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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三、李翱字習之，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後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嘗從韓愈學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唐人稱習之退之侄婿，似不肯相下，雖退之强毅，亦不敢屈以從己，弟子之者，惟籍、湜而已。
翱之持論，見於《寄從弟正辭書》，及《答朱載言書》。《寄從弟書》中，力辟輕視文章之論：
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没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爲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
習之此論，分由文章而仁義，與由仁義而文章爲二層，而以性、習分别系之，其言較韓愈爲醇正。宋人謂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其言指此。《答王載言書》，首分别六經之旨與六經之辭言之：
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别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綴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
當時之言文章者六説，習之於書中列舉之：“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于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習之於此六者，皆認爲“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其所立爲文章之準則者凡三。其言曰：
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于後代，能必傳也。
四、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仕至工部郎中。持正之論本於退之，其言文章以奇麗爲尚，與李翱之説異，大指見於《答李生》兩書中：
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于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答李生書》）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于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答李生弟二書》）
持正評論時人，亦多見精彩，評元結詩文，則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結多餘態。”《韓文公墓銘》曰：“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酬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其他評論，具見《諭業》一篇，文繁不備。
五、李德裕字文饒，敬宗時爲浙西觀察使，武宗時由淮南節度使入相。文饒不以文名家而其持論有特出者。著《文章論》言文氣，其語較韓柳諸家爲深入：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悦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
篇中又論聲律之蔽曰：“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爲病哉！”其言得之。文饒復有光景常新之説，其言曰：
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
文饒嘗舉其《文箴》云：“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要之自其見地論，文饒之言，不可忽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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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下云：“序中對于唐代文人，獨推重陳子昂，以爲足以稱是選而不怍，次則稱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