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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欧阳文忠全集》六十七）盖才识兼通深中时弊，本古文家之所难而政治家之所长。
而且，即就道言，亦较道学家为通达。李觏有《原文》一篇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憙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无欲也，于诗则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其顺人也至矣。学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则谓之是，古之所非则谓之非，诘其所以是非之状，或不能知。古人之言岂一端而已矣。夫子于管仲，三归具官则小之，合诸侯正天下则仁之，不以过掩功也。韩愈有取于墨翟、庄周，而学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谓贤士大夫，其超然异于二子者耶？抑有同于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訾彼之甚也！（《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九）
此等见解，岂道学家所能有，亦岂道学家所敢说！所以云：政治家之所长在识。
第六节 释子之文论
当时文论除古文家、道学家、政治家之外，更有异军突起别成一支者则为释子之文论。释子固不重在讨论文事，然而也有足述者，则契嵩之《镡津文集》与德洪之《石门文字禅》可以为其代表。契嵩字仲灵，自号潜子，藤州镡津人，与欧阳修等同时，故其论文主张，非特可以代表释家一派，抑且可以影响到后来的古文家与道学家各方面。
契嵩的论文主张具见于《纪复古》及《文说》二文。其《纪复古》云：
章君表民，以官来钱唐。居未几，出欧阳永叔、蔡君谟、尹师鲁文，示予学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进于京师，崭然出头角，争与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胜数。视其文，仁义之言炳如也。予前相与表民贺曰，本朝用文已来，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圣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发仁义而辨政教也。尧、舜、文、武，其仁义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奋而扬之，后世得其法焉。故为君臣者有礼，为国家者不乱。方周道衰，诸侯强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无位于时，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贬、正赏罚，故后世虽有奸臣贼子，惧而不敢辄作。及战国时，合从连衡之说以倾天下，独孟轲、荀况，以文持仁义，而辨政教。当时虽不甚振，而学者仰而知有所趣。汉兴，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辈，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响应。故汉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继孔子之作。唐兴，太宗取其徒，发而试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韩愈、柳宗元复以其文从而广之，故圣人之道益尊。今诸儒，争以其文奋，则我宋祖宗之盛德鸿业益扬，天子之仁义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镡津文集》七）
其《文说》云：
章表民始至自京师，谓京师士人高欧阳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为之，坐客悦听。客有一生遽曰，文兴，则天下治也。潜子谓客曰，欧阳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兴。人文资言文发挥，而言文借人文为其根本。仁义礼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则其所出自正，犹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欧阳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礼义之本也，诸子当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拟词章体势而已矣。周末、列国、嬴秦时，孰不工文！而圣人之道废，人文不足观也，盖其文不敦本乃尔。孔子无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经春秋之文载之以遗后世。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圣人岂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师徒、朋友，其文词有本，仁义礼信蔼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观乎人文，则天下化成，岂不然哉？坐客闻吾说，皆愕然不辩。（《镡津文集》七）
这些论调，很同情于当时的古文运动；而且不仅如此，更欲进而为道的运动与政教的运动。所以他以为“原古文之作也，所以发仁义而辨政教也”。为要“发仁义”，所以以为文章自有根本，不能徒事空文。为要“辨政教”，所以又以为天下之治在乎人文而不在言文。其论仁义与文之关系云：
吾闻君子之学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于道苟自得之，则其所发无不至也。所谓道者，仁义之谓也，仁义出乎性者也。人生纷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于仁义者，不学故也。学之而不自得者，其学浅而习不正故也。夫圣与贤，其推称虽殊，而其所以为圣贤者岂异乎哉！其圣者得之于诚明，而贤者得之于明诚。诚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学而知之也，及其至于仁义一也。表民其学切深，于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词之发也懋焉。韩子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与章表民秘书书》）
这些话我觉得比道学家更透澈。又其论《人文》云：
曰何谓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济以贲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业，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会文武者，所以以文总之，故曰人文也。（《镡津文集》六）
又云：
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验其人，人其廋哉？以人文而验其世，世其廋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焉；言文者，圣贤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后圣贤者，圣贤发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无用乎？（《镡津文集》六）
这些话，我亦觉得比政治家更切实。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不谓竟于释子的文集见之。我觉得契嵩在当时学术上的地位，在当时比欧阳修诸人实更重要，在《镡津文集》中很可看出阳儒阴释的道学之渊源所自，固不仅其论文主张兼有古文家、道学家、政治家诸种之长已也。
其后德洪（一名惠洪）论文，便颇近禅家机锋，成为纯粹释子之文论了。其《堕庵铭》云：
心非言传，则无方便；以言传之，又成瑕玷。（《石门文字禅》二十）
这种态度便是禅家的态度。又其《昭默禅师序》云：
李北海以字画之工而世多法其书。北海笑曰，学我者拙，似我者死。当时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爱之。盖学者所贵，贵其知意而已！至于踪迹绳墨，非善学者也。（《石门文字禅》二十三）
这种方法，也是禅家所持的方法。故其自述作诗文之态度云：
予非有意于工诗文，夙习洗濯不去。临高望远，未能忘情，时时戏为语言，随作随毁，不知好事者皆能录之。（《题自诗》）
予于文字未尝有意，遇事而作，多适然耳。譬如枯株，无故蒸出菌芝。（《题珠上人所蓄诗卷》）
这种态度也与三苏之不敢有作文之意相同。所以他也最称颂东坡之文，以为：“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般若中来，其何以臻此！”宋祁《云门录序》云：“忘言之言，未始有言也；可道之道，未始有道也。”（《宋景文集》四十五）他论释子之文，犹且持此种态度，有这种论调，何况这本是释子之文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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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氏闻见录》：“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倡。”《朱子言行录》：“韩、柳之文因伯长而后行，国初知者有柳开。”
(2) 亦见《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
(3) 辙孙籀所记《栾城遗言》谓：“公解孟子二十馀章。读至浩然之气一段，顾籀曰，五百年无此作矣。”可知他着眼所在。
第二章 北宋之诗论
第一节 诗坛批评之风气
第一目 论诗风气之流行
宋人诗论，较唐为盛。后人每谓唐人不论诗而诗盛，宋人论诗而诗亡。(1)这话固有相当的理由，然亦须知这正由当时诗坛风气所致。盖唐人重在“作”，宋人重在“评”，时代风气各不相同。大抵一般人方从事于创作之时，每顾不到批评；待到其体既定，其制既盛，则论者自多。此亦与后世词话、曲话必行于词曲既盛之后，正是同一道理。所以就诗论，在一般严于唐宋流派者固然尊唐抑宋；即就诗论而言，亦未必有远胜唐人之处。然若就论诗著作之量的方面而言，则宋人所著实远胜于唐人。即此，可知宋代诗坛风气正是重在“评”的方面。
因诗坛风气之偏重在“评”，所以宋代诗人之诗论，虽涉琐碎而亦关重要。盖诗人之诗论，是由一生毕力于诗，对于诗中甘苦深切体会，对于昔人佳句，亦时常讽诵，几乎看作诗外无事，所以论诗著作也日以繁滋了。然此犹不过求诗于诗内耳！求诗于诗内，则纵有精义，大率是修辞上的问题，而不是批评上的问题。宋人诗论，量虽多而质不优者，此实为其重大的原因。
所以在当时更有求诗于诗外者，则道学家是。道学家之诗论虽不免囿于传统的文学观，然而却能求诗于诗外。求诗于诗外所以能不重在作法，不泥于体制，而重在原理的根本的探索，较之一般诗人之论诗转能有些独到之见。一则以诗人自限，一则不能以诗人目之。这个关系，也足以促当时论诗风气之流行而普遍。何况当时诗人也未尝不受其影响而求诗于诗外呢。
第二目 诗话
论诗风气何以会如是流行呢？其最大原因，由于诗话之笔记化。唐人论诗，偏重在格，虽无系统可言，然全书总有中心，自与笔记不同。即其专论诗的本事者，体固近于小说，然加以分类，也与笔记之冗杂者有别。待到宋人开诗话之体，于是论诗开一方便法门。此真章学诚所谓“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狭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者（《文史通义·诗话》），固宜其量之多了。
宋人诗话之最早者，为欧阳修之《六一诗话》。
《六一诗话》 一卷。（《江西通志·艺文略》误作“六卷”）欧阳修撰。有《全集》本、《百川学海》本、《说郛》本、《津逮秘书》本、《历代诗话》本、《萤雪轩丛书》本。又据《千顷堂书目》有《古今汇说》本，未见。案是书原称“诗话”，故司马光所撰亦只云“续诗话”。其称“六一诗话”或“欧公诗话”、“永叔诗话”云云者，皆出后人所加，取便称引而已。
欧阳修自题其《诗话》云：
