表》。距鲁都今曲阜县。均不逾二百里。看《左传》此文，这几个小国的先祖有名太皞的，有名有济的。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其地为少皞的旧址。少皞与太皞名义相承，也有为东方小民族的一个先祖的可能[1]。所以刘歆们又在《左传》中插入一段：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伯劳。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童，夷民者也。九扈青雀。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昭公十七年。
郯国在今郯城县，离曲阜二百余里。曲阜如真为少皞之虚，郯子也未尝没有为少皞子孙的可能。可是这一段话，实在不能使人相信。他说少皞立于黄、炎之后，可见他确认少皞是有天下者的一代。下面又说“自颛顼以来”，可见他又以少皞置于颛顼之上，和《国语》中的“颛顼受之”有同样的意义。总之，他实定少皞为黄、炎以后，颛顼以前的一代，在这段文字中已明白写出；这在刘歆之前是没有人主张过的。至于一大批“鸟官”，以掌历法的为独多，且其地位也特高，大概因为刘歆自己通明历法，且任羲和之官，借以自重吧？
这段文字的根据在哪里？我以为也出在《尝麦解》。那篇说：“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即是“以鸟名官”一事的来源。那篇说“故名曰质”，质之去声为挚，也即是“少皞挚”一名的来源。
自从《国语》中有了“及少皞之衰也……颛顼受之”的一段纪载，《左传》中又有了“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的一段纪载，而后少皞之为颛顼以前的天子，乃得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汉人虽愚，历史的系统里忽然跑进了一个崭新的“古帝”，也不会立时信奉的，所以东汉初年的贾逵他的父贾徵是刘歆的弟子；他传父业，故为古文学专家。对章帝说：
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后汉书》卷三十六本传。
即此可知当时的经学家还不肯承认黄帝、颛顼之间曾有少皞一代；贾逵们想要维持这个偶像犹须借重于图谶中不同名的帝，更须借了“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的威吓的话来耸动汉帝的听闻。又可见贾逵所云“其所发明，补益实多”者，即《左传》中“发明”了“汉为尧后”和“颛顼继少昊后”诸说之后，其补益于汉家的五运历数者乃甚多也。
到了东汉的中叶，这个新古帝的偶像依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所以张衡于顺帝时曾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其一事云：
《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行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后汉书》卷五十九本传，章怀太子《注》引衡集。
可知少皞即青阳这一件事，经刘歆学派宣传了一百余年，还不曾得到“实定”。
自从古文学派战胜了今文学派，把今文家的遗说铲除略尽，然后这个新古帝的偶像在初成立时所受的各方攻击的痕迹看不见了。自从通学者起来，杂糅今古，乱搅一阵，然后这个新古帝的来源也弄糊涂了。攻击的痕迹既看不见，来源又弄糊涂，于是这件事才“实定”了！几个作史的人和无数读史的人习非成是，以为这是固有的事实，再没有怀疑的声浪了！这样平安地把人骗了一千七百余年，直到康长素先生作《新学伪经考》，始发其覆，他道：
考五帝无少皞之说。……按〔《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为古之诸侯，而少皞与蚩尤为二卿，同受帝命，则少皞亦古之诸侯，与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黄帝之子甚明。
刘歆欲臆造三皇，变乱五帝之说，以与今文家为难，因跻黄帝于三皇而以少皞补之……又惧其说异于前人，不足取信，于是窜入《左传》、《国语》之中。……而不知其犹有《逸周书》遗文不能弥缝也。夫出于一已者则较若画一，偶见他书者辄判然不同，其为己所私造尚待辨耶！
歆又窜之《史记·历书》中曰：“少皞氏之衰也”，即《国语·楚语》之文。《史记》纪五帝用《大戴礼》、《世本》之说；若《左传》、《国语》有少皞事，史公于二书素所引用，何以遗之？其为伪窜，益无疑矣。如谓《本纪》据《大戴》，不兼他书，则八恺等说固兼《左传》矣。如《左》、《国》有少皞，断无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与缙云氏并称。缙云氏非古天子，则少皞未可据以为天子；殆即《逸周书》所称之类。《五帝本纪》亦有此语，今皆不必断为窜伪。）《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
刘歆如果看见这篇驳文，他应当痛悔当时疏忽，忘记把《帝系》、《五帝德》和《五帝本纪》一起改窜了！也许他曾想到改窜，只为“五帝”之名所限，不便改成六帝，因而缩手，亦未可知。
黄帝的氏为轩辕，帝尧的氏为陶唐，上面已说过了。颛顼和帝喾的氏是什么呢？《五帝德》说：“颛顼……曰高阳；……帝喾……曰高辛。”《帝系》说：“极产高辛，是为帝喾；……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则颛顼当为高阳氏，帝喾当为高辛氏可知。颛顼是否为高阳。帝喾是否为高辛，这是很有问题的。但这不是《世经》所应负的责任，因为在《世经》之前早已这样说了。这些问题，将来作《五帝德及帝系姓考》时当详细讨论，今不及。自黄帝至帝尧五代中，别人都有了氏号，惟独少昊没有。这也须替他配上一个才好。
要寻一个“口口氏”来配少昊，古书里多得很，仅仅《庄子》一书已可找出二十个来，要凑凑场面原不为难。但少皞的得居于古帝中第四位，以金德王，事出偶然，毫无的据，容易给人窥破。他们感到应当替他找出“以金德王”的根据的需要，所以不在古书里检出一“口口氏”，而径自杜撰了一个“金天氏”，使得他的金德可以直接从名氏上表现出来，像炎帝、黄帝的从帝号上表现出他们的火德、土德一样，于是“少皞金天氏”一个名字就成立了！他们尚为他想出许多金德的证据，下边再详叙。
这个整齐的名字造成了之后，如何插入古书里呢？好在《左传》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可以随意增订的，他们便在昭元年《传》内淡淡地着了一笔：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
