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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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文学批评完成与发展之三阶段

    中国之文学批评，从大体说：北宋以前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其批评理论每因其对于文学之认识而转移其主张。南宋以后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而文学观念只成为文学批评中的问题之一，所以不会如本书上卷所述，有演进与复古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我们假使说文学观念演进期为“正”，则复古期为“反”，而本书下卷所述则为“合”。这是本书上下二卷最大的分别。因此，本书上卷所述，以问题为纲，而以批评家的理论纳于问题之中，即于刘勰、锺嵘诸人，犹且不为之特立一章。至本书下卷所述，恰恰相反，以批评家为纲而以当时的问题纳入批评家的论理体系之中，即因当时的批评家能自成一家言之故。这又是本书上下二卷编例的分别。

    我尝以为一般人之所谓“通”，其意义有三：一是文辞上的通，文法有不顺，语词有未当，这是不通。一是知识上的通，知其一不知其二，明其正不明其变，这是不通。又一是思想上的通，以今日之我反对昔日之我，矛盾自陷，漫无准的，这也是不通。唐人之学重在文辞上的通，所以以为用助字应求其当律令；汉人之学重在知识上的通，所以以为必须通群经而后始能通一经；宋人之学重在思想上的通，所以以为要贯通万事而无碍。这是思想上的一种进步。文学批评家的思想，也必须能如此有中心、成体系，然后才可以论述，而此种情形，在南宋以后始见发展，所以本书上下二卷所侧重的不得不有此分别。

    为了有此分别，所以本书下卷之所论述，于批评家所提出的文学理论之外，更须涉及其学问思想；这好似赘余而不是赘余。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稗贩旧说的言论，零星片段的见解，并无中心思想而不能建立其系统者，都只能割爱。这又好似遗漏而不是遗漏。

    以上是本书各篇的共同点。然自南宋至清，中间也有八百多年，不能不分期论述。今为叙述的方便，以南宋金元为第一期，是批评家正想建立其思想体系的时期。以明代为第二期，是批评理论各主一端推而至极的偏胜时期。以清代为第三期，是批评理论折衷调和的综合时期。在此时期，即使偏主一端的理论也能吸收种种不同的见解以自圆其说，故又成为清代文学批评的特点。

    到清末，又受西洋文学批评的影响，于是文学批评史又展开了新的姿态，然而也正因此种关系，所以本书又未便论述。即清末文人之至民国犹生存者，其文学理论也只能另行叙述。

    第二章　南宋金元文学批评概述

    一时代的文学，自有其一时代的风气。中国文学自南宋以后很明显的倾向于语体的演进。语录体的流行，小说戏曲的发展以及方言文学的产生都在这一个时代，所以自南宋以后是中国文学开始发挥语言特点的时期。可是，这只是一种新途径新趋势而已。除了这种新途径新趋势以外，古文学的势力依旧存在；而且，在事实上，这种残余势力的存在似乎并不因新途径的开辟而受到什么打击。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所讨论的还是旧的问题，对于这新兴的文学并不起什么影响，即使有影响，也不过是部分的、暂时的，只成一些极微薄的影响。所以新兴的文学虽在文学史上是主潮，而在文学批评史上不成为主潮；古文学的势力在文学史上尽管是馀波，而在文学批评史上却仍不失为中坚。这是我们所应注意的一点。

    传统的古文学，到了南宋，不能不说是比较销沉的时期。在此时期，固然仍有作古文作四六乃至作诗词的人，可是不容易在他们作品中找到他的特点。我尝谓唐代文学之成功在于“创”，有特创的风格，同时也多特创的体制。到了北宋，以无可复创，于是又重在“变”，欲于古人的范围以内，仍能流露他的才性。于是苏轼便成为最恰当的代表。他能使古文语体化，而使四六古文化，使词诗体化，而诗又散文化，那么他的古文四六与诗词都变成创格了。至南宋则无一而非“袭”，无论在那一方面都不能脱前人之窠臼。因此，南宋的批评文坛，便提出了“法”的问题。在以前，惟应举之诗赋与“江西派”诗人才讨论及此，而在此期殆弥漫了整个的文坛。论古文有法，论四六也有法；诗话论法，词话也一样论法。这即因当时文风重在“袭”的关系。再加以南宋时代，只见道学家的活跃不见古文家的气焰，故其文论没有古文家的主张，而所论遂偏于道的问题。所谓传统的文学观，至此时始展其权威。这也是造成南宋批评文坛不振的原因。

    至于金元，又以异族的关系不免有文坛寂寞之感。由创作言，有新兴的戏曲，尚足为文学史生光；由批评言，则不免较为沉寂。盖其时新兴的文学尚不会影响到批评，而旧的方面则蹈常习故，陈陈相因，更不会于批评方面别创新义。所以遂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销沉时代。

    可是，金元之文学批评，其销沉同，而销沉的情形仍不相一致。金承北宋之后，故国文献犹有所遗，而且与南宋比邻，影响所及亦足观摩。所以金主自熙宗以后，每因羡慕江南衣冠文物而提倡文学。翁方纲谓蜀学行于北，洛学行于南，也颇能道出一时风气。因此，金代文学批评之销沉，在偏于承旧，不能脱北宋之窠臼。元代文风不如金之富于华化，同时以受新起文学之影响较多，故能于有意无意间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于元人的言论中时常可以找出一些明代文学批评的端倪。所以元代文学批评之销沉，又可说在欲树新帜而规模未宏。

    第三章　明代文学批评概述

    第一节　与文学之关系

    明承宋、元二代之后，其文学背景也兼受两方面的影响。宋人沉溺于道学的氛围中间，其思想与生活态度是主敬而严肃的，是主静而节欲的，故其文学风气恒趋向于正统的方面；元人生长于文艺的园地中间，其思想是颓废的，其生活是纵欲的，故其文学风气又趋向于新兴的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颓废思想最为流行的时期，除了晋代以外，没有再像元代这般强烈了。不过因为晋人清谈是思想上的问题，易为人所注意，而元人的颓废，仅表现于文学作品中间而且是新兴的文学作品中间，所以易为一般人忽视而已。赵显宏《殿前欢曲》云“胡寻些东与西，拼了个醒而醉，不管他天和地”；吴仁卿《拨不断曲》云“闲后读书困后吟，醉时睡足醒时饮，不狂图甚”，可谓颓废到极点了。马九皋《蟾宫曲》云“天地中间物我无干，只除是美酒佳人意颇相关”；无名氏《水仙子曲》云“一日一个浅斟低唱，一夜一个花烛洞房，能有得多少时光”，又可谓放纵到极点了。以前的文人谁敢这样大胆地露骨地说，尤其是在南宋。而在元代的散曲中间则类此之例真举不胜举。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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