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曰“以资闲谈”，则知其撰述宗旨初非严正。是以论辞则杂举隽语，论事则泛述闻见，于诗论方面无多阐发，只成为小说家言而已。后世诗话之滥，不能不说欧氏为之滥觞。其后司马光继之，有《续诗话》一卷。
《温公续诗话》 一卷。司马光撰。有《百川学海》本、《津逮秘书》本、《历代诗话》本、《萤雪轩丛书》本。又《说郛》本，不全。案今世所传各本，皆从《百川》本出。《渔隐丛话》前集十三引《迂叟诗话》一则云：“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其地尽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太宗于西郊凿金明池，池中有台榭以阅水戏，而士人游观无存泊之所，若两岸如唐制设亭馆，即逾曲江之盛也。”此一则，为今传各本所无。
其卷首自题语亦云：
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
则其撰述宗旨，原非严正，亦可知诗话之起，本同笔记。故余《论诗话绝句》有云：“醉翁曾著《归田录》，迂叟亦记《涑水闻》，偶出绪余撰诗话，论辞论事两难分。
宋人诗话之与说部既难以犁别，所以《宋史·艺文志》之著录诗话有入集部文史类者，有入子部小说类者。这不能全怪《宋志》之进退失据，体例不纯，也是宋人诗话之内容性质本可两属之故，其足考当时诗人之遗闻轶事者，体固近于小说；即足资昔人诗句之辨证考订者，亦何尝不可阑入子部呢！所以诗话而笔记化则可以资闲谈、涉谐谑，可以考故实、讲出处；可以党同伐异标榜攻击，也可以穿凿傅会牵强索解；可杂以神圣梦幻，也可专讲格律句法：巨细精粗，无所不包，以这样繁猥之作，当然继起效颦者大有人在，而论诗风气盛极一时了。
今考北宋诗话一类之书，除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外，其至今犹获流传者，有下述数种：
《中山诗话》 一卷。（《郡斋读书志》及《通考》作“三卷”，案钱曾《述古堂书目》有三卷本，宋《四库阙书目》作“二卷”）刘攽撰。有《百川》本、《说郛》本、《津逮》本、《历代诗话》本、《萤雪轩》本。考李心传《旧闻证误》有一则引《贡父诗话》云：“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览其镜背云‘乾德四年铸’，上大惊，以问陶、窦二内相。二人曰：‘蜀少主尝有此号，镜必蜀中所铸。’上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是亦宋人著作，而所引为今《中山诗话》所无，窃疑今一卷本或亦非足本。
《临汉隐居诗话》（或称“隐居诗话”） 一卷。魏泰撰。其足本有《知不足斋》、《龙威秘书》、《七子诗话》、《湖北先正遗书》、《古今说部丛书》、《萤雪轩丛书》及《笔记小说大观》诸种。其不足者有《说郛》本、《学海》本、《历代诗话》本、《奇晋斋丛书》本。
《石林诗话》 三卷。（《津逮》本、《唐宋丛书》本作“一卷”）叶梦得撰。（《诗学指南》本误作“高似孙撰”）有《楙花盦》本、《叶石林遗书》本、《百川》本、《说郛》本、《津逮》本、《历代诗话》本、《萤雪轩》本。又《诗学指南》本，不全。案叶氏虽至南宋犹存，而《楙花盦》本褚逢春序谓是书当作于靖康以前，则亦北宋之书。又《楙花盦》本有叶廷琯所辑之《石林诗话拾遗》与《石林诗话附录》。《拾遗》足补今传各本之遗。《附录》则汇辑后人指正之语，足资辩证。叶德辉重刊《石林遗书》本除转录上述二种外，复辑有《石林诗话拾遗补》与《石林诗话附录补遗》二种。
《优古堂诗话》（《澹生堂目》作“复古堂诗话”，当是传写之误） 一卷。吴幵撰。有《读画斋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又有旧抄本，见《铁琴铜剑楼目》。案吴幵字正仲，滁州人，而铁琴铜剑楼所藏书钞本，题毛幵平仲。考毛幵，三衢人，毛友子，虽与吴幵同时而非一人，或以名同致误。又案是书与《渔隐丛话》所引《复斋漫录》、《高斋诗话》诸书，颇多相同。读画斋本徐骏《跋》称其杂见他书，良然。
《紫薇诗话》（《百川》本作“东莱吕紫薇诗话”，各书称引亦有作“东莱诗话”者） 一卷。吕本中撰。有《百川》本、《萤雪轩》本，（均足本。）《津逮》本、《历代诗话》本，（以上二种仅脱一条。）又有《说郛》本，则删节殊多。案《萤雪轩》本从《百川》本出，故有下列一条————“从叔大有少时诗云，‘范雎才拊穰侯背，蔡泽闻之又入秦’，不灭王荆公得意诗也。”————此条为其余各本所无。
《藏海诗话》 一卷。（赵魏《竹崦盦传钞书目》作“二卷”）吴可撰。有《函海》本、《知不足斋》本、《昌平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萤雪轩》本。又有《诗法萃编》本，不全。
其虽流传而疑出依托者，有：
《后山诗话》（或作“陈无已诗话”） 一卷。（《适园丛书》《后山集》本作“二卷”，盖分合之异）旧题陈师道撰。此书除全集各本外，有《百川》本、《稗海》本、《津逮》本、《历代诗话》本、《学海》本、《萤雪轩》本及《说郛》本。案是书诸家称引著录，或作《陈无已诗话》或作《后山居士诗话》，又卷数则或称二卷，或作一卷。如《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均作二卷，而《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家则云一卷，知是书非出陈氏手定，故多歧异。考《后山集》二十卷，为其门人彭城、魏衍所编。衍记《诗话谈丛》各自为集，而今本皆入集中，则非魏氏手录之旧可知。《四库总目提要》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定为出于依托，所见亦是。然魏衍既言《诗话谈丛》各自成集，则后山之有是二书，自无可疑。今本所传，亦未必全出好事者以意补之。或后山原有此著，未及成书，后人编次，遂不免有所增益耳。
其近于辑佚以成书者，则有：
《蔡宽夫诗话》 三卷。蔡启撰。有旧钞本，未见。案是书不见宋以来诸家著录，似当时已不甚流传。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谓于吴山书肆得旧抄本，不知其所自出。窃疑是书或出书贾据《渔隐丛话》所引抄集以牟利者，故劳季言遂有当日全部收入之语。考《渔隐丛话》之于《石林诗话》采至八十馀条，较之单刻诸本，仅少六条，则其于蔡氏《诗话》全部收入固未可知。然蔡氏书既为当时所重，不应别无单刻本流传，今是书既不见宋明以来著录，而与丛话所载又是勘验悉合，则其出后人钞集断无可疑。岂其书以经丛话收入而单行者转不为人注意欤？抑以与《蔡宽夫诗史》名称相混而致误欤？
其虽流传而非足本者，则有下述诸种：
《潜溪诗眼》 范温撰。有《说郛》本，一卷。案是书惟见《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而不见宋以后诸家著录，疑其佚已久。今传世者惟有《说郛》本（《古今诗话》本即出此）仅三则，已非其全。且有误录他书之语。
《潘子真诗话》 潘淳撰。有《说郛》本，一卷。案《说郛》本（《古今诗话》本即出此）共四则。案《光绪江西通志·艺文略》诗文评类著录是书，称“诗话补遗”，不云《潘子真诗话》，盖以其祖兴嗣有《诗话》一卷，而是书为补其遗也。严有翼《艺苑雌黄》引作《诗话补阙》，知当时原有此称。
《陈辅之诗话》 陈辅撰。有《说郛》本，一卷。案是书不见宋以来诸家著录，尤袤《遂初堂目》亦无之。《说郛》所录凡十二则，不知其所据，意元时当犹有全书。
《西清诗话》 三卷。（《澹生堂目》“五卷”，《万卷堂目》“一卷”）蔡绦撰。今有《说郛》本，一卷。三卷本，未见。
《汉皋诗话》 不题撰人。今有《说郛》本，一卷。凡十一则。所论多偏于考据，尤以校正杜诗者为多。朱鹤龄《注》多与此同，当即据此书者。是书除《遂初堂书目》著录外，不见他家著录，知其佚已久。考吴曾《能改斋漫录》有“汉皋张君《诗话》”云云，则当为张某撰。
《漫叟诗话》 不知撰人，今有《说郛》本、《萤雪轩》本，均一卷。案是书不见诸家著录，惟《说郛》中有之，仅十二则。此外诸本皆同，盖即自《说郛》本出。考《郡斋读书志》小说类有《漫叟见闻录》一卷，云“不知何人，建炎中所撰也”，考《诗话》云“谢举廉，字民师，余建中靖国中与同寓兴国寺”，又云“予崇宁间往兴国军”云云，考其时代，正与相近。窃疑此书或即自《漫叟见闻录》中摘录出者。然阮阅《诗话总龟》及胡仔《渔隐丛话》亦均引此书，则似早有单行之本，非辑录也。《抚州府志·艺文志》著录是书作谢逸撰，不知其所据。考谢逸无“漫叟”之号，而《渔隐丛话前集》（五十二）引《漫叟诗话》云：“谢无逸学古高洁，文词煅炼”云云，则其非出谢氏所撰，又至明显。
《桐江诗话》 不知撰人。今有《说郛》本，一卷。案是书亦不见诸家著录，惟胡仔《渔隐丛话》及黄《山谷年谱》均引之。诗话中有“程进道绍兴初帅闽中”之语，知其人已入南宋。考今《说郛》本凡五则，而见于《渔隐丛话》者凡三条，尚有“感事”、“煎茶”二则，未见称引，则其书在元季或有传本，但不见诸家著录何也？
此外散佚而未获流传者更不知有多少种。今就所知别为数类，条举于后。其经诸家著录，且经他书称引而有佚文可以采辑者，为第一类，如：
《归叟诗话》（诸家称引多作“王直方诗话”或“王立之诗话”又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所引作“归叟诗文发源”） 六卷，王直方撰。案是书《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及《通考·经籍考》均著录，惟不见明以来诸家著录，疑散佚已久。《千顷堂书目》类书类司马泰《广说郛》中有《王直方诗话》一种，窃疑明人校刻丛书风气，于原本多加删节，恐亦未必为足本。
《洪驹父诗话》 一卷，洪刍撰。案是书早佚。除《通志·艺文略》及《遂初堂书目》著录外，明以来诸家著录惟见《千顷堂书目》与《澹生堂书目》及焦竑《国史经籍志》而已。《千顷目》中有《古今汇说》本，未见。《澹生目》云有《百川》本，考《百川学海》有《洪刍香谱》而无诗话，恐误。至焦竑《国史经籍志》所载则颇多佚书，亦不足为明以来流传之证。
《李诗话》（他书称引均作“李希声诗话”） 一卷。李撰。《宋史·艺文志》著录文史类。《渔隐丛话》前集及《诗人玉屑》均引其语。
《唐宋诗话》 不知撰人与卷数。《遂初堂书目》文史类著录。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卷二颇多称引。又考《宋史·艺文志》文史类有《唐宋名贤诗话》二十卷，不著撰人，不知即此书否？
其仅见著录而未见称引者，为第二类。此虽无佚文可辑，然原有其书。则无可疑。
《诗话》 一卷。潘兴嗣撰。案是书惟见光绪重修《江西通志·艺文略》诗文评类，此外不见诸家著录，当早散佚。
《潜堂诗话》 无卷数，李公彦撰。案是书见光绪重修《江西通志·艺文略》诗文评类，而未见藏书家著录，当早散佚。《抚州府志·艺文志》作李成德撰，成德盖成科之误。
《王禹玉诗话》 一卷。王珪撰。见《通志·艺文略》诗话类。
《大隐居士诗话》 一卷。朱肱撰。案是书《宋史·艺文志》入子部小说类。《宋志》于诗话每多分入文史、小说二类。此当亦为论诗之著。《宋志》不著撰者姓名，据《湖州府志·人物传》知为朱肱所撰。又案宋时号大隐居士者，有田辟，南康人；又有邓深，湘阴人，有《大隐居士集》。亦未能定其竟为谁作也。
其仅见称引而未见著录者，为第三类。此则虽有佚文可辑而不能考其是否成书者。
《三莲诗话》 不知卷数。员逢原撰。韦居安《梅诗话》引其语。
《高斋诗话》 不知卷数。曾慥撰。案是书不见诸家著录。《福建通志》（七十三）《经籍志》载曾氏著作亦只有《高斋漫录》一卷，不言有诗话。惟《渔隐丛话》前后集、《诗话总龟》后集以及《韵语阳秋》、《野客丛谈》诸书时多称引。今以《墨海金壶》所据四库本《高斋漫录》校之，绝无相同之语，知诗话一书其佚已久。诸家称引，每不冠以作者姓氏，惟葛立方《韵语阳秋》（十六）称曾端伯《高斋诗话》，始知为曾慥所撰。或诗话原为漫录中之一部分，故诸家多不别为著录；又以其早经散佚，故《永乐大典》所引《漫录》遂亦无诗话中语欤。
《洛阳诗话》 不知卷数及撰人。《诗话总龟》前集（五）引之云：“吕申公镇河阳府，府属投诗曰，‘渭川重得吕，嵩岳再生申’，由是获知。”清伍涵芬《说诗乐趣》采用书目中有司马光《洛阳诗话》不知其所据。
《古今诗话》 不知卷数及撰人。案是书不见诸家著录，惟《宋史·艺文志》有李颀《古今诗话录》七十卷，列蔡绦《西清诗话》后，不知即此书否？《苕溪渔隐丛话》、《优古堂诗话》及《竹坡诗话》诸书，均称引之。知在北宋末南宋初当亦流行一时也。
《闲居诗话》 不知卷数与撰人。案是书不见诸家著录，疑其佚已久。《诗话总龟》前集引之较多。考核其文多见《温公续诗话》及《中山诗话》，盖出时人窜窃为之者。伍涵芬《说诗乐趣》所引略与相同，惟有二则论贯休、惠崇诗，为《总龟》所未引者，不知伍氏何所依据，岂犹获见其原本耶？
其未成或未刊行，故未见著录且无佚文可辑者，为第四类：
《刘咸临诗话》 仅数十篇，盖未成之作。刘咸临亦不知何许人，惟《诗话总龟》前集（八）引王直方《归叟诗话》有一则云：“刘咸临醉中尝作诗话数十篇，既醒，书四句于后曰：‘坐井而观天，遂亦作天论。客问天方圆，低头惭客问。’盖悔其率尔也。”
根据上文所述，则知宋时诗话产量之多。虽至今颇多散佚，而以此类著作之众，犹可见一时论诗风气之盛。
第三目 笔记与语录