又在昭二十九年《传》中写道：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
让这两段文字以“玄冥”一名的联络，“世不失职”一事的呼应，见出“少皞氏”就是“金天氏”，而金天氏一名在古文籍中也就得到了根据。至于玄冥这名，我想当是由《鲁语上》的“冥勤其官而水死”来的。
这个诨名一直沿用下去，没有被人戳穿。到崔述作《补上古考信录》，始略略指出其破绽：
金天氏之名见于《春秋传》，但云“裔子为玄冥师”而已，未言为少皞也。……少皞氏之子虽尝为玄冥，然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为稷；颛顼氏之子黎为火正，高辛氏之子阏伯亦为火正：则玄冥一官亦不必少皞氏之子孙而后可为也。
因为他没有抓住这件事情的中心问题，这个中心问题必待清末几个研究今古文问题的人出来才会明白。所以他的驳诘的力量只能打在这一说的表面。
二一、“太昊伏羲氏”
第三、第二问题都解决了。第一问题本已解决了一半，神农氏前为伏羲氏。现在要找补一半也不算困难。
他们想，少皞之外不是还有一个太皞吗？就从这个名字上看，已可知其在少皞之前。少皞既作了天子，他也未便向隅。既经伏羲氏上面缺着一个尊号，只要请他去顶补就是了。于是“太皞伏羲氏”一个名号又成立了！
但他们想：“庖牺氏之王天下”，《系辞传》中早已写明，至太皞则但为任、宿诸国的祖先，书本上还没有他作天子的明文；马上推戴，似乎嫌卤莽些。于是又在郯子的“鸟名官”一答内加了一句：
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见得他是和黄帝们一样地有天下的；而且太皞纪龙，少皞纪凤，亦正遥遥相应。至于太皞和伏羲两名的连络，也就在这“龙”字上生发。试看：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汉书·五行志》。
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周易正义》引《春秋纬》。
伏牺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伪孔安国《〈尚书·顾命〉传》。
燧人氏没，宓牺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有景龙之瑞。《宋书·符瑞志》上。
伏羲受龙图而画八卦，太皞为龙师而龙名，这是何等地符同呵！可是寻求这一说的源头，还是出在刘歆的话里。刘歆一倡了伏羲受《河图》之说，于是纬书、《尚书传》、《符瑞志》等便跟着他宣传了，太皞与伏羲就合并而不可分了。然而，我们回顾前于刘歆的《易·系辞传》，只有说：
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何尝有受《河图》，得龙瑞之说！即此可见伏羲时龙马负《图》出河之说是为证实“太皞氏以龙纪”一事之用的，而太皞氏的以龙名官又是由少皞氏的以鸟名官比例而来的。刘歆固然只说了“受《河图》”，没有说“龙负《河图》”，但《汉书》引他的说话原是不完全的，且稍后于刘歆的纬书就已说“河龙图发”了，在他支配之下的《左传》也说“太皞氏以龙纪”了，他编入《三统历》的《世经》已把太皞与伏羲合作一人了，则龙负河图之说当然发于刘歆。
太皞即伏羲，自从有了此说之后，似乎也没有人怀疑过。惟崔述以为应当分作两人，他在《左传》郯子的话中指出太皞列于黄、炎之后，与伏羲列在黄、炎之前者不同。但《左传》这一段，《世经》已说明是“逆数”，且它以太皞、少皞、共工、炎帝入于历史系统，除了《世经》之外更无是说，这段文字与《世经》相为表里甚是明显，实不足以驳《世经》。除此之外，崔氏再有一个较为可信的理由：
盖自《史记》以前，未有言庖羲风姓，为龙师者，亦未有言太皞画八卦，作网罟者。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皞也明矣。《补上古考信录》卷下。
二二、“全史五德终始表”的定本
三个难题都解决了，古史系统已用了五行系统排列好了，古帝王的名氏也已在一个模型里制造出来了，于是他们的“全史五德终始表”可以写定了：
这就是历史系统在阴阳和五行上的根据！所谓“天统”，所谓“自然之应”，就是这件东西！
这一个图，他们造成功的时候，一定拊掌称快道：“新室的代汉有了历史的根据了，证明得千真万确了！谁敢反抗的，即是‘威侮五行’，应当‘恭行天罚，剿绝其命！’”
于是他们宣布他们所作的《世经》。
不过，这个“西洋镜”已给我们拆穿了：我们知道它构造的层次，我们认识它拼合的痕迹，我们领会它创立的宗旨。我们也有一个图，现在就跟着他们的图一起宣布了罢！
上面说过，《汉书·郊祀志赞》以为这个新的五德终始系统是刘向父子排成的，其所持的理由是《说卦传》上的一句话。
《赞》云：
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庖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
现在我们既知道八卦的方位及其在五行上的分配，又知道《世经》的“全史五德终始表”的排列式，于是我们可以替这一段《赞》语补绘一个图，如下：
说明：1.黑线圈，表示旧有的系统。
2.||表示本相联合的两个系统。
3.虚线圈。表示假定《国语》（《左传》的前身）所本有的。
4.曲线圈，表示闰统。
二三、对于《世经》的评判
《世经》中的五德终始的系统的来源，我们既已明了，就可进而评判它的全文。
这一篇里，有的是引用人家的话，有的是作者自己说的话。我们固然知道它所引的话半是自说自证，但也不妨开出一个单子，看它所依据的书籍共有多少种：
1.《春秋左氏传》
2.《易·系辞传》
3.《祭典》即《小戴礼记》中的《祭法》。
4.《考德》颜师古注：“《考德》，考五帝德之书也。”此书大约东汉时已佚，故其它书中不见征引。按：《逸周书》第四十二篇为《耆德》，但《序》云“武王秉天下论古施口而口位以官，作《考德》”。如《序》文不误，则篇题之“耆德”应为“考德”之误。这一篇未知是否即《世经》所本，可惜也亡了，无从质证。
5.《春秋外传》即《国语》。
6.《帝系》即《大戴礼记》中的《帝系》。
7.《书经》
8.《书序》
9.《周书》即《逸周书》。
10.《礼记》
11.《春秋》
12.《史记》自《书序》至此五书，因与五德终始说无甚关系，本篇未录。
13.《著纪》《汉书·艺文志》有《汉著记》百九十卷；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
此外关于历法的引用书籍，有《殷历》、《春秋历》、《三统历》等。尚有《四分历》。按：《四分历》为汉章帝时李梵等所造，当是班固作《律历志》时所增入的。
《世经》的作者取汉的世系于《著纪》；取商、周、秦的世系于《书经》、《书序》、《周书》、《礼记》、《春秋》、《史记》；取唐、虞、夏的世系于《帝系》；取唐以上的世系于《左传》、《国语》、《易传》、《祭典》、《考德》。其自己说的，则是五行相生的次序，及何以此书有而彼书无的解释。
