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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論之士，或以南北文化對稱，而尊顔之推爲北方文章宗主，以與南朝文士相抗，質之事實，固無當矣。史家論正統，於三國、六朝、五代、兩宋之際，多所争執，自今視之，其説之迂，固不待論，然自民族文化之立足點言之，則固有統。東晉渡江，中原盡陷，衣冠文物之邦，淪于戰伐，世家大姓，相率南遷，傳及子孫，才德相繼，於是有此二百四十年之南朝文化，此則當時吾國文化之中心正統，不得更别樹一幟，與兹抗衡者也。隋承周統，奄有東南，然牛弘上表，猶稱“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固知實證具在，無從諱飾矣。先時劉漢石趙，苻姚慕容，羯胡鮮卑，相繼稱兵，及拓拔奠宇，太和南遷，始慕華風，稍資軌範，然相去猶遠，未可遽以南北並稱也。既而爾朱肆虐，高歡稱霸，重以東西分裂，中原鼎沸，則生民多艱，益稱塗炭，至若庾信、顔推，此皆江左舊人，流離中土，感物興悲，惻然神往，豈能摭兹流寓，例彼宗邦乎？隋、唐之際，妄興南北之論，自珍碔砆，遽比璵璠，後有識者，宜從割棄。
北魏文人，温子昇、邢邵、魏收稱首。《魏收傳》曰：“收每議陋邢邵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嘗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門郎顔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温子昇本爲温嶠之後，祖恭之始北徙。準是以論，三人文字，皆本江南，固可知矣。北齊之時，散騎常侍劉逖薦辛德源表曰：“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實後進之詞人，當今之雅器。”其時文學亦重清綺可知。至庾信之序《趙國公集》，則曰：“逸態横生，新情振起，風雨争飛，魚龍各變。”蓋其文章直接學之南人，尤非故步矣。《隋書·文學傳序》云：“江左宫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夫氣質。”非定論也。
世論顔之推者，謂爲代表北朝，因與蕭梁諸人並舉，目爲南北分野，此言非也。之推南人，仕梁爲湘東王國左常侍，元帝即位，爲散騎侍郎，江陵陷後入周，尋奔北齊，齊亡復入周，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身世大抵與庾子山相類。至其持論，略有異同。然蕭梁之初，昭明、簡文議論懸殊，即分兩派，皆性習使然，不關地域之南北也。之推少仕湘東王府，于時群彦咸集，勝友如雲。《顔氏家訓·序致》篇云：“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蕩。”所言當指斯時。然之推于其時諸人，實不能沆瀣一氣，《觀我生賦》云：
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于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勝列，慚四白之調護，廁六友之談説，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説。
《顔氏家訓·勉學》篇云：“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致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惓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同時顔氏文字亦以與世相違，不蒙時譽。《家訓·文章》篇云：“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記》，無一篇見録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之推持論，與簡文、孝元，截然不同，故所著《顔氏家訓》，亦常有特殊之見地。
之推爲學，自是通人一流，不當僅以文士目之，觀《家訓·書證》篇、《音辭》篇、《雜藝》篇等，皆可見其淹博。《文章》篇云：“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筆。”《勉學》篇云：“夫學者貴能博聞也。”此種重視學問之見，爲之推所獨具。加以身經亂離，則更以致用爲先，故《涉務》篇云：“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禄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
宗經之説，劉勰始言之，故紀昀以爲本經術以爲文，非六代文士所知。《顔氏家訓·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其言大抵與《文心雕龍》同貫，至於枝節，乃微有差異耳。其他顔氏持論，與劉勰之説可以映證者甚多，故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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