在当时，诗话既笔记化而体成繁猥，笔记亦诗话化而转近专门。所以也有许多诗话是从笔记中辑出以成者。由笔记之辑为诗话，大抵不外二种性质：一是分类选辑，如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之类，不得不旁采博取，于笔记中搜罗材料；一则辑成专著，如曹溶《学海类编》中所收《玉壶诗话》即就宋释文莹《玉壶野史》中论诗之语摘录以成者。前一种不变原书体例，后一种则由后人为之别立名称。所以《四库总目提要》，于《玉壶诗话》之辑即讥其“杜撰无稽，非古人所有”。其实笔记既通于诗话，则由笔记中以辑出诗话，事至寻常，毫不足怪。即如南宋洪迈的《容斋诗话》，亦从《容斋五笔》中辑出以成者。此在宋元以来，已有此编，不可谓出后人之杜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之论《东坡诗话》，谓“苏轼号东坡居士，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此亦由笔记杂著中辑出诗话之证。
大抵就时人著述中论诗之语以辑成诗话者，不外二例。其不易原称者，如：
《艺苑雌黄》 一卷。严有翼撰。有《说郛》本及《萤雪轩》本。案是书据《宋志》著录，原有二十卷，兼论子史名数地理动植诸事，非尽论诗。《说郛》本所录虽仅八则，实皆辑其论诗之语，异于删节之本，《四库存目》所著录者仅十卷，盖出好事者摭拾成书，非其旧也。
其另定新名者，如：
《玉壶诗话》 一卷。旧题释文莹撰。《学海类编》本。
《东坡诗话》 一卷。旧题苏轼撰。有《说郛》本、《学海》本、《萤雪轩》本。日人近藤元粹跋云：“是系《说郛》所收，而案其体例非东坡自著，盖后人编辑其关系于诗者也。”《萤雪轩》本又有《补遗》一卷，即近藤元粹所辑。
《沈存中诗话》 无卷数，未见。案是书未见诸家著录，惟《浙江通志·经籍志》文史类与《杭州府志·艺文志》诗文评类均著录之，并云据《续文献通考》，疑此即就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辑出者。
《侯鲭诗话》 一卷，赵令畤撰。日人近藤元粹辑。《萤雪轩丛书》本。此自《侯鲭录》辑出者。
此外，更有随意易称，改题诗话者，如：
《桂堂诗话》 《诗话总龟》前集引书目有《桂堂闲谈》，而卷三所引真宗末年尝游禁中一条，注云《桂堂诗话》，疑即《桂堂闲谈》之易称。伍涵芬《说诗乐趣》卷七引此条亦沿其误。
《玉堂诗话》 《诗话总龟》前集引书目有《玉堂闲话》，而卷十二所引诸则，注云《玉堂诗话》，疑即《玉堂闲话》之易称。伍涵芬《说诗乐趣》卷四、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六诸卷所引，亦称《玉堂诗话》，细核其文，大率与《总龟》所引相同。惟卷十二仕宦门所引钱惟熙诗，科第门所引贺陈修诗，均《总龟》所无，岂伍氏见其原书欤？顾不见其采用书目中，抑又何也？
《朱定国诗话》 《诗话总龟》前集引书目有朱定国《续归田录》而卷三十九所引郑毅夫榜一条，作《朱定国诗话》，疑即《续归田录》之易称。伍涵芬《说诗乐趣》亦沿用其称。
大抵宋人笔记，如释德洪《冷斋夜话》之属，本与诗话相通。故时人称引遂多随意易称之例。
此外有与笔记性质相类而亦足助论诗风气之流行者，一为题跋，一为语录，文人之论诗多在题跋，道学家之论诗多在语录。此种文体之流行，亦而宋时而始盛。
题跋之辑成诗话者，除《东坡诗话》外尚无他种。至语录之体本与诗话相类，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已有《元城先生语录》、《三山老人语录》、《钟山语录》、《龟山语录》诸书，大抵此类著述其例有二。其一，出弟子所记者，如：
《陵阳先生室中语》 一卷，范季随录韩驹语，有《说郛》本。案《说郛》本仅九则，当不全。《诗人玉屑》引之颇多，可据以补辑。又吴可《藏海诗话》亦颇多韩氏论诗之语，或可与语录参证。考陆游《谓南文集》（三十一）《跋韩子苍语录》云：“此故人范季随周士所记也。周士殁后数年得之于其子，然余旧闻周士道韩公语极多，尚恐所记不止于此，当更访之。”则知范氏所记，陆游且疑其未尽，况《说郛》所录仅及九则耶？
《唐子西诗话》 一卷。强行父录唐庚语。有《古今汇说》本，未见。案强氏所录原称“唐子西文录”，诸书称引或作“唐子西话录”（如《诗纪别集》卷九）。此作《唐庚诗话》疑即就文录中引书之语别行辑出者。考《季沧苇书目》延令宋版书目中有诗话四种，即为唐庚、竹坡、许彦周、吕紫微四家。岂《唐庚诗话》，宋时已有别出者欤？抑即《唐子西文录》而易其称欤？《千顷堂书目》卷十五类书类称司马泰《古今汇说》本卷二十五有《唐庚文录》，卷四十七有《唐子西诗话》，则是论文论诗分为二种。故明林世勤注《骈语雕龙》，其称引书目有《唐庚诗话》，又案《绛云楼》、《也是园述古堂》诸书目均称《唐子西文录》有二卷，亦与今通行本卷数不同。
其二，出自撰者，有：
《童蒙特训》 一卷。吕本中撰。案是书原名“童蒙训”，盖家塾训课之本。本中论学惟与王氏立异，而不复严洛、蜀之辨。故是书于理学则折衷二程，于诗文则取法苏、黄。顾今世所传《童蒙训》三卷，则近语录者全存，近诗话者全汰。《四库总目提要》以为或由“洛、蜀之党既分，传是书者轻词学而重道学，不欲以眉山绪论错杂其间，遂刊除其论文之语”，其说良然。故知删汰之故，由于洛、蜀之见，而删节之本，则在朱学盛行以后也。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四）有《童蒙特训》一册，又杨士奇等所编之《文渊阁书目》（十）亦有之，注云“阙”。均以列入宋人诗话中间，当即由《童蒙训》中论诗之语辑录以成者。岂宋人已有此分编之本欤？抑《童蒙训》之删节本既行，而后人以吕氏以诗名家，遂复掇其论诗之语而汇编之欤？
第四目 诗话之丛书类书与辑本
论诗之著既多，则诗话之丛书类书与辑本自应时而起。其辑为丛书者，有：
《吟窗杂录》 三十卷。蔡传撰。未见。《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均著录文史类。案《书录解题》云：“莆田蔡传撰，君谟之孙也。取诸家诗格、诗评之类集成之。又为《吟谱》，凡魏晋而下能诗之人皆略具其本末，总为此书。麻沙尝有刻本，节略不全。”据是则蔡氏所编《历代吟谱》似亦在此书之中。今《吟谱》既别有传本，而此书则经后人重编，即托于状元陈应行者。是此书虽不传，而其所辑内容要仍在陈编五十卷中也。又案毛晋《跋齐己风骚旨格》云：“莆田蔡氏著《吟窗杂咏》（当作“录”）载诸家诗评、诗格类三十余种，大略真赝相半，又脱落不堪读。”则其书明末犹有之，或今尚在人间也。
其辑为类书者，又可别为数目，如《诗苑类格》诸书，均以诗体诗法分者。
《诗苑类格》（《玉海》五十四作“宝元诗苑类格”，他书称引每简称《诗苑》或《诗格》） 三卷。李淑撰。佚。《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案晁公武云：“宝元二年，豫王出阁，淑为王子傅，因纂成此书上之，述古贤作诗体格总九十目。”《玉海》云：“翰林学士李淑承诏编为三卷，上卷首以真宗御制八篇，条解声律为常格，别二篇为变格。又以沈约而下二十八人评诗者次之。中卷叙古诗杂体三十门。下卷叙古人体制别有六十七门。”据是所言，则其内容犹可窥知，盖兼有自著及类书丛书三种性质者。
《诗法》 一卷。孙载辑。载，嘉定人。是书不见诸家著录。惟《江南通志·艺文志》（一九二）及《嘉定县志·艺文志》均有之。《嘉定县志》且称为孙氏所辑，当亦类书之属。
《吟体类例》 一卷。不著撰人。佚。《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并著录。案是书焦竑《国史经籍志》虽亦著录，然不足据，明以前当早佚矣。
如《诗总》则又以内容性质分者。
《诗总》 十卷。阮阅撰（诸本作“阮一阅”，误）。佚。今有后人重编本。案阅字闳休，舒城人，宣和中知彬州，建炎初知袁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三十六）引阮氏《诗总自序》称：“得一千四百馀事，共二百四十馀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其播扬人之隐慝，暴白事之暧昧，猥陋太甚，雌黄无实者，皆略而不取。……但类而总之以便观阅，故名曰《诗总》。”今传世诸本均无序(2)且易称为《诗话总龟》，盖非其旧矣。考《郡斋读书附志》别集类（三）有阮阅《总龟先生松菊集》五卷，岂总龟亦为阮氏自号耶？又《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云：“闽中近时又刊《诗话总龟》，此集即阮阅所编《诗总》也。阮阅《诗总》十卷，分门编集，今乃为人易其旧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苏黄门诗说，更号曰《诗话总龟》，以欺世盗名耳。”则知《诗总》原仅十卷分四十六门，今月窗道人本前集卷数与之异而分门与之同，岂即宋时闽中刊本之旧耶？考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云：“旧闻吴中顾维岳家有一本，竹坨见之，诧为秘录，今已不可复见。”则似宋时闽中刊本犹在人间。顾近时诸家藏书目均不言之，何也？今世所传重编之本有二：一，明抄本，百卷本，前后集各五十卷。二，明月窗道人重刊本，前集四十八卷(3)，后集五十卷，今《四部丛刊》有影印本。则较宋时闽中刊本似更增益。阮氏固云：“世间书固未尽于此，后有得之者当续焉。”则《诗总》不载元祜诸公诗话，自有难言之隐，而有人为续补之，固亦阮氏所愿，第不应去其自序，没其原编宗旨耳。
至《历代吟谱》则以人以时为纲，又与前二种体例不同。
《历代吟谱》 五卷，蔡传撰，未见。案《四库存目提要》云：“此编始前汉以迄唐宋凡能诗之人皆纪其姓字。末载厉鹗跋云：‘此书尝有麻沙刻本，节略不全，其叙次当以汉迄唐为第一卷，宋为第二卷，名僧为第三卷，闺秀为第四卷，武人为第五卷。’今本序次悉与跋同，盖近人因鹗跋更定也。”则是此乃清人重编之本。其宋代重编之本托名陈应行者，犹有传本，盖以时为纲，其体例与《苕溪渔隐丛话》为近。
其兼有丛书类书之性质而异其面目者，即成为诗话之辑本。如方深道醇道之《集诸家老杜诗评》是。
《集诸家老杜诗评》 五卷。方深道撰。有抄本。深道，莆江人，宣和六年进士，次彭子。（《福建通志》附父次彭《良吏传》）或作方道深，当误。
《集诸家老杜诗评》 一卷，方醇道撰。《福建通志·经籍志》著录。案陈振孙《书录解题》云：“《诸家老杜诗评》，五卷，续一卷，莆田方深道撰。”则似为一人所著。又考《宋史·艺文志》云“方道醇《集诸家老杜诗评》五卷”，则又似方深道与方道醇（当即“醇道”之误）实为一人非二人也。考《福建通志·经籍志》云：“醇道字温叟，有《笔峰集》五卷，《类集杜甫诗史》三十卷，《集诸家老杜诗评》一卷。”与方深道并附父次彭《良吏传》，则知醇道、深道乃兄弟行，正集、续集乃出二人分编，陈氏合为一人，非也。
第五目 其他论诗之著
因宋代诗诗风气之盛，于是不仅诗话一类风起云会，即其他各种论诗之著亦同时并盛。此种著述，虽不始于宋代，然其所以能特盛之故，亦未尝不与诗话之发达有连带的关系。兹分数部分言之：
其沿袭唐人风气，专论诗格诗式者有下述数种：
《诗要格律》（《直斋书录解题》作“诗格要律”） 一卷。王梦简撰。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未见。案书中举例多引晚唐五代人作，又《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著录之云：“进士王梦简撰。”《通考·经籍考》同，进士上不冠以朝代名，当为宋人所著。
《天厨禁脔》 三卷。（《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孝慈堂书目》均作“二卷”）释德洪撰。有明刊本，案论诗主格，且复强立名称妄生穿凿，自是唐代僧人论诗习气。《禁脔》所论诸格，往往类是。
《诗评》 一卷，僧□淳撰，有《诗学指南》本。案《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诗评》一卷，桂林僧□淳撰。”淳字上原阙一字，考《宋诗纪事》八十二景淳下云“元丰初桂林僧”，不知即此人否？《诗学指南》本题桂林淳大师撰，又似单名为淳，与景淳或别一人。
《诗格》 一卷。僧文或撰。（《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均作“神或”）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案《宋诗纪事》卷九十一“文或号文宝大师，有《诗格》”，顾《直斋书录解题》诸书均作神彧，当即一人。 （右流传之作）
《续金针诗格》 一卷，旧题梅尧臣撰。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又《诗学指南本》一卷，题白乐天撰，梅圣俞续。案是书非出梅尧臣所撰，昔人早已言之。考《通志·艺文略》诗话类作三卷不著撰人。或此书本有二本，其三卷本则不著撰人，一卷本则伪托梅氏欤？(4)《澹生堂书目》又有《群公诗法》二册，五卷。其细目，为《金针集》、《木天禁语》、《诗家一指》、《诗学停脔》四种，而分为五卷，当以《金针集》有托于白居易、梅尧臣二种而别为二卷者。
《梅氏诗评》 一卷，旧题梅尧臣撰。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今所见惟《诗学指南》本。案其所言，亦《诗格》之属。 （右依托之作）