现在，我们单把它的唐以上的世系所根据的材料审查一下。《系辞传》中“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章，说的是观了卦象而制器的故事。但这一章的学说的基础，建筑于《说卦传》的物象上和《九家易》的互体和卦变上。《说卦传》为汉宣帝时所出，已见上文。《九家易》则是京房一派的《易》学。必须用了这些学说来讲，才能把这一章的故事讲通。所以我很疑心这是京房学派所作，插入《系辞传》的。我曾作“论《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一文，登《燕大月刊》第六卷第三期及《古史辨》第三册。在那时，后期五帝说正流行着，所以作者就采取了这一个历史系统作为《易》学系统。《左传》、《国语》，为刘歆一辈人所伪窜，尤其是《世经》所引的“少皞挚之立也”和“少皞之衰，颛顼受之”这两章，为要凑成新的五德终始系统而造作，上面也已说过了。《祭法》一篇，本是钞袭《鲁语》而成，理由详见崔述《经传禘祀通考》。其所谓“共工氏伯九域”即用《鲁语》的话。那时《春秋内外传》他们目《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全在刘歆的掌握之中，要怎样增改就怎样增改。共工之所以得列入古史系统，只因他曾有争为帝的传说，恰与秦相近似，可以作为闰统的先例。故秦既为水，他亦只得为水；秦既为伯，他亦只得为伯。故“为水师”及“伯而不王”诸说必出于重排五德终始表之后。《国语》之文是刘歆改的，《祭法》之文本是钞录展禽论祭海鸟一章的，他改了《国语》这一章，实际上不是改，是增加。只要把“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之句直接“黄帝能明民共财”，删去昔烈山氏和共工氏一段，就是原本的样子。当于下边《〈月令〉中的五帝五神》一章中详论之。并把《祭法》改了，是很容易的事。《考德》一书，除了这里所引的一语之外，别处再也没有见过。这书既考五帝之德而又特著少皞，与旧说不同，足征其亦出于王莽、刘歆们的手笔。总此而论，《世经》中唐以上的世系所根据的五部书是没有一部可靠的，这些材料是都出于西汉末叶的。
《世经》中，可以提出的问题尚多。今把上面所钞的《世经》文字逐段写出，加以评判：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曰：“昭子问少昊氏鸟名何故，对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
这一段话颇迷蒙了许多人的眼。以崔述那样精密的人，亦信《左传》为实录而以《世经》为曲解。他以为它们是两个系统：
（《左传》的系统）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
（《世经》的系统）太昊——共工——炎帝——黄帝——少昊
他又以为就太昊、少昊两个名字看，就可知道是时代相衔接的两帝。《补上古考信录》云：“太皞、少皞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皞’名？而太皞纪官为龙，少皞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这单就《左传》和《世经》的文字上着眼固然如此；但我们知道了《世经》的系统的构成的经过，知道了少皞是为填满一个空位用的，太皞是为补成伏羲氏的尊号用的，又知道了共工的闰统和水德以及其介于木火之间是为作秦的先例用的，则《左传》这段文字实与《世经》一鼻孔出气，必非较早的材料。太昊与少昊的不相衔接，并非他们不该衔接，乃是给五德系统所牵制而无法衔接。至于《左传》何以要用逆数，则以少昊、共工二代的出现以及太昊与伏羲氏合名的出现甚不光明，倘也照了《世经》写了，或者更要起人怀疑，所以偷偷摸摸，在《左传》中插下这种“似非而是”的材料，来惑乱学者的耳目。就使有人出来打破《世经》的系统，也不能连带打破《左传》的系统。《左传》的系统不破，则太昊、少昊和共工还是列于古帝王的系统中，《世经》的历史还能保持其一部分的信用。这是他们作伪技术的高超！
郯子所说的五种纪官法，大约只有黄帝一种是较早的传说，《史记》中说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左传》中也有缙云氏。《史记集解》引应劭说，黄帝的夏官为缙云。至炎帝的火官由他的火德来，共工的水官由他的水德来，本极显明。太昊的龙官，由于伏羲氏得龙负的《河图》而画八卦来，上面已说明了。少昊的凤，也正与太皞的龙相辉映。故此四种官中，水火为五德，龙凤为符瑞。
太昊帝：《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
这除了“太昊帝”一名之外，几乎完全取自《系辞传》。以前把无怀氏或燧人氏放在伏羲氏之前的系统，他一概不睬，好像司马迁作《五帝本纪》不睬黄帝以前似的。但司马迁虽不睬黄帝以前，还说黄帝继神农氏为天子，承认黄帝以前尚有帝王；他则说“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直认伏羲为开天辟地的人了。司马迁作史，以《五帝德》的系统为其系统，刘歆们作史，以《系辞传》的系统为其系统，不使古史伸展过长，这都算得他们的断制谨严。
《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
这几句话，实已把共工氏的闰统由秦比例而来的意思说明了。《系辞传》中只说观象制器的故事；共工如未制器，《传》中本应无名。此云“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可见作者看《系辞传》为正则的古史，凡《系辞传》所没有的必为寻出其所以缺去的理由，这真可谓“牛头不对马嘴”。但即此可知，《系辞传》中这一章文字在那时是极有势力的。至“周人迁其行序”，怎样迁法，他没有说，这又使得我们心痒难爬了！
共工这一名，后来都以《世经》关系分作两人，一置在炎帝前，一置在尧时。我以为只是一个。《尧典》说：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佥曰：“於，鲧哉！”……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这两段文字，以前的人都分开讲：治洪水者只是鲧而共工不与。然则“共工方鸠僝功”，鸠的是什么功呢？他们也说不出来。按《周语》说：
昔共工弃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可见在那时的传说中，共工的工作也是治水，他的治水的方法是堕山以壅川；后来鲧治水时又用他的方法，所以事业不成，给尧殛了。把这一段话与《尧典》所说的合看，似《尧典》中的“方鸠僝功”即指“堕高堙庳”之事。故尧说他“象恭滔天”，与下文的“浩浩滔天”正相应。疑《尧典》的作者本说共工治水不成而致洪水滔天之祸，尧乃询四岳以治水之人而得鲧，终于一样地失败；但以文义较晦，不易看清楚耳。
