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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及后世，一面种族及阶级之界限渐混，前此制裁特种人所用之工具，次第适用于一般人；一面团体内事故日繁，前此偶然一用之手段，寖假而时时用之，此则法律之应用所由日广也。
法律条文之制定，自何时始耶？《舜典》虽有五刑之文，不过就施罚方法分类，法文无征也。晋叔向云：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作，皆叔世也。（《左·昭六》）
据此则夏商周皆有制定刑律之事，《逸周书》云：
维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书……大史刑书九篇，以升授大正。（《尝麦》）
鲁大史克云：
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毁则（训法）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窃器为奸。”……有常无赦，在九刑而不忘。（《左·文十八》）
综此诸文，似周确有刑书其物者。成于周公时代，其书篇数为九，且原书至春秋犹存，士大夫多能诵习之。后此儒家，盛言文武周公以礼治国，衡诸往故，殆未必然。观《逸周书·世俘》篇则周初之果于杀戮实可惊，即云其言难尽信。然《书经》中《康诰》、《酒诰》等篇言刑事綦详，可见其视之甚重。《酒诰》云：“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饮酒细故而科死罪，倘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耶？《费誓》为周公子伯禽所作，全篇百七十余字，而“汝则有常刑”、“有大刑”、“有无余刑”之文凡五见，是鲁开国时刑律抑甚严矣。虽然，周公对于刑罚，固以教化主义为其精神。其言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康诰》）
又曰：
……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酒诰》）
释此诸文，可知当时所谓“义刑义杀”者（《康诰》文），意不在偿惩而在感革。故积极的伦理观念视消极的保安观念为尤重。故又云：
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康诰》）
似此，吾名之曰礼刑一致的观念。刑罚以助成伦理的义务之实践为目的。其动机在教化，此实法律观念之一大进步也。（《周官·司救》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三罚……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大司寇》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于司空。”周官虽非《周公》书，然此所言感化主义的刑罚，其精神恐当传自周初。）尤当注意者，其所谓伦理，乃对等的而非片面的，父兄之于子弟，其道德责任，一如子弟之于父兄，此又法律平等之见端矣。
此后刑律之见于经传者，如周穆王有《吕刑》，其中一部分殆近于条文。齐有轨里连乡之法，晋有被庐之法，楚有茅门之法、仆区之法，今皆传其名。其余各国类此者当甚多，至春秋末叶，始渐有成文法公布之举，而疑议亦蜂起。郑子产铸刑书，叔向规之（《左·昭六》），晋赵鞅赋民一鼓铁以铸刑鼎，孔子叹焉。（《左·昭二十九》）且亦有以私人而制刑法草案者，故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定九》）自兹以往，礼治法治之争嚣然矣。（《周官》称“悬法象魏”之文甚多，盖战国以后理想的制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