《律诗格》 不知卷数，张商英撰。案是书未见著录，且亦罕见他书称引。惟《苕溪渔隐丛话》引其语，与梅圣俞《续金针诗格》、洪觉范《禁脔》并论，颇病其拘泥。乃清代王晓堂《匡山丛话》卷五谓此三书“各有妙处，随人取用”。嗜好独殊，为不可解。或王氏亦未见其书，姑妄言之云耳。
《风骚格》 五卷，阎东叟撰。《通志·艺文略》诗话类及焦竑《国史经籍志》诗文评类均著录。案阎东叟不知何许人，其书始见《通志》著录，当为北宋人著。其书早佚，故亦罕见称引。《国史经籍志》虽亦著录，然不足信。焦竑此书只就旧有目录汇合杂抄，并非明代犹有传书也。
《诗点化秘术》（《宋四库阙书目》“诗”作“新”） 一卷，任博撰。《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及《国史经籍志》均著录。任博不知何许人，疑此亦北宋人著。
《律诗洪范》 一卷。徐三极撰。（《宋四库阙书目》“徐”误作“律”）《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及《国史经籍志》均著录。徐三极仕履待考，当亦北宋人。
《分别六义诀》 一卷，齐陆机撰。是书仅见《宋四库阙书目》著录，齐氏时代难考，当亦北宋时人。
《骚雅式》 一卷，不知撰人。《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及《国史经籍志》均著录，当为北宋人著。
《今体诗格》 一卷，不知撰人。是书仅见《宋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著录，当亦北宋人著。 （右散佚之作）
其沿袭唐人本事诗之遗，专述本事者则有下述数种：
《乌台诗案》（《直斋书录解题》作“乌台诗话”，《学海》本作“诗谳”） 一卷，旧题朋九万撰。考此书凡有数本，详略互异，体例亦殊，知未必全出朋氏所录。大抵此书原有二种：一，直录当时供词以诗语联缀其间者，其体裁近于史；一，先列苏诗而以狱词附注于后者，其体裁近于集。前者各本虽有详略，盖由删节而非出剪裁；后者诸本则均经点窜，盖与《诗林广记》诸书体例为近，故得称为诗话。朋九万所编当属于后一种，今世所传前一种诸本，则盖由原案录出，而托于朋氏者。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乌台诗话》十三卷，中附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等，则朋氏所编颇具匠心，与直录原案者异，故卷数为独多也。至直录当时所供诗案者，其来源有二：一出于东坡亲笔，如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所言者；一出于御史台录存原案，如胡仔《渔隐丛话》所言者。此则事异编撰，本可不必分卷，故大率为一卷也。今存者有《说郛》本、《函海》本、《忏华盦丛书》本、《艺圃搜求》本、《学海类编》《诗谳》本，又《渔隐丛话》前集四十二至四十五诸卷亦引之。清张鉴有《眉山诗案广证》。
《蔡宽夫诗史》 二卷，蔡居厚撰。佚。《宋史·艺文志》著录文史类。案《宋志》以后，惟《千顷堂书目》类书类载司马泰《文献汇编》中有诗史之目，不著撰人。今《文献汇考》亦散佚，莫由考其是否此著矣。光绪《江西通志·艺文略》诗文评类，《抚州府志·艺文志》诗话类均有《蔡宽夫诗史》二卷，注云：“蔡居厚撰，见《宋史·艺文志》。”则知是书并无传本，不过据《宋志》著录之耳。厉鹗《宋诗纪事》云：“蔡居厚字宽夫，熙宁御史延熙子，第进士。大观初拜右正言，累官徽猷阁待制，有《诗话》。”其论蔡氏仕履甚详，惟谓其有《诗话》，则有误，考《诗史》中所举人名，无在熙宁后者，其为蔡居厚撰无疑。今案明月窗道人校刊阮阅《诗话总龟》，其前集引用书目有《蔡宽夫诗史》，后集引用书目有《蔡宽夫诗话》，疑《诗话》、《诗史》本为二书，《诗史》较多论事，《诗话》较多论辞，大抵阮阅《总龟》所引有《诗史》而无《诗话》，胡仔《渔隐丛话》所引又有《诗话》而无《诗史》，各不相同，未可混为一书也。
《唐诗史》 无卷数。范师道撰。师道字贯之，长洲人，仲淹侄。是书不见他家著录，惟《苏州府志·艺文志》有之。疑未成或未刊之作，故仅方志著录之。是书内容当亦《唐诗纪事》《全唐诗话》之类。
《纪诗》 不知卷数及撰人。《诗话总龟前集》及《说诗乐趣》均称引，案是书见《总龟》称引者凡三则：（1）子瞻见辩才事，（2）王平甫梦至灵芝宫诗，（3）出处与乐天相似。见《说诗乐趣》（十八）所引者凡一则————听僧惟贤琴诗。考此多东坡诗，疑为后人杂纂之著。
其沿袭唐时摘句之风而选为句图者，有下述数种：
《惠崇句图》 一卷。僧惠崇撰。《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均著录。惠崇淮南人，一作建阳人，宋初九僧之一。《宋四库阙书目》别集类有惠崇《唐律诗句图》一卷，叶德辉考证云“按陈《录》作‘惠崇句图’”，似合二书为一，恐非是。考此乃惠崇自撰句图，即吴处厚《青箱杂记》所录惠崇警句，非选唐人诗也。《诗话总龟》前集（十二）与《宋诗纪事》（九十一）均据以转录，而字句互异，有足相互校正者。
《御选句图》（《通考》作“御制句图”） 一卷。宋太宗、真宗选。佚。《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均著录文史类。《书录解题》云：“太宗皇帝所选杨徽之诗十联，真宗皇帝所选《送刘琮诗》八联。”
《杨氏笔苑句图》 一卷。黄鉴撰。佚。《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均著录。鉴字唐卿，浦城人。大中祥符八年进士，累迁太常博士，为国史院编修官，出倅苏州，有《杨文公谈苑》、《杨公笔苑句图》。《书录解题》论是书云：“盖杨亿大年之所尝举者，皆时贤佳句。”则是书亦杨氏所述，而黄鉴录之者。
《续杨氏笔苑句图》 一卷，不知撰人。佚。《通志》、《通考》及《书录解题》均著录。《福建通志·经籍志》即以附隶黄鉴著述下。
《风雅拾翠图》（《宋四库阙书目》作“雅十翠图”） 一卷。（《宋四库阙书目》作“二卷”）僧惟凤撰。佚。《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均著录。惟凤青城人，号持正，亦九僧之一。
《九僧选句图》 一卷。不知撰人。佚。《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均著录。案宋初有《九僧诗集》，欧阳修《六一诗话》谓今不复传。《温公续诗话》谓“元丰元年秋游万安山玉泉寺，于进士闵交如舍得之”。始知所谓九诗僧者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历代诗话》本“青”误作“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也。今其诗见《宋诗纪事》九十一卷，大率纤巧秀丽，故有俊句可摘。
《林和靖摘句图》 一卷。（《宋志》作“三卷”）不知撰人。佚。《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此摘录林逋诗句，亦不知选者为谁。
《孔中丞句图》 一卷。不知撰人。佚。《直斋书录解题》及《通考》均著录。《书录解题》云：“中丞者或是孔道辅耶？”案道辅字原鲁，宣圣四十五世孙，举进士，天圣间为右正言，累官御史中丞，出知郓州。陈氏所云或亦不谬。第不知选摘其诗者为谁氏耳。
《唐杜荀鹤警句图》 一卷。强行父撰。《宋史·艺文志》著录文史类。
《寡和图》 三卷。僧定雅撰。佚。《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
《搜贤集》 一卷。僧奉牟撰。佚。《宋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著录。
《诗林句范》 五卷。不知撰人。佚。《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均著录。
此外更有重在品评或指陈优劣或巧为譬况，亦与一般诗话体例不同。如：
《诗病五事》 一卷，苏辙撰，附刻《栾城集》，别有《说郛》本、《萤雪轩》本。案苏辙《诗病五事》仅五则，在《栾城三集》卷八中，乃随笔记录之文，非能别出成书。《苕溪渔隐丛话》引其文只称“苏子由云”，知宋时犹不以为书名。自陶宗仪辑入《说郛》，于是《四川通志·经籍志》诗文评类且著录之，不复以是为篇名矣。
《瑶谿集》 十卷。（《国史经籍志》作“一卷”）佚。郭思撰。《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时多称引。案其内容似多偏于品评，与普通诗话不同。《通志》不著撰人，据《宋志》知为郭思所撰。思字得之，熙子。元丰五年进士。
《诗评》 一卷。夏侯籍撰。佚。《宋四库阙书目》著录文史类。考《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均有《诗评》一卷，不著撰人，疑即此书。
《胡氏评诗》 不知卷数。胡氏亦不知何许人。《诗话总龟》前集（五）引之，凡二则：一论黄鲁直诗，一论王介甫与张文潜诗。顾《诗话总龟》卷首所录采用书目作“胡氏诗话”，不知何故？
至其单篇不成著作者如张舜民《芸叟诗评》、蔡绦《百衲诗评》，均见胡仔《渔隐丛话》（三十三）及刘壎《隐居通议》（六）。此皆巧为形似之语，实敖陶孙《臞翁诗评》之所本。又赵与峕《宾退录》（二）亦引《芸叟诗评》，其次第与《渔隐丛话》不同。
第六目 论诗诗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云：
诗话之源本于锺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
我尝根据此节而谓论诗诗之性质亦通于诗话。章氏所举论诗及事之例，以散文为之，其体为后世诗话之所始；其论诗及辞之例，以韵语为之，其体又后世论诗诗之所出。（见《小说月报》二十卷一号《诗话丛话》二）而且《诗经》中如“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彼何人斯》），“家父作诵，以究王凶”（《节南山》），“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四月》），“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巷伯》）诸语，亦正是论诗及事之例，所以论诗诗与诗话，体制虽殊而性质实同。
因此当时论诗风气之流行更可于论诗诗见之。论诗诗之流行于宋代亦自有故。盖以（1）宋诗风格近于赋而远于比兴，长于议论而短于韵致，故极适合于文学的批评；有时可以阐说诗学的原理，有时可以叙述学诗的经历，有时更可以上下古今，衡量前代的著作。（2）宋诗风气，又偏于唱酬赠答，往返次韵，累叠不休，于是或题咏诗集，或标榜近作，或议论齗齗，或唱和霏霏，或志一时之胜事，或溯往日之游踪，有此二因，则论诗诗之较多于前代固亦不足为奇了。
在宋初，若说欧阳修开了诗话的风气，则梅圣俞的《宛陵集》可谓是开了论诗诗的风气。宋人诗集中之论诗诗，与唐人文集中关于论文的序及书，实有同样的重要。
第二节 诗人之诗论
第一目 欧阳修与梅尧臣
宋人中间最先开论诗之风气者，当推欧阳修。欧阳修在诗坛上批评的重要，不在有什么明显的主张，而在（1）始创诗话的体裁，（2）对于论诗诗的尝试。前一项是欧公之所独具，后一项则与梅尧臣之所同。
欧阳修《酬学诗僧惟诗》云：
诗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羁臣与弃（一作“贱”）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一作“或”）可取，疣杂不全纯。子虽（一作“之”）为佛徒，未易废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惧学不臻。子佛（一作“之”）与吾儒，异辙难同轮（一作“共论”）。子何独吾慕？自忘夷其身。苟能知所归，固有路自新。诱进或可至，拒之诚不仁。维诗于文章，太山一浮尘；又如古衣裳，组织（一作“绣”）烂成文。拾其裁剪余，未识衮服尊。嗟子学虽（一作“巳”）劳，徒自苦骸筋（一作“自远涉江津”）。勤勤袖卷轴，一岁三及门。惟（一作“何”）求一言荣，归以耀（一作“辉”）其伦。与夫荣其肤，不若启（一作“岂若习”）其源。韩子亦尝谓，收敛加（一作“以”）冠巾。（《欧阳文忠集卷》五）
此诗卫道气分至为浓厚；轻诗重文之意亦极显著。然其论诗尚能阐发诗理之精微。于《梅圣俞诗集序》中阐说诗穷而后工之说，最为后人所称引。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欧阳文忠公全集四十二）
即其《书梅圣俞诗稿后》阐说诗与乐通之理，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亦远胜于宋儒之见解。