因为共工为鲧前治水的人，民间对于他有一种水的传说，故《淮南子·天文训》说他与颛顼争为帝，“地维绝；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归焉”。此与《天问》所云“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者类同。又《原道训》中说他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此与《左传》所云“鲧化为黄熊，其神入于羽渊”者类同。至《本经训》则云：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鸿水漏，九州干。
直以洪水之灾为共工所发出。共工既与水的关系这样深，于是刘歆们派他为水德，厕入太昊与炎帝之间，又在《左传》郯子的话中埋伏了伪证，算作古帝王的一代，而与《尧典》中的共工分了家。但他在治水或闹水的传说中虽有势力，而在帝王系统中则除了《左传》和《世经》之外却再没有凭借，他在这一点上是找不到民众的传说作后盾的，所以后来编古史的人对于他的霸统就常常忘记或删却了。
炎帝：《易》曰：“炮牺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这条中，关于神农氏除炎帝。的材料也都取自《系辞传》。因为《系辞传》中把神农氏紧接炮牺氏，刘歆们恐人误会，故对于共工的闰统复作一次解释。
黄帝：《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这一条把《系辞传》的“垂衣裳”与“轩辕”的名词作一个八股文的搭题。又把《史记》的“与炎帝战于阪泉”改作“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这“之后”二字大可注意，因为炎帝已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代了！《史记》言“神农氏世衰”，此文当即由此而来；但《史记》中的炎帝与神农氏本非一人，详前。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这段话说得非常蹊跷。既说“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是少昊为黄帝之子无疑；乃又说“是其子孙名挚立”，那么，王天下的少昊又是清阳的子孙而非黄帝之子了。前后两句话中，为什么会得这样冲突？我想，这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是要把一个人名变成一个代名，因为一个人在五德中占有一德，似乎这五德之运转得太快了。他要使得少昊一名，自黄帝之子以至清阳的子孙都用为称号，有如炎帝或神农氏一样。其二，黄帝之子清阳，向不说为有天下，一旦令其继黄帝即位，难免给人破坏；所以油滑一点，说得模棱两可。倘使有人出来反对，便可分辨道：“我只说清阳的子孙作天子，本没有说是黄帝之子呵！”
颛顼帝：《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重黎。”苍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高阳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这一条里，把颛顼说为“苍林昌意之子”，也是一个创闻。黄帝的儿子，《国语》中有夷鼓、青阳、苍林氏，《帝系》中有玄嚣、昌意，它们说的本来各不相关。自《史记》说“玄嚣，是为青阳”，而玄嚣与青阳并作了一人。这里说“苍林昌意之子”，而苍林氏与昌意又并成了一个。假使依照“炎帝神农氏”的办法，颛顼的父亲大可被称为“昌意苍林氏”了。只可怜剩下一个夷鼓，不再有弟兄和他并家了！
帝喾：《春秋外传》曰：“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清阳玄嚣之孙也。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高辛氏。帝挚继之，不知世数。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周人禘之。
《世经》对于上古史的系统，一以《易·系辞传》为主，凡为《系辞传》所没有的，必为寻出其所以不载的原因。共工以水德介于木火之间，非其次序，故云“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少昊、颛顼、帝喾，于五行之序没有差错了，而《系辞传》也没有，则云“周迁其乐，故《易》不载”。但《系辞传》所记只是观象制器的故事，与行序和乐有什么关系？而且迁了行序和乐，难道就可革掉他们的世次，不承认他们曾经王天下吗？“周人禘喾”，《鲁语》和《祭法》都说了，这里也说了。喾为周之自出，用了最尊重的祭礼去祭他，然而竟革掉他的世次，消灭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这是什么道理？愿刘歆有以语我来！
这一条于帝喾之下写“帝挚继之，不知世数”，似乎作者特别慎重，多闻阙疑。其实不然。从前把古代看得很短，故驺衍们排五德符应，夏以前只共占一德；而《帝系》中排帝王世次，自五帝的首一代至末一代，总共不过九世。但经过西汉二百年的酝酿，这古史系统定须放长了。刘歆们既肩了重定古史系统的责任，不得不实现此放长的一义。放长的办法有二，一以一德拆成数德，一以一世拆成数世；如此，便可显出其占有的时间之长。为了一德拆成数德，故自黄帝至尧、舜，虽在一族，亦各有其五德之运。为了一世拆成数世，故此篇于黄帝则云“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见得炎帝传了若干世才到黄帝。于少昊则云“黄帝之子清阳，是其子孙名挚立”，见得黄帝传了若干世才到少昊。于颛顼则云“少昊之衰，颛顼受之”，见得少昊传了若干世才到颛顼。于帝喾则云“帝挚继之，不知世数”，见得帝挚传了若干世才到帝尧。下条于帝尧云“高辛氏世衰，天下归之”，亦即此意。可是，漏洞总是掩盖不了的。颛顼既为苍林昌意之子，无论苍林昌意是不是一个人，颛顼总是黄帝之孙。从黄帝到少昊已历若干世了，少昊之后又历若干世，而颛顼始得即天子之位，他何以这样老寿，眼看他的侄子、侄孙、曾侄孙、玄侄孙……一世一世地过去呢？既曰帝挚继帝喾不知世数了，既曰高辛氏世衰，天下归尧了，那么，尧之距喾亦甚远矣，为什么又云“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尧还是喾的儿子呢？故即用《世经》之文自相对勘，也是七穿八洞的。于此可见制造假古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以刘歆的才能也不能不露出破绽来。
