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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篆，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争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
古文之稱，至韓愈而大盛，然唐人之爲古文，不始於愈。唐初有陳子昂，開元間有蕭穎士、李華，其後有獨孤及、梁肅，皆以古文得名。李華序《蕭穎士文集》，稱“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丰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敻絶無聞焉。近時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獨孤及《集序》稱其“發論措辭，皆王霸大略”，梁肅《集序》稱其“敦古風，閲傳記，硜硜然以此導引於人”。此數人之議論，皆與韓愈之論相出入。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史稱其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源，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説》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等相表裏，而佐佑六經。韓愈言文，認定文與道之關係，此爲其立脚點所在。《原道》篇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爲道統之説所自出。《題歐陽生哀辭後》云：“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異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毁於人，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此則並古文與古道論之，而以一身兼荷二者之重，故愈《答尉遲生書》，自稱所能言者，皆古之道。
韓愈之意，文與道雖爲一體而分内外，在内者謂之道，發之於外則爲文。故《答尉遲生書》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答李翊書》亦云：“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
文道既相表裏，則有道者自然有文，不必學文，亦不必更言能文。然韓愈因學文而求道，始有所得，故伊川謂其學道爲倒學。其實退之之論，仍重在論文，《答劉正夫書》論文章之能者曰：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爲當世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豈異於是乎？……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
韓愈此言，似謂能自樹立之文，始爲聖人所用，然以怪異非常爲喻，理論實未盡當。要之退之之學，因文見道，其言見於《上兵部李侍郎書》：
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説，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
至其自稱學文之程序，見於《答李翊書》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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