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五声单出于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声，节其廉肉而调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问于工曰，彼簨者者堵而编执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钟磬丝管干戚也。又语其声以问之曰，彼清者浊者劲而奋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声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声器名物皆可以数而对也，然至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问其何以感之者，则虽有善工，犹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尧舜之时，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兽，三代春秋之际师襄、师旷、州鸠之徒得之为乐官，理国家，知兴亡。周衰官失，乐器沦亡，散之河海，逾千百岁间，未闻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气相接者，既不得泄于金石，疑其遂独钟于人。故其人之得者虽不可和于乐，尚能歌之为诗。古者登歌清庙，太师掌之，而诸侯之国亦各有诗以道其风土性情，至于投壶飨射，必使工歌以达其意，而为宾乐。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失。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
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圣俞久在洛中，其诗亦往往人皆诵之。今将告归，余因求其稿而写之。然夫前所谓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听之，不相语而意相知也。余今得圣俞之稿，犹伯牙之琴弦乎？
至其论诗诗中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一首，状苏、梅二人之诗，亦善用形似之语，颇能摄其精神。
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雱霈。譬（一作“势”）如千里马（一作“足”），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柬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一作“后犹无”）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一作“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一作“烁”）。举世徒（一作“尽”）惊骇；梅穷独我知（一作“我独奇”），古货今难卖（一作“物今谁买”）。
欧公一生于同时诗人所尊惟梅，固宜其论及梅诗者独多精义也。
梅尧臣之论诗主张亦多与欧公相类。其《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云：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奕，以声喻鸟桐。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终。然古有登歌，缘辞合徵宫。辞由士大夫，不出于瞽矇。予言与时辈，难用犹笃隆。虽唱谁能听，所遇辄喑聋。（《宛陵集》二十七）
又还《吴长文舍人诗卷》云：
诗教始二南，皆著贤圣迹。后世竟剪裁，破碎随刀尺。我辈强追仿，画龙成蜥蜴。（《宛陵集》五十一）
均颇见其改革诗风的勇气。其于当时诗坛摧陷廓清之功似亦不在欧公之下。元贡奎诗称梅尧臣云：“诗还二百年来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己若论欧永叔，退之犹自愧郊寒。”洵为笃论。至其对于诗的作风，则如其所作，亦主平淡，其《依韵和晏相公诗》云：
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宛陵集》二十八）
又《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云：
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宛陵集》四十六）
即在当时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诗》云：“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欧阳文忠公集》五）亦颇能说明梅氏论诗宗旨。盖他既抗志希古，不欲“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则旨趣所归，当然要重在“古淡有真味”了。
不过他的古淡之境，正是从冥搜力索中得来。他也是“险词斗尖奇，冻地抽笋??”的（《依韵和永叔子履冬夕小斋联句见寄》）。其《答裴送序意》诗云：“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宛陵集》二十五）则知其虽力复古雅，偏主平淡，而结果当然不会如道学家之成为率易之作了。其《诗癖》一首有云：“但将苦意摩层宙，莫计终穷涉暮津。”（《宛陵集》二十）亦可见其搜索肝脾之苦。欧阳修称其“近诗犹古硬，咀嚼苦难嘬”，形容其作风亦殊的当。欧、梅诸人力矫西昆而卒使宋诗衍成西江一派者，或亦可于此中得其消息也。
第二目 苏轼
欧阳修之论同时诗人，称苏舜钦诗为“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称梅尧臣诗为“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这几句话若形容其后的诗人————苏轼与黄庭坚，亦颇有几分类似之处。苏轼之诗如其文，也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的情形，与黄庭坚的作风不尽相近，故其论诗主张亦不全同。黄氏论诗好讲句法、讲诗律，而他则尚圆熟、尚自然，所以谓“新诗如弹丸”（《答王巩》），所以谓“好诗冲口谁能择”（《重寄孙侔》）。又黄氏论诗重钩深、重奇险，而他则尚迈往、尚豪健，所以不足于孟郊之诗，又以为“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了。（《读孟郊诗》二首）
不过苏诗虽万斛泉源，一泻无余，而机趣横生，却从天生妙悟得来。黄庭坚称其：“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释德洪《冷斋夜话》七引）刘熙载亦谓：“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得来。”（《艺概》二）故其诗的作风虽近于议论，而论诗主旨转与严羽之尚禅悟者相近。以辩才三昧而为韵言，故能笔端有口，故能舌底澜翻。于韵语中而吐不传之妙，故又重在“高风绝尘”，重在“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均见书黄子思诗集后》）。宋人诗话中之说东坡诗，而能窥到这一点者，只有吴可的《藏海诗话》为能发其妙。吴氏云“东坡豪，山谷奇，二者有余而于渊明则为不足，所以皆慕之”。明此，则知东坡论诗主张，所以与其作风背驰之故了。我旧作《诗话丛话》（小说月报二十卷二号）中有一节云：
以禅喻诗，人皆知始于严羽《沧浪诗话》，实则由诗话言固似此义发自严羽，由论诗韵语言，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已发其义，至东坡诗中则益畅厥旨。如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妙话解颐，已近禅悟。又云：“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诗颂》）亦已逗露此意。至如《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清。”《跋李端叔诗卷》云：“暂借好诗销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则更和盘托出，无余蕴矣。所以东坡“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之语，即沧浪“不必太着题”之说也。东坡“新诗如弹丸”及“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之语，即沧浪“造语贵圆”之说也。东坡“读破万卷诗愈美”，即沧浪“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之说也。东坡《读孟郊诗》“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即沧浪所谓“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之义也。人皆知沧浪论诗，反对苏、黄之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而孰知其论诗主旨正出东坡也哉！盖苏诗作风与其论诗宗旨，正相反背。东坡诗云：“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论坡诗者，亦当作如是观，坡诗豪迈，其所以不脱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者，盖皆由其才气累之。至其生平笃嗜，固别有归。其《答王定民》诗云：“五言今复拟苏州。”次《韵叶致远见赠》云：“一伎文章何足道，要言（一作“知”）摩诘是文殊。”微旨所在，盖亦可以窥见矣。明得斯义，则知东坡论诗所以亦拈出司空图“味在酸咸之外”之语（见《书黄子思诗集后》），而渡海以后复有《和陶》之作了。《沧浪》论诗，所以不满东坡者，以其“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实则此就坡诗言耳。东坡论诗，固已说过：“大木百围生远籁，朱弦三叹有遗音。”（《答仲屯田次韵》）
此节自谓差能阐说苏氏论诗之旨，读者或不致以傅会病之。大抵东坡之学以得于庄子者为多，故论调亦最近于禅。这不仅其论诗如此，即论其他艺事亦莫不如是。如《书蒲永升画后》云：
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流，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以手扪之，谓有洼隆。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终岁，终不肯下笔。一日苍黄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知微死五十余年，成都蒲永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王公贵人或以势力使人辄嘻笑舍去，遇其欲画不择贵贱，顷刻而成。尝与予临寿宁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自立。永升今老矣，其画难得。世之识真者亦少。如往时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画水，世或传宝之。如此之流，可谓死水，未可与永升同年而语也。（《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
又《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云：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欲画者，急起从之，振衣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十九）
这两段都与庄子论艺之旨相同。故其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惟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苏文忠公诗集》二十九）
第三目 黄庭坚
山谷论诗，消极方面，重在识“病”，所谓“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也（《次韵奉酬荆南签判向和卿六言》）。积极方面重在“法”，重在“律”，故又重在“眼”。如云：“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奉答谢公定与荣子邕论狄元规孙少述诗长韵》）如云：“秋来入诗律，陶谢不枝梧。”（《送顾子敦赴河东》）如云：“拾遗句中有眼。”（《赠高子勉》）均重在作法的讨论。所以曾季貍《艇斋诗话》云：“山谷诗妙天下，然自谓得句法于谢师厚，得用事于韩持国，此取诸人以为长也。”所以释德洪《冷斋夜话》（五）“荆公东坡句中眼”条亦引山谷语云：“学者不知此妙，语韵终不胜。”