《世经》自尧以下，除了五德的次序以外，大都沿用旧史，用不着在本篇中批评了。夏、商、周的年数仍有问题，但这是《三统历》的问题，将来当于《三统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详论之。
这篇文字，是中国上古史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件。二千年来的传统的上古史记载以及一班人的上古史观念，谁能不受它的支配！虽是从我们的眼光里看出来是七穿八洞的，但要是我们生早了若干年，我们便未必能看出；就使看出了也未必敢这样说。这便叫作权威，叫作偶像！
《世经》，我说是刘歆作，或者有人要不信，以为这是刘歆的《三统历》所引，如何便把创作的责任也归给了他。但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下的历史系统，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都说为“刘向父子”所立。刘向有三个儿子，长子伋，中子赐，少子歆。伋和赐在政治和学术上都不占地位。刘向固然可以创立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但决不能创立《世经》的历史系统。因为《世经》的历史系统是从王莽的《自本》上出发的，其基础实建筑于王氏代刘氏上。刘向对于王凤等的擅权已经痛哭流涕了，如何肯帮助王莽去取得代汉的符应！何况成帝末年，向已死了，见《汉书·礼乐志》。他又怎能豫为王莽留下这代汉的符应！所以用了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作成《世经》的历史系统，这是刘向所不知道的，想不到的。刘向既不能作，伋和赐在政治和学术上也都不占地位，赐又早卒，然则只有为王莽典文章的刘歆是有著作的资格了。何况《左传》之文与此书相为表里，《左传》乃是经过刘歆的笔削的，正可作为旁证呢。至班固们对于此书的著作人，何以不说为刘歆而说为“刘向父子”，我以为他们是上了刘歆的当。刘歆因为他的父亲是当时学术界的硕望，所以他发表自己的主张时要利用他的父亲的牌子做挡箭牌。并且这样一来，使《世经》的历史系统的出现提前了若干年，也可骗人相信王之代刘实为前定之事，并不是王莽作了摄皇帝之后而始为即真之谋了。
或者又有人要驳我，说：班固们所说的“刘向父子”，只是说他们创立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下的历史系统而已，何曾说他们所创立的乃是《世经》的历史系统。如有此驳，我将答说：班固所谓刘向父子所创立的新学说实即是《世经》的历史系统。试列表以明之：
即此可知，班固作《郊祀志赞》时所举的刘向父子的新学说确指《世经》而言。我们既知道刘向必不能立《世经》的系统，其长子和次子又没有创立此新学说之可能，则《世经》的著作人不是刘歆再有什么人呢？
二四、王莽的受禅及其改制
古帝王的系统定了，《世经》公布了，于是王莽就动手收拾汉家的天下了，《汉书·王莽传》说：
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
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那时汉与新的禅让，并非孺子婴传授与王莽，乃是汉高祖传授与王莽，也即是赤帝传授与黄帝。故哀章所作之铜匮，题为“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莽受嬗后所下旨，亦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又云“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这或者因禅让之事须由汉高祖承天命为之，方见郑重，或因孺子婴太幼，不足行禅让之事，或因哀章的铜匮上这样署了便这样干，皆未可知。我们在这条上，可以知道当时人的信仰，凡以火德王的都可称为赤帝，以土德王的都可称为黄帝；而五德相生，帝王的嬗让是以“图书”为其信物的。这与“河图洛书”很有关系，详下《谶纬书中的受命》章。
王莽得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制。他的改制的方式，和汉武帝一样：是把三统说与五德说混合用的。他在三统说中自居于白统，在五德说中自居于土德。他为要自居于土德，费了很大的气力，把古史系统完全改变，已见上文。至于白统，则是承接汉的黑统而来，他完全收受传统的见解，丝毫不曾费力。我们可以列出一个表来，显明他的改制的意义：
这可谓最守法度的改制，也是在历史上最有根据的改制了。
他的第二件事，是封国和命官。《王莽传》云：
始建国元年正月朔……顺符命去汉号焉。……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往践乃位，毋废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摄政，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
（中叙封四辅、三公、四将事，文多不录。在这十一人中，刘歆的官爵是国师、嘉新公；哀章是国将，美新公。）
策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黄帝、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圣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于远。予甚嘉之，营求其后，将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于是封姚恂为初睦侯，奉黄帝后。梁护为修远伯，奉少昊后。皇孙功隆公千，奉帝喾后。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国师刘歆子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妫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山遵为褒谋子，奉皋陶后。伊玄为褒衡子，奉伊尹后。汉后定安公刘婴位为宾。周后卫公姬党更封为章平公，亦为宾。殷后宋公孔弘，运转次移，更封为章昭侯，位为恪。夏后辽西姒丰，封为章功侯，亦为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后褒鲁子姬就，宣尼公后褒成子孔钧，已前定焉。
这个封爵系统即是《世经》的历史系统，少昊一代在诏书里公布了，而且他也有了后代了。他所谓汉“享国二百一十载”，即是谷永说的“涉三七之节纪”。他所谓“予独迫皇天威命”，即是眭弘（？）说的“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也即是《自本》中的晋史说的“土火相乘”。汉命不得不终，新又不得不兴，这是五德三统的运行中所必有的事实，他哪里是篡位呢！
