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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道何自来耶？彼宗以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
道不惟在未有人类以前而且在未有天地以前早已自然而然的混成，其性质乃离吾侪而独立，且不可改。因此之故，彼宗以为以人类比诸道所从出之“自然”，则人实极幺麽且脆弱，故曰：
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篇）
此天地间幺麽脆弱之人类，只能顺著自然界————最多不过补助一二，而不能有所创造。故老子曰：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莫敢为。
韩非子引喻以释之曰：
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诸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力，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喻老》）
此论正否认人类之创造能力，以为吾人所自诧为创造者，其在自然界中，实眇小不足齿数。以吾观之，人类诚不能对于自然界有所创造，其所创造者乃在人与自然界之关系及人与人之关系。虽然，彼宗不承认此旨，盖儒家以宇宙为“未济”的，刻刻正在进行途中。故加以人工，正所以“弘道”。道家以宇宙为已“混成”的，再加人工，便是毁坏他。故老子曰：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庄子设喻曰：
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月而浑沌死。（《应帝王》）
彼宗认“自然”为绝对的美绝对的善，故其持论正如欧洲十九世纪末卢梭一派所绝叫的“复归于自然”，其哲学上根本观念既如此，故其论人生也，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比言个人之“复归于自然”的状态也。其论政治也，谓：
民莫之令而自正。（《老子》）
此与儒家所言“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正相针对。又谓：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
此与儒家所言，“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等语，其承认心理感召之效虽同，然彼为有目的的选择，此为无成心的放任，两者精神乃大殊致。道家以为必在绝对放任之下，社会乃能复归于自然，故其对于政治，极力的排斥干涉主义。其言曰：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司马彪云陆跳也），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便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庄子·马蹄》篇）
“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为马之自然状态。伯乐治马，则为反于自然，陶匠之于埴木也亦然。道家以人类与马及埴木同视，以为只要无他力以挠之，则其原始的自然状态，便能永远保存。其理想的人类自然社会如下：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
然则现社会何故不能如此耶？道家以为，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
救之之法，惟有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
惟有
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
然则人性究以“不知足”、“欲得”为自然耶？抑以“知足”、“不欲得”为自然耶？换言之，人类自然状态究竟有私有知有欲耶？抑本来无知少私寡欲耶？道家之指，乃大反于常识之所云，彼盖以未凿窍之浑沌为人类自然状态，则无知无私无欲，其本来矣。然则本来无知无私无欲之人，何故忽然有知有私欲且多私欲耶？彼宗分两层答此问题。第一层，谓由自然界之物质的刺戟，所谓：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
曷由使之复归于自然耶？曰：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
第二层，谓由人事界之政治的或社会的诱惑及干涉，所谓：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
曷由使之复归于自然耶？曰：
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民乃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子·胠箧》篇）
质言之，吾侪所谓文明或文化者，道家一切悉认为罪恶之源泉。故文字，罪恶也；智识，罪恶也；艺术，罪恶也；礼俗，罪恶也；法律，罪恶也；政府，罪恶也；乃至道德条件，皆罪恶也。然则彼宗对于政治究作何观念耶？彼之言曰：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老子》）
彼宗盖深信“自然法”万能，儒家亦尊自然法，但儒家言“天工人其代之”，谓自然法必借“人”而后能体现也。而彼宗则以自然为不容人代也。故又曰：
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庄子·在宥》篇）
“在宥”云者，使民绝对自由之谓也。曷为能使民绝对自由？释以俗语则曰“别要管他”，文言之则曰“无为”。故曰：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老子》）
彼宗于是分治术为数等，曰：
上德（案：上同尚），无为而为以为（案：据《韩非子·解老》篇“以”字当为“不”字之讹）；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
其意谓上德者以无为为为也；上仁者，无所为而为；上义者，有所为而为；上礼者，则为其所不能为也。彼又将人民对于此四种治术所起之反应列为等第。曰：
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
所云太上，盖指尚德者，其次其次……则尚仁尚义尚礼者。而尚德之治，结果则：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
此即政治上之复归于自然也。百姓各自谓此我之自然而然，而不知有其上，此为道家之理想的政治。质言之，即“无治主义”也。道家以彼宗之哲学为出发点，以至政治上得此种结论。今请评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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