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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在这两极端的情形之下，到了明代当然不能不兼受其影响。所以在这两般潮流中的文人不是守旧复古以正统自居，便是标新立异，较富革命的精神。这在明代的文学与文学批评中极明显的可以看出此分野。至于此二种潮流交织的关系，那也是随处可以看出的。
明代学风也是偏于文艺的，可是又不像元代这般颓废和放纵。这好似由西晋名士的狂放行为转变而为东晋名士的风流态度。所以元人的风气与道学冲突，明人的风气便与道学不相抵触。所谓二种潮流交织的关系，正可于此看出。因此，明代文学上的复古潮流，只成为文章体制与技巧之复古，而不是思想上的复古。正因此种复古运动都由文人主持，所以所注意的也只在文章形貌的方面。
又正因明代学风偏于文艺的缘故，于是“空疏不学”四字，又成为一般人加于明代文人的评语。由于空疏不学，于是人无定见，易为时风众势所左右。任何领袖主持文坛，都足以号召群众，使为其羽翼；待到风会迁移，而攻谪交加，又往往集矢于此一二领袖。所以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其原因即由空疏不学，而只在文艺上讨生活的缘故。范景文《葛震甫诗序》云：“余尝笑文人多事，坛坫相高，其意莫不欲尽易昔人所为，独雄千古；不知矫枉有过，指摘适滋。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范文忠公文集》六）这不是当时整个文坛的缩影吗？
在此种流派互争的风气之下，再加以趋古、趋新二种潮流，于是明代文坛是丹非素，出主入奴，攻击诋誐，演成空前的热闹。其学古者，或宗秦汉，或宗唐宋，或宗六朝，各有宗主之不同；其趋新者，或受时文之影响以新变为趋时；或受小说戏曲之影响，以生动为极则，又常与学古一派立于对峙的地位。正因其易成风气，所以转目成陈，也容易使人增其厌恶。方其初起，未尝不足以矫正时弊，一新耳目；迨门户既立，依傍既多，其流弊或转甚于前。此起彼仆，徒增文坛的纠纷而已，然而文学批评中偏胜的理论，极端的主张，却因此而盛极一时。
第二节 与学术之关系
明代所谓古与新的二种潮流，不仅在文学界如此，即学术界也是如此。明代学术由理学而转变为心学，于是理学便成为复古，而心学则成为趋新。受理学影响的文人多主学古，宋濂便可为其代表；受心学影响的文人每主趋新，袁宏道又可为其代表。其或能沟通此二者之关系，由下学以至上达者，则学古趋新也归于折衷，焦竑又可为其代表。
嵇文甫先生之《左派王学自序》谓：“明中叶以后整个思想走上一个新阶段，自由解放的色彩从各方面表现出来。前有白沙，后有阳明，都打出道学革新的旗帜，到王学左派而这种潮流发展到极端了。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派、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综合看来，弥觉其富有历史意义。”此言极是。盖理学精神是传统的，所以当时像薛長这样，甚至谓自朱子后斯道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心学精神是反抗传统的，所以当时像李贽这样，甚至以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假使明代学术仍是理学风气，则蹈常习故，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真是可以无烦著作。正因转为心学，才有不顾一切的大胆精神。此种精神的表现，为狂、为怪、为极端，然而另一方面为卓异、为英特，虽不可有二，却不可无一。明代文学批评所以会造成偏胜的风气者，与当时的学术思想也不无关系。
李贽于《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一文中云：“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焚书》五）所以偏胜并不即是短处。卓吾此文，攻击儒家之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欲图名实俱利，正是针对儒家的传统精神而发的。所以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知天下是否有两头马乎否也？”
明代文学批评固然仍有骑两头马之处，然言其特点则正以别出手眼，不骑两头马见长。明代之文学批评，即使以偏胜之故罅漏百出，受人指摘，然而一段精光，不可偏废者亦在此。
第四章 清代文学批评概述
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即是没有他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他没有汉人的经学而能有汉学之长，他也没有宋人的理学而能撷宋学之精。他如天算、地理、历史、金石、目录诸学均能在昔人成功的领域以内，自有其成就。即以文学论之，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没有一种足以代表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
所以清代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以前论诗论文的种种主张，无论是极端的尚质或极端的尚文，极端的主应用或极端的主纯美，种种相反的或调和的主张，在昔人曾经说过者，清人无不演绎而重行申述之。五花八门，无不具备，真是极文坛之奇观。由这一点言，清代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为极发达的时代。
又清代学术更有其特殊的风气，即是不喜欢逞空论，而喜欢重实验。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殆成为一般人所持守之信条。不仅经学、小学重在考据者如是，即在理学、佛学以及文学等等，凡可以逞玄谈、幻想或虚辞者，在清人说来无不求其着实，求其切实，决不是无根据的游谈，无内容的浮谈。
而清代的文学批评，其成就也正在于是。对于文集诗集等等的序跋，决不肯泛述交情以资点缀，或徒贡谀辞以为敷衍，于是必根据理论以为批评的标准，或找寻例证以为说明的根据，而关于文学批评的材料遂较往昔为增多。至于论文、论诗之书翰，往复辨难，更成为一时风气。所以于昔人文集中不易见其文学主张，而在清人文集中则处处透露其对于文学的见解，由这一点言，清代的文学批评，也可称为极普遍的时代。
不仅如此，清代学术再有他特殊的成就，即是不仅各人或各派分擅以前各代之特长，更能融化各代、各派、各人之特长以归之于一己或一派。如经学有汉、宋兼采之论，文学有骈、散合一之风，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明此，则知清代论文主张，所以每欲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之合一，自有其相当的关系了。所以清代的文学批评，四平八稳，即使是偏胜的理论，也没有偏胜的流弊。若再由这一点而言，则清代的文学批评，更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