不过，在这一篇诏书里，又有奇突的问题发生了。从《帝系》看，从《史记》看，尧为帝喾之子，舜为颛顼六世孙，甚明白。就是《世经》，它虽把年代伸长了许多，但对于《帝系》之说还没有打破。为什么王莽的诏书里却说“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而以皇孙功隆公千奉帝喾后，刘歆为祁烈伯。这当是另一个刘歆，那个刘歆已封为嘉新公了，下面封刘叠为伊休侯，别之曰“国师刘歆子”，即因此。奉颛顼后，竟把他们祖孙父子的关系倒了转来呢？这或者因汉在新前，汉祖尧在新祖舜前，故尧的上代亦应在舜的上代之前，或者要在尧、舜禅让之外更使颛顼、帝喾禅让一次，以见汉、新两代的祖先无不在禅让的型式之中，遂有此改定，皆未可知。这是专属世系而不属五德的一个改变。
他的封国是依照三统说的。《繁露》云：“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称客而朝”，故他封汉后刘婴为定安公，周后姬党为章平公，位为宾。《繁露》云：“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当新朝时，三王是“新、汉、周”，周的前一代应为五帝，其裔孙应封小国了，故他说“殷后宋公孔弘，运转次移，更封为章昭侯。”我们现在可把他所封的古帝王之后列为一表，总看一下：
（1）黄帝——姚恂——侯
（2）少昊——梁护——伯
（3）颛顼——刘歆——伯
（4）帝喾——王千——公
（5）帝尧——刘叠——侯
（6）虞帝——妫昌——侯
在此表内，以近古数代列为宾恪，配事虞帝，是应用《春秋》家的“亲、故”之义的。其以二王后（周、汉）封公，二王以前封侯，最前数代封伯，则是应用《春秋》家的“亲、疏”之义的。至于黄帝之后不封伯而封侯，帝喾之后不封侯而封公，各升一级者，当以黄帝与帝喾俱为王莽所自认的直系的祖先之故。如果不升级，则同时应封伯者三，应封侯者五，应封公者二，其中或暗寓了“三皇、五帝、三王”的意义也未可知。因为照《繁露》的说法，汉应以颛顼为五帝的首一帝；现在运转次移，帝喾当然升补颛顼的地位。帝喾既为五帝之首，则其前之黄帝、少昊、颛顼自应列为三皇了。《周礼》及《王莽传》中俱有“三皇、五帝”之文，但均未列举其人。这或者因与旧证太不合，未宣布，或宣布之后旋失传了，均未可知。
他即位后的第三件事情，是定宗系。《王莽传》云：
莽又曰：“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神祇报况，或光自上复于下，流为乌；或黄气熏烝，昭耀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于济南伯王颜师古注：“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纪，故谓之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庙。其立祖庙五，亲庙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黄帝以配天，黄后颜《注》引孟康曰：“黄帝之后也。”以配地。……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颜《注》：“元城王氏不得与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以别族理亲焉。”封陈崇为统睦侯，奉胡王颜《注》引孟康曰：“追王陈胡公。”后；田丰为世睦侯，奉敬王孟康曰：“追王陈敬仲。”后。……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虞帝于零陵九疑，胡王于淮阳，陈敬王于齐临淄，愍王《通鉴》卷三十七云：“莽以济北王安为济北愍王。”则此愍王为田安，非齐湣王。《王莽传》于刘快败死事下，引莽语称齐湣王为“济南愍王”，则莽亦书湣为愍。颜《注》于本条下引服虔曰“齐愍王”，殊嫌混淆。于城阳宫，伯王于济南东平陵，孺王颜《注》：“莽之曾祖名贺，字翁孺，故谓之孺王。”于魏郡元城。
又地皇元年：
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功象。……莽乃博征天下工匠……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凡五庙不堕云。六曰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曰元城孺王尊祢穆庙，八曰阳平顷王戚祢昭庙，九曰新都显王戚祢穆庙。殿皆重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
这两段文字大可补缀前引《自本》的不足。他把“姚、妫、陈、田、王”五个氏姓的人合为一家了，宗庙和园陵都经过了一番系统的整理了。我们现在可以集合以上的种种材料，为他列出一个比较详尽的世系图来：
这种开国排场，比了汉高祖时绚烂了多少，阔绰了多少？他何等地具有做皇帝的资格呵！
他的第四件事情，是为汉立宗庙。《王莽传》云：
以汉高祖为文祖庙。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汉氏祖宗有七，以礼立庙于定安国。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
他对待汉室这样优厚，既可以消弭刘氏的反抗，又可显出自己以正得国。《舜典》中说：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这文祖大约是尧的祖庙，《史记·五帝本纪》云：“文祖者，尧太祖也。”这是一个较早的解释。禅舜的典礼在此举行，舜正式即位的典礼亦在此举行。王莽既承祖德，以舜自比，所以就称汉高祖为文祖，表示其色色符合唐、虞。我们现在相信，历史是不能复演的，但在汉代，尤其在五德终始说之下，若是不能复演便不成其为历史了！
他的第五件事情，是禁止刚卯及金刀。《王莽传》中记他的诏书云：
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阸，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颜《注》引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金刀，莽所铸之钱也。”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
他在摄政之时，为要延长汉的寿命，所以作了金刀钱以厌胜之。不料赤德终尽，黄德终兴，无可挽回。现在既已即位，自应承顺天心，把汉家制度一切换过。刚卯的“卯”，金刀的“金刀”，就是汉帝的姓，劉。自然应在除去之列了。
王莽拘牵禁忌，这类的事当然还有。《元后传》末记着两事，即与此为同性质的。其一曰：“莽更汉家黑貂，著黄貂。”又其一曰：“改汉正朔伏腊日。”