他既这样重在句法诗律，所以以诗为事，而工夫亦尽于诗内。其《赠高子勉》四首之一云：
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
其戛戛独造，迥不犹人之意可见。其《避暑李氏园诗》云：“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求其惊人，是他“下虎口著”的本领。其《次韵答高子勉诗》云：“寒炉余几火，灰里拨阴、何。”任渊注：“言作诗当深思苦求，方与古人相见也。”（《山谷诗集注》十六）又《次韵奉酬荆南签判向和卿六言》有云：“覆却万方无准，安排一字有神。”任渊注：“言不为物役，诗思乃凝于神也。（同上）”这又是所谓“钩深入神”的注脚。至其《再作答徐天隐诗》所谓“破的千古下，乃可泣曹、刘”，则又是“不为牛后人”的态度。张耒《读黄鲁直诗》云：“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极得山谷真相。曾季貍《艇斋诗话》云：“山谷诗云，‘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曾吉父云，‘此正山谷诗法也’，其说尽之。”此言亦极中肯。《许彦周诗话》引黄氏讥郭功父语谓“公做诗费许多气力做甚”。实则黄氏做诗，也是费过气力者。正因他这般费气力，所以才肯不惮烦地讲什么诗法和句律。
然而他虽下虎口著，虽要惊人，要破的，而犹不致过偏于奇险。此则所谓“妙在和光同尘”也。其《和德孺五丈“之”字诗韵》所谓：
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
任渊注云：“诗意谓唱酬之作聊且遣兴，不必甚工，至其自得之妙，盖未易与俗人言也。”（《山谷诗集注》十九）则又是由艰深以归于自然。朱弁《风月堂诗话》谓“黄庭坚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可谓窥见深际。
他何以能用钩深入神的工夫而造和光同尘的妙境呢？则以其论诗主张本是如此的。他以为有的工夫在诗内，这是他所谓诗法，《冷斋夜话》（一）曾述山谷诗法云：
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这种方法即是化朽腐为神奇的方法。所以虽得之于深思苦求，而依旧能浑成自然。观其《再次韵杨明叔诗小序》所云：
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山谷诗集注》十二）
这即是夺胎换骨法的原理之说明。这样，所以虽新而实故，虽奇险而实平正，虽生硬而实妥贴。昔人谓“山谷晚年诗皆是悟门”（见楼钥《攻愧集》七十《书张式子诗集后》），于此也未尝不有一些关系。我们须知“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诸语，虽为东坡所言，却正是山谷的诗法。
他又以为有的工夫更为诗外。《渔隐丛话》前集（四十七）引山谷说云：
山谷云，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后来学诗者虽时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随所触体得一处。非不即是，要且不似，若开眼全体见之，合古人处不待取证也。
又云，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则又是超于诗法句律的见解。所以他的论诗只推崇杜甫、陶潜二人。其《赠高子勉诗》所谓：
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顾我今六十老，付公以二百年。
实已逗露此意。于杜则学其法，于陶则又蕲得其超于法者。得于法而后工，超于法而后妙。他指出此二人即所以示其学诗宗主，此则所谓“付公以二百年”也。任渊注谓：“老杜之诗眼在句中，如彭泽之琴意在弦外。”（《山谷诗集注》十六）恐非是山谷原意。
山谷论诗虽陶、杜并重，而晚年蕲向似乎更偏于陶。《津逮本山谷题跋》卷七《论诗条》云：
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锺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尔。
又山谷《宿旧彭泽怀陶令诗》云：
空余诗语工，落笔九天上。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
此友可尚，亦可知其蕲向之所在了。这个关系，正可看出后来江西诗人之论诗所以由“法”而转到“悟”的缘故。
第四目 魏泰与叶梦得
宋诗自欧阳、苏、黄以后最鲜韵味。《沧浪诗话》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云云，正是针对此种作风而言。当时诗坛与此种作风不甚相近者有王安石。故凡论诗不主苏、黄作风者，往往偏主韵味，而与欧阳、苏、黄异趣。这可以王安石一派为例。王安石《临川集》中虽无什么论诗主张，然稍后魏泰、叶梦得诸人实可为此派代表。
魏泰为曾布妇弟，故与苏、黄不合，其所撰《临汉隐居诗话》，亦党熙宁而抑元祐。《四库总目提要》讥其“坚执门户之私甘与公议相左”，要亦不为无见。但平心论之，魏氏所言亦颇为中肯。宋诗流弊，确是如此，即使魏氏诚持门户之见，要亦足为当时针砭，成其一家之言。如云：
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其言止于乌与桑尔！及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无从也。“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沣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之类，皆得诗人之意。至于魏晋南北朝乐府，虽未极淳，而亦能隐约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及其末也，或是诙谐，便使人发笑。此曾不足以宣讽塑之情，况欲使闻者感动而自戒乎？甚者或谲怪、或俚俗，所谓恶诗也，亦何足道哉！
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余味尔。
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老杜最善评诗，观其爱李白深矣，至称白则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信斯言也，而观阴铿鲍照之诗，则知予所谓主优柔而不在豪放者，为不虚矣。
此处所谓“味”，盖取古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之义，犹与后世诗禅之说不尽相同。其与《沧浪诗话》同一论旨者，只在反对欧阳、苏、黄之敏迈豪放而已。
其与魏泰相同不满苏、黄之诗，而进一步再以禅论诗者则为叶梦得。叶氏所撰《石林诗话》，其论诗宗旨与魏氏合，而意旨所归却最与沧浪为近。《四库提要》以其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遂谓“梦得出蔡京之门，而其婿章冲则章之孙，本为绍述馀党，故于公论大明之后尚阴抑元祐诸人”。实则此亦由于苏、王二氏诗的作风本是互异，故其论诗主张也不会相同，正不必牵涉到党争门户的方面。《石林诗话》云：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真，倾困倒廪无复余地。
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尽为工。
此即魏泰不主豪放之旨，也即沧浪所讥以才学为诗之意。又云：
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
此节亦近魏泰之旨；但与沧浪所谓“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云云，为更相类似。明得此意，则知石林论诗所以推重安石而讥议欧、苏者亦自有因，固不仅门户之见了。
且石林之于安石亦非一味推重者。如云：“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则知其所以推重安石者，正在其深婉不迫之趣，与其论诗宗旨有合耳。至如所谓：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自唐以后，既变以律体，固不能无拘窘，然苟大手笔，亦自不妨削锯于神志之问，斲轮于甘苦之外也。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蕖”，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然作诗审到此地，岂复更有余事。韩退之《赠张籍》云：“君诗多态度，霭霭春空云。”司空图记戴叔伦语云：“诗人之词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学者不能味其言耳。
是则且较魏泰更进一步，而与沧浪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及“透彻玲珑，不可凑拍”者实为同一意旨了。至如下文所引一节：
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余尝戏为学子言：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渠同参。
则更为沧浪以禅喻诗之所本了。
第五目 韩驹与吴可
韩驹诗，苏轼兄弟均比之储光羲。其学原出苏氏，故吕本中以列江西派中，驹殊不乐。（见《后村诗话》）吴可少亦以诗为苏轼、刘安世诸人鉴赏，故亦为苏学。吴可所著《藏海诗话》中，颇多与韩驹论诗之语，故二人论诗宗旨亦最相近似。
吴可《藏海诗话》颇多申述东坡诗论之处，如“白鸥没浩荡”一条即出苏轼《志林》；“凡文章先华丽而后平淡”诸语，即东坡“绚烂之后归于平淡”之说；“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则中边皆甜”诸语，亦出东坡论陶诗中边皆甜之说。又案李之仪《姑溪题跋》有《跋吴思道诗》云：“东坡尝谓余曰，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吴君诗咄咄逼近，时人未易接武，余虽未识其面，呻吟所传，感叹不已。”此与《藏海诗话》所云“唐末人诗虽格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者，正相映发。所以韩驹吴可之论诗，又可作为苏轼一派的主张。
苏轼论诗已近禅悟。韩驹、吴可言之更明。吴驹《赠赵伯鱼诗》有云：
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陵阳先生诗》二）
此与吴可《学诗诗》正同一论调。吴诗云：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
此诗见《诗人玉屑》卷一所引，不载吴氏《藏海居士集》中。当时龚相亦有《学诗诗》，盖和吴氏之作。《诗人玉屑》亦引之云：
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几许搜肠觅句联。欲识少陵奇绝处，初无言句与人传。
是均以禅喻诗，开《沧浪诗话》之先声。《陵阳室中语》述韩氏语云：
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语此。（《诗人玉屑》卷五引）
此则说得更为明显，知沧浪所论全是拾此牙慧。又吴可《藏海诗话》亦云：
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
则知其论诗宗旨与方法本是如此。《四库总目提要》乃称其“每作不了了语，似乎禅家机锋颇不免于习气”，似亦非吴氏知己也。
第六目 江西诗人
江西诗人之诗论，又是山谷一派之绪馀，另成一个系统。曾季貍《艇斋诗话》有一节云：
后山（陈师道）论诗说换骨，东湖（徐俯）论诗说中的，东莱（吕本中）论诗说活法，子苍（韩驹）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不可。
这正是说明江西诗社中人的论诗主张。所以诸人均同一论调，同一关捩。盖自山谷《奉答谢公定诗》有云“自往见谢公，论诗得濠梁”，已重在“有所悟入”（见任渊注），则知传江西衣钵者，其论诗当然也重在“悟”了。
兹先就陈师道言之。昔人称陈氏作诗重在苦吟，每偕及门登临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甚至其家婴儿孺子亦抱寄邻家，其精思苦吟如此。所以黄庭坚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谑（《病起荆江亭即事》）；又其《赠陈师道》诗亦有“陈侯学诗如学道，又似秋虫噫寒草，日晏肠鸣不俛眉，得意古人便忘老”诸语。当然的，陈氏的自咏绝句，更应有“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且疲”之叹了。
