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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争事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此節指當時文體之摹擬經史者而言。又其攻擊時人者則云：
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而觀其遣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書中又謂謝康樂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 [4] 至其對於齊梁作者，簡文所重，亦見於書：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
三、元帝蕭繹之論，見於《金樓子序》及《立言》篇。觀簡文《與湘東王書》云：“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濁，使如涇渭，論兹月旦，類彼汝南。”二人聲氣相應可見。《梁書·何遜傳》稱元帝論詩曰：“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與簡文書中所稱者，大致亦合。
《金樓子·立言》篇，首稱古今學者派别之異：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謡，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宫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摇盪。
元帝立論，文筆對舉，其論文義界，直抉文藝之奥府，聲律之秘鑰，然動稱流連哀思，範圍至隘，魏徵《梁論》謂哀思之音遂移風俗，蓋慨乎言之矣。
《立言》篇對於晉宋以來文士，略加評論如次：
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遍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玄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彦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輯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此節立論，較之簡文之説，尤爲親切。
《金樓子序》云：“曹子桓云：‘立德著書，可以不朽。’杜元凱言：‘立德者非可企及，立言或可庶幾。’故户牖懸刀筆而有述作之志矣。……蓋金樓子爲文也，氣不遂文，文嘗使氣，材不值運，必欲師心。霞間得語，莫非撫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風雲玄感，儻或見知。”此論足以見其對於文章之重視。史稱江陵之敗，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折柱斷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蓋建武以來二百四十年間，詞人才士殷勤締造之南朝文化，亦隨之以俱盡，此誠中國文學史上之損失，未可以數量計也。
* * *
[1] 1933年講義下云：“在此時期中批評之精神極爲發展，不獨文學批評而已也。《全梁文》武帝有《答陶弘景書》一首，論書法大旨，又有《觀鍾王書法十二意》，論鍾、王筆法。沈約有《棋品序》云：‘今撰録名士，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度其篇目，當與鍾嶸《詩品》仿佛。陶弘景有與梁武帝啓數則，皆評定書法真迹者。袁昂有《古今書評》。庾肩吾有《書品》，分古今書家爲九品，立上之上、上之中等名，則視鍾嶸之評爲更詳密。庾元威亦有論書一則。要之梁代之批評精神，可謂極盛者矣，批評文學於此期中獨盛，豈偶然哉！”
[2] 1932年講義此段文字節引於劉勰一章，其前云：“近人立論，對于劉勰頗多貶辭，或謂祖述漢人，獨持廣義，使文學進行，爲之中阻，或謂其書初成，將欲取定沈約，不得不枉道從人以期見譽。平心論之，其言過矣。第一《文心雕龍》雖爲不朽之名作，然廣義文學説之在當世，其影響所及，幾於絶無，獨顔之推遠宗其説，有《顔氏家訓》之作，然其事已在數十年後。昭明太子主張文質相濟之説，似與劉勰相近。”引“姬公”“記事”二節後云：“此皆大反劉氏之説，故謂其力足以中阻文學之進行者，非也。六代之時，三謝、范、沈、蕭梁父子，皆主持風會之人，而文體之轉變，趨勢既成，雖有批評家如劉勰、鍾嶸、裴子野者，皆無能爲役于其間也。”
[3] 1933年講義下云：“簡文之論，未必有意與昭明立異，而自有不得不異者在。”
[4] 自“又其攻擊時人者”至此，1933年講義云：“又其攻擊時人之摹擬近人者，則云：‘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届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此則一稱天才之不可輕學，一稱文質之截然兩途，條例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