他的第六件事情，是宣传他的符命于天下。《王莽传》云：
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
总而说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颜《注》：“五命，谓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颜《注》引苏林曰：“二百一十岁，九天子也。”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申福于十二应。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
“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皇帝谦让，以摄居之，未当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马。皇帝既谦让未即位，故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申命之瑞寖以显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
“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摄号，扰尚称假，改元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复决其以勉书。颜《注》引孟康曰：“哀章所作策书也。”然按下文有“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之语，则勉书与哀章所作策书自是二事；《王莽传》中不载勉书事，可见这件故事已失传了。又侍郎王盱见人衣白布单衣，赤缋方领，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谓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属皇帝。’颜《注》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齐其谋，同其颜色也。”盱怪之。行十余步，人忽不见。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乃召公卿议，未决，而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至高庙受命，毋留！’于是新皇帝立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劉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
“皇帝谦谦，既备固让，十二符应迫著，命不可辞，惧然祗畏，苇然闵汉氏之终不可济，亹亹在左右之不得从意，为之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延问公、侯、卿、大夫，佥曰：‘宜奉如上天威命。’于是乃改元定号，海内更始。
“新室既定，神祇欢喜，申以福应，吉瑞累仍。《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谓也。”
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西出者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庭。
这样大规模的宣传，使得新式的五德终始说散播全国，成为共同的信仰。《世经》的系统所以能成为后世的正则的历史，和这一次的宣传当有甚深的关系。而王莽受皇天的种种压迫以及他得到许多实物的符瑞，也给与后世以甚大的影响。
又有一个笑柄，我们不要忘记。“黄龙见于成纪”，本是汉代定为土德的符瑞。但到这时，汉既改为火德了，土德给王莽据了，这个符瑞也就被他抢过去了。
此外关于五德说的，再有几件零碎的事。
其一，始建国二年，一〇。他更号平帝后他的女儿。为“黄皇室主”。颜师古《注》云：“莽自谓土德，故云黄皇。室主，若汉之称公主。”如此，则王莽不但自称为黄帝，亦且自称为黄皇。
其二，始建国五年，一三。他要东巡狩，下书曰：“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观晋掌岁，龟策告从。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节东巡狩，具礼仪调度。”颜《注》引晋灼曰：“莽自谓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宫，宫又土也。《国语》，晋文公以卯出酉入过五鹿得土，岁在寿星。……莽欲法之以为吉祥。”因为他是土德之帝，故出行时当以土德的星象为其标准。
其三，天凤元年，一四。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问不逊，戊曹士收系仆射。颜《注》引应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按十日中，戊己属土。这与《左传》中所记的炎帝、共工们纪官的方法很相类，我们可以说“王莽氏以土纪，故为土师而土名”了。
其四，就是这一年，他令天下小学，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冠以戊子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为忌日。颜《注》云：“元，善也。”这因戊为土德之日，土德既王，“戊”自当取“甲”的地位而代之，而冠婚之礼自亦当视戊日为定了。
其五，天凤三年，一六。长平馆西岸崩，邕泾水不流，毁而北行。……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这因王莽自居土德，匈奴在北方，北为水属，故岸崩壅水不流，即是王莽克匈奴的象征。
其六，天凤六年，一九。他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明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这“地皇”的年号与“黄皇”的名号是一律的，都是表示其为土德之王。
其七，地皇元年，二〇。杜陵汉宣帝陵。便殿废藏的乘舆虎文衣出自树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王莽知道了，心厌这事，下书曰：“宝黄厮赤，其令郎从官皆衣绛。”颜《注》引服虔曰：“以黄为宝，自用其行气也。厮赤，厮役贱者皆衣赤，贱汉行也。”他要贵的人穿黄而贱的人穿赤，以表示其贵新而贱汉的意思，这是“易服色”的一个变例。