以他这样苦吟，故其所谓“换骨”云者，实即是火候到时的境界。其《答秦少章》诗云：
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
工夫深时，自然能换骨的。这虽以学仙为喻；但亦未尝不是禅宗的方法，所以说关捩全在一“悟”字。
今世所传《后山诗话》，固不足信，然亦未尝不可于其中节取数语以窥其论诗宗旨。如所谓“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云云，正是西江派论诗主张。与其诗所谓“近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者（《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正是同一意思。所以我疑此书本是后山未曾写定之本，以出后人编次，遂不免增益窜乱耳。
于次，再一言徐俯。徐氏论诗，《艇斋诗话》称其“论诗说中的”，今以未见《东湖集》，不知其说若何？但曾敏行《独醒杂志》有一节云：
汪彦章为豫章幕官；一日会徐师川于南楼，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拌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翦财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颜章颔之。逾月复见师川曰：“自受教后，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师川喜谓之曰：“君此后当能诗矣。”故彦章每谓人曰：“某作诗句法得之师川。”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四十九引《吕氏童蒙训》亦述徐氏语云：“诗岂论多少，只要道尽眼前景致耳。”正是此意。眼前景致本可入诗，不过他说得迷离恍惚，有如《怀麓堂诗话》所谓“宋人论诗高者如捕风捉影”之类，则不免堕于禅门习气而已。
又《艇斋诗话》有一节云：
东湖尝与予言，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诗人皆无人窥见。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小车无。
此意亦严羽所谓“取法乎上”的意思。时人论诗，本是各有自得之处。所以《艇斋诗话》又云：“山谷论诗多取楚词，东湖论诗多取选诗。”各人之所嗜虽不相同，要之都是陈师道之所谓“高学”，决不偏徇流俗之见的。因知《沧浪诗话》所谓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云云，也从江西馀唾得来。
因其如此，所以江西诗人也都有一些自立的气概。即如徐氏虽为山谷之甥，并且也是江西派的诗，但他磊落不群之气，终不肯屈居人下。所以晚年有人称其源自山谷者，他不以为然，答以小启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之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见赵《林子》卷一）其于山谷犹且如此，何况余子！所以《吕氏童蒙训》又云：“徐师川言作诗自立意，不可蹈袭前人。”（《渔隐丛话》前集三十七引）这是江西诗人所共持的态度。黄山谷云：“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江西诗人持奉这种信条，安得不愈变而愈离其宗。我所以谓《沧浪诗话》虽似针对江西诗派而发，实际上也未尝不深受江西诗人的影响。
最后，再一言吕本中之所谓“活法”。吕氏关于论诗之著凡有三种：一为《江西诗社宗派图》，以选集而兼论评，这是江西诗人的总集；一为《紫薇诗话》，则论诗而及事者为多，又为江西诗人的小传，或遗闻轶事的记载；其又一则为《吕氏童蒙训》，其论诗主张，大率在是，是又可作为江西诗人之诗论观。
不过因此书本为家塾训课之本，故一方面论为诗文之法，一方面又论为人之法。而且本中本是北宋故家，及见元祐遗老，师友传授，具有渊源，故言理学则折衷二程，论诗文则取法苏、黄。他在政和、宣和之间只与王氏之学立异，而于元祐程苏之学则不复分别。所以是书虽多论诗主张而不全是论诗。而且今传各本《童蒙训》，均无论诗文之语，盖又是朱学盛行以后，欲严洛、蜀之辨而加以汰除者。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卷四，有《童蒙诗训》一册，又杨士奇等所编之《文渊阁书目》卷十亦有之，注云阙。均以列入宋人诗话中间，当即为《童蒙训》中之论诗者。不知此果宋人分编之本，抑为后人掇拾之本，已不可考。现在只就《苕溪渔隐丛话》所引者考之以见其一斑。
吕氏论诗重在悟入。《童蒙训》云：
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
所以《紫薇诗话》自述答晁叔用语云：“只熟便是精妙处。”熟，即活法，即工夫，即悟。又其《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云：
《楚词》、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恣态横生，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
又其序《诗社宗派图》亦谓：“诗有活法，若灵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都近禅门话头。盖江西派论诗虽好论诗法而能不泥于法。吕氏《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云：
欲波澜之阔，先须于规摹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摹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试取东坡黄州已后诗，如种松医眼之类，及杜子美歌行及长韵近体诗看便可见，若未如此，而事治择，恐易就而难远也。退之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如此则知所以为文矣。曹子建《七哀诗》之类，宏大深远，非后作诗者所能及，此盖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也。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便能有所悟。悟入之法，或自工夫中来，此即陈师道所谓“时至骨自换”之说，或自遍考中来，即韩驹所谓“未悟且遍参诸方”之意。如《童蒙训》云：
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施春江流，予亦沙边具小舟”，“同心不灭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如此之类，老杜句法也。东坡“秋水今几竿”之类自是东坡句法。鲁直“夏扇日在摇，行乐亦云聊”，此鲁直句法也。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引）(5)
此即遍参之意。大抵江西一派是由人巧之极以臻天然者，故由夺胎换骨之说可以一变而为悟入之论，由遍参之法可以归到自得之境。后来杨万里、陆游之诗从江西派入而不从江西派出，后来严羽《沧浪诗话》反对苏、黄而论诗之语转多拾江西余唾，盖均由此。我们只看《渔隐丛话》前集十五所引《童蒙训》云：
浩然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但详看此等语，自然高远。
这不就是后来神韵派的论调吗？范温《潜溪诗眼》云：“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五引）则知沧浪论诗主识，正从江西诗人“遍参”一语得来。
第三节 道学家之诗论
第一目 张载
我们论到道学家之诗论先须注意到几个特殊之点：（1）不重在作诗而重在知诗或论诗。（2）其于作诗亦不重雕琢而重在自然。（3）其于知诗论诗又不重在作法，不泥于体制，而重在原理的根本的探索。这三点是道学家对于诗的态度。所以有时推到极端，也不作诗，也不论诗，而重在用诗。
北宋时，张载、邵雍与二程恰恰可以代表这三方面。张载重在知诗，二程主于用诗，而邵雍则不废吟咏，所以又颇论及作诗的态度。
知诗之说，大抵出于孟子论诗之绪馀，固然不是当时道学家的特见。然而道学家亦颇能发挥，颇能补充。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这种说法，经汉人一用，便成为穿凿附会。他们以为惟委曲解诗，才为以意逆志。这不能不说是汉儒的错误。宋人解诗与汉儒异，但其所用的方法，也仍是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用同样的方法，而有不同的结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在张载《经学理窟》（一）“诗书”条中说得好：
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
原来汉、宋儒者的解诗，同样用以意逆志的方法，不过一则艰险求之，一则平易求之而已。汉人以艰险求诗，所以多穿凿；宋儒以平易求诗，所以又一反汉人的见解。说是凿空，同样的是凿空。后来清儒只知扬汉抑宋，于汉人所说则阐扬之不遗余力，而巧为圆谎；于宋人所言则排斥之不遗余力，而诋为臆说，真不免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了。真不能惊诧于泥古之见之入人之深了。
孟子又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些话经汉人一用，于是有《诗谱》。《诗谱》说明诗的时地关系，本没有什么坏处，可是《诗谱》的根据，是在于《诗序》，《诗序》所言既未能尽信，则《诗谱》所说，虽欲求知源流清浊之所处与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恐亦不免错误了。宋人解诗虽也用同样的方法，便不是这般拘泥求之。他说得很通达。他只言其大概而不凿指事实，所以较鲜流弊。张载《经学理窟》（二）“礼乐”条中有云：
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何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间人自然气轻浮；其地土苦不费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脱怠惰弛慢颓靡。其人情如此，其声音同之。故闻其乐能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间人自然意气柔弱怠堕，其土足以生。古所谓息土之民不才者也。
他从一般人的禀赋方面说，他从一般人的气质方面说。以环境论诗，以气质论世，当然不会有汉儒穿凿之弊了。
第二目 邵雍
道学家大率不甚为诗，其能为诗者惟有邵雍。邵氏所著有《伊川击壤集》。其《自序》云：
《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
这正说明他作诗的态度。所以他论诗的标准也是如此。他继续言之云：
伊川翁曰，子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声成其文而谓之音。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然后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
此数语中阐说“诗”与“音”的区分，及“志”与“诗”或“情”与“音”的关系，都是值得注意的。由于他说明“志”与“时”的关系，故其论诗重在写其自我；由其说明“情”与“物”的关系，故其论诗又重在写其自得。
他的论诗大旨，不外于《诗大序》一篇所言。其《论诗吟》云：“何故谓之诗？诗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谈诗吟》云：“诗者人之志，非诗志莫传。”《诗画吟》云：“诗者人之志，言者心之声。志因言以发，声因律而成。”这与《诗序》所谓“志之所之”云云，没有多大分别。但是他的重要，却正在于此。他能够根据《诗序》而加以组织的系统的说明。他能够化朽腐为神奇，把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一变而为他自己的诗论，为他当时新起的道学家的诗论。这便是值得注意的了。他以为
他分别两项说明其关系，这已与《诗大序》所言不尽相同了。因为他分为两项说明，所以他也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点，是说明了“志”与“时”的关系。“诗言志”，这是一句老话，尽人知之亦尽人能言之。但是所谓“志”是什么？则又人异其说，正同人异其志一样。袁枚标榜性灵之说，亦以“诗言志”一语为宗旨，可知言志之旨虽同，而内容意趣却可随各人解释的观点而不同。道学家之阐说“诗言志”一语，当然不会同于袁枚一流之诗人的见解。至其所由不同之故，则邵氏《自序》中说得很明晰。《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即是“言志”一语之绝妙解释，而亦是道学家与诗人所共守的信条。但是如何可使情动于中呢？他以为其要有二，即是“身也时也。谓身则一己之休戚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所以本于一身之休戚而为言者，只不过发抒个人的牢骚，或写其浪漫愉佚的生活。其情均未能尽轨于正。即有论到一时之否泰者，亦不过是一己爱憎之私而不足以为天下是非之公。所以他说“怀其时则谓之志”，重在时的方面，便可较鲜这些流弊了。所以他又说：“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这才可见出诗人和道学家之不同。仅以身的关系发其志而为言者，是发乎情而止乎情。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则情出于时而悉归于正，此则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也。这才是《诗大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一语绝妙的注脚、绝妙的阐说。
第二点是说明了“情”与“物”的关系，他再追究到何以一般诗人要溺于情好呢？情好是不是应当捐弃或避之如蛇蝎呢？他则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喻，而以为：
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覆载在水也，不在人也。载则为利，覆则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载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载邪？二者之间必有处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称善踏者，未始不为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内而踏水，利而坏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伤性害命一也。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从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
他提出了“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的方法，则两不相伤，情累都忘，更何溺于情好之足虑！这才是道学家修养之极诣，而同时也是诗人所需的修养之极诣。尤其道学家的诗人所应持的态度。
由第一点言，故其论诗重在写其自我；由第二点言，故其论诗又重在写其自得。其《无苦吟》一首中云：“行笔因调性，成诗为写心。诗扬心造化，笔发性园林。”（《伊川击壤集》十七）于抒写自我中有自得之趣。其《闲吟》诗又云：“忽忽闲拈笔，时时乐性灵。何尝无对景，未始便忘情。句会飘然得，诗因偶尔成，天机难状处，一点自分明。”（《伊川击壤集》四）于抒写自得中也自有自我存在。故其作诗的态度，是：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自得时。风露清时收翠润，山川秀处摘新奇。揄扬物性多存体，拂掠人情薄用辞。遗味正宜涵泳处，尧夫非是爱吟诗。（《首尾吟》）
盖诗人以诗累情，而他则以诗适情；道学家重道废诗，而他则重道而不废诗。以诗累情，所以只惟声律词藻之是求，而性灵兴趣便索然了。重道废诗，所以以诗为闲言语，而道妙既无由阐写，道体亦无从形容了，所以他说：
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情哉！
钟鼓乐也，玉帛礼也，与其嗜钟鼓玉帛，则斯言也不能无陋矣。必欲废钟鼓玉帛，则其如礼乐何。人谓风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论，牵手一身而为言者也。（《击壤集自序》）
因此，他的态度是“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答傅钦之》）的。其《言默吟》一首说得更为明白。他说：
当默用言言是垢，当言任默默为尘。当言当默都无任，尘垢何由得到身。
道学家不吟，其病在当言任默；诗人必吟，其病在当默用言。所以他是诗人中的道学家，道学家中的诗人。我尝谓宋代的古文家，虽论文主道而未尝不通于言志；宋代的道学家虽论诗言志而也未尝不偏于载道。苏轼是前一种最适当的例，而邵雍便是后一种最适当的例。
邵氏《首尾吟》中又有云：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乐物时。天地精英都已得，鬼神情状又能知。陶真意向辞中见，借论言从物外移。始信诗能通造化，尧夫非是爱吟诗。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可爱时。已着意时仍着意，未加辞处与加辞。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代了天工无限说，尧夫非是爱吟诗。
诗能通造化，诗能代天工，这是向来诗人所不敢如此大言的。其《诗酒吟》云：“鬼神情状将诗写，造化功夫用酒传。传写不干诗酒事，若无诗酒又难言。”
第三目 二程及其门人
道学家之论诗，至二程可谓偏于极端了。他们是主张不欲作诗的。程颐云：
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诗。（《二程遗书》十八）
至其所以不欲作诗之故，亦与其不欲用力于文章一样。他说：
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
则知其对于作诗作文，均以玩物丧志视之。邵雍是为诗而不守诗人的格，二程是因为要守诗人的格而不为诗。
不过，他们虽不作诗而颇能认识诗的性质。正因他们对于诗的性质认识清楚，所以才能善于用诗。《伊川经说》卷三有云：
诗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咏歌之所由兴也。其发于诚感之深，至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于人也亦深，至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这虽即是《诗大序》中的老话，但对于诗的性质和功能，却说得正着。盖道学家尽管不作诗，而于诗却体会有得。《程氏外书》（十二）引《上蔡语录》云：
伯醇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
明道先生善言诗。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
以这种玩味的读法，当然能别有会心了。昔人只是泥于词句，故其读诗与用诗，至多亦不过是断章取义。但在道学家则是用“兴于诗”的方法以读诗者，所以能取欣赏的态度，体会有得了。
不过道学家之读诗与一般人之纯取欣赏的态度者犹有一些分别。这个关系即因道学家的态度始终不离尚用的观念之故。《近思录》（三）载程颐语云：
今人不会读书。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须是未读诗时，不达于政，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书。“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须是未读诗时如面墙；到读了后便不面墙，方是有验。
他处处要得到“兴”的结果，而且要得到“兴”的良好的结果，故其论诗亦始终离不开一个“善”字。程颢云：
学之兴起莫先于诗。诗有美刺，歌诵之以知善恶治乱兴废。（《二程遗书》十一）
程颐云：
兴于诗是兴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游酢《论语杂解》之解“兴于诗”章云：
兴于诗，言学诗者可以感发于善心也。如观《天保》之诗，则君臣之义修矣；观《棠棣》之诗，则兄弟之爱笃矣；观《伐木》之诗，则朋友之交亲矣；观《关雎》、《鹊巢》之风，则夫妇之经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于废讲《蓼莪》，则诗之兴发善心，于此可见矣。而以考其言之文为兴于诗，则所求于诗者外矣；非所谓可以兴也。然则“不学诗无以言”，何也？盖诗之情出于温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声也，不得其心，斯不得于言矣。仲尼之教伯鱼，固将使之兴于诗，而得诗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岂徒考其文而已哉！
均是着眼在“善”的方面。所以最后归宿，是要人的诗化。程颐云：
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也”气象。（《程氏外书》三）
程颢云：
学者不可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近思录》三）
这才尽“兴”的能事。这才到善于用诗的最高点。
道学家之诗论所以常为后人————尤其在近世————所诟病者，大概是在这一点。然而道学家所取的玩味欣赏的态度，尽管偏于用，主于善，毕竟也有相当的成功。
其一，在解义。《伊川经说》（三）《诗解》云：
古人之学由诗而兴，后世老师宿儒尚不知诗义，后学岂能兴起乎？世之能诵三百篇者多矣！果能达政专对乎？是后之人未尝知诗也。
诗义不明则不能使人兴起，于是才感到解义之必要。而一方面体会有得，也自觉别有新义，不得不举以示人。于是一般道学家遂纷纷别撰诗说，而宋儒说诗遂与汉儒异趣了。此后至朱子之《诗集传》而集其大成，成为解诗之别一派，不可谓不是这种主张有以促成之。
其又一，在合乐。《近思录》（十一）录二程语云：
明道曰，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欲别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
伊川曰，天下有多少才，只为道不明于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今人怎生会得！古人于诗，如今人歌曲一般，虽闾巷童稚，皆习闻其说而晓其义，故能兴起于诗。后世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怎生教得学者！是不得兴于诗也。古礼既废，人伦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声音以养其耳目，舞蹈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
他们都有诗乐离析之憾。本来由于音乐的变迁，在后头实在没法使古诗复有歌唱的可能。但因注意到这一点，自然能使（1）诗之通俗化；————对于古诗则解其义，对于当时的诗则使成浅近易晓的歌曲。（2）诗之歌化；————采用古诗应用的方法，使之歌咏以养其性情。这均是用诗的极妙方法，后来明朝人的论戏，看作有关教化的事务，即是从这种见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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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吴乔《围炉诗话》（五）：“唐人工于诗而诗话少，宋人不工诗而诗话多。所说常在字句间。”袁枚《随园诗话》（八）：“宋人之诗可存，宋人之话可废。”
(2) 案《渔隐丛话》所引原序题宣和五年十一月朔，且有“不愿行于时也”之语。今所传抄本虽有序，题绍兴辛巳长至日，其文亦嫌自许过甚，疑出后人增易。
(3) 盖较抄本少寄赠门中、下二卷。
(4) 可参阅第三章一节“金针诗格”条。
(5) 按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二称吕居仁云“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盖即此节而易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