其八，地皇三年，二二。霸桥灾。莽恶之，下书曰：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伯者继空续乏以成历数，故其道驳。……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烧霸桥，从东方西行；至甲午夕，桥尽，火灭。……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圣祖黄虞遗统受命，至于地皇四年为十五年，正以三年终冬。绝灭霸驳之桥，欲以兴成新室，统壹长存之道也。……其更名……霸桥为长存桥。
从霸桥火灾上，他会发出这样一大篇议论。今分析之，有下列二义：（1）他以霸桥之“霸”释作五伯之“伯”，而谓伯者继空续乏以成历数，本应在绝灭之列。这与《世经》所云“共工氏伯而不王”诸语可相印证。（2）他以皇、帝、王、霸分配春、夏、秋、冬，霸桥灾之翌日正为立春，而地皇三年正是冬之终，故从此以后，霸道可绝而皇道可兴。这些话的意义，与黄皇、地皇之号是一致的，可以证明他不安于“王”，且不甘于“帝”，直要作“皇”咧！
其九，就是这一年，他为关东岁荒民饥，开山泽之防，下书云：“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颜《注》引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历名。”按：王莽前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地皇是这个历纪中的第一个年号，王光上戊是这个历纪中的第六个年号，故王光上戊之六年当地皇之三十年。这些豫拟的年号，我们虽只看见两个，而这两个都是充满着土德的气息的，其他也可以推知了。
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在《王莽传》里寻出来的。其它为本传所失载而有关于五德终始说的当必不少，将来自有陆续发见的希望。现在先把王莽所作的《嘉量》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器。铭辞钞出，做一个例：
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这是始建国元年西元九。班行天下的器。在那时，他很快乐地说：初祖黄帝的德循环而至于虞，始祖虞帝的德循环而至于新，他遂以戊辰直定之日据土德受天命而有民了。他既取得这种种做皇帝的资格，所以就正号即真，又改正建丑，又同律、度、量、衡，以“稽当前人”了。前人，指虞帝。这一篇堂皇冠冕的文章，可以看作王莽的《自赞》。在这篇《自赞》里，已包括了本篇第七章至第二十四章的一切。他们的惨淡经营和我们的逐渐推翻，都不知费去了若干心血，却只为这寥寥八十一字，真可为一叹也！
总合以上的记载，可知王莽之所以做得成皇帝及其做了皇帝之后的改制，他共有三种方法：
第一，援引古帝王为祖先，以见其有作帝王的身分。在这一个方法之下，造成了他的《自本》及其所建立的九庙。
第二，援引唐、虞的禅让为汉、新的禅让，使得因历史的复演而成其帝业。在这一个方法之下，造成了他为虞后及其受禅的事实。
第三，援引五行相生说，自居于土德，以承火德之运。在这一个方法之下，造成了种种的符瑞及沙麓崩等的故事。这三个方法反映到汉室，也出了许多新事物：
第一，王氏既有很长的世系，汉氏亦当有很长的世系以相配。于是汉的一个长系统的历史记载《左传》中的三段记载，及汉出于颛顼之说，尧子监明封于刘之说，高祖之祖为丰公、父为执嘉之说……。就于此时出现了。
第二，王氏为虞后，汉氏自当为尧后。“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这类话也就出现了。我对于眭弘的话，终究疑它经过后来的润饰，因为这句话出在昭帝之世无甚意义；出于王莽时则与“王为虞后”之说天然合拍。《汉书》是东汉时作的，说不定这件材料已给新室增改过了。
第三，王氏既为土德，汉氏自必改为火德以合于相生的次序。“汉高祖皇帝伐秦继周”，不言继秦。以及“赤帝子断蛇著符”诸说就出现了，“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的金策书也由天上送下来了。汉为火德，在王莽前已有此倾向，例如甘忠可所倡之汉再受命说是托于“赤精子谶”的。但若没有王莽的一番彻底的改造，则必不能成为确定的事实。
我们根据以上之说，可以画出一个简单的“汉、新对当图”，以申明这二代的世系，世系的代次，及其五德历数的由来，作本章的结束：
这篇文字，开头写时并不希望写得很多，因为在我的意想中以为这个题目下的事情是可以一说就明白的。哪知写下去时，愈写愈觉得里边的情形复杂；一件材料，如不作多方面的说明，即不能得到真实的了解，而要作多方面的说明时，便不得不费了很大的气力用很多的文字去写。要不是杨振声先生屡次催我，并派人来钞，逼得我不能不写，在短时间之内我是写不成的了。我非常感激杨先生的好意，使得我能把这个问题彻底研究一下。
但是，写到这一章，在全文中只占得一半，而在我的时间方面，在《清华学报》的出版方面，都不能允许我再写下去了。我只得暂止于此。剩下的一半，当慢慢地做去。
现在先把悬拟的目录发表如下：
二五 汉再受命说的复活
二六 光武帝的受命及其改制
二七 公孙述的受命
二八 谶纬的发生时代
二九 谶纬中的五帝说
三〇 谶纬中的感生说
二一 谶纬中的受命说
三二 谶纬中的符瑞说
三三 袁术的受命
三四 魏、蜀、吴三国的受命与改制
三五 东汉一代的三皇五帝说
三六 少昊插入五帝系统的大成功
三七 明堂制度的演变
三八 《左传》中的社稷五祀
三九 《月令》中的五帝五神
四○ 《淮南子》中的五帝五神
四一 《海外经》中的四神
四二 《洪范·五行传》中的五帝五神
四三 王莽在长安所立的神祠
四四 光武帝在洛阳所立的神祠
四五 五德终始说的余波
四六 五德终始说的年表
四七 历来批评五德终始说者的见解
四八 自序
本期中发表的文字及这个目录，都请读者们严格地批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必不是我一个人用了几个月的力量所能研究完成的。
又，这期发表的文字不能称为上篇，因为自第七章《〈世经〉的出现》起，必须到三十六章《少昊插入五帝系统的大成功》止，始可告一段落。将来全文告成，当为重定次第，以原始的五德说为上篇；如三统说亦加入，则以五德说为上篇之上，三统说为上篇之下。刘歆改定的五德说为中篇之上，五帝五神为中篇之下；年表等为下篇。
又本篇初着手时原拟写得简单些，故对于“五行说的来源”一个大问题未作详细的探讨，近来日本学者关于此问题研究甚详，亦未采录。将来得暇，当改作。
十九年五月十日，颉刚记。
原载一九三〇，六，《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
收入《古史辨》第五册时重加修改，其后作者
又在自藏本上作了校订，均据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