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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壇派别之紛雜，與兩宋相類似。自弘、正後，迄于隆、萬，其時主持壇坫者，則有前後七子，一呼百應，奔走天下，譽之者謂爲盛唐復生，漢魏不遠，而詆之者呼爲贗體，爲古人影子。此中諸人亦有異同，何、李有隙末之歎，李、謝有反唇之稽，則派别之中，復有派别矣。當後七子鼎盛時，震川伏處荒江，不爲所懾，專力古文，孤芳自賞，其論與唐、茅諸人相出入，則又有古文家之論焉。萬曆間崑劇興盛，而王伯良、吕勤之，皆於時成書，亦足以備一派之説。自是而後，竟陵、公安之派大張，論詩論文，漸入歧途，迨乎雲間燃王、李之死灰，虞山發茶陵之舊説，則滿族入關，明社亦屋矣。今總其大凡，略述於次。
前七子之説盛於弘治、正德間，而爲之卵翼者，則有李東陽。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天順八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西涯一人而已，有《懷麓堂集》《懷麓堂詩話》。西涯于詩，大抵祖滄浪之説，故云：“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於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功，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殢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説，未嘗有失。”又嘗舉詩有别材之説，而曰“論詩者無以易此”。
西涯論詩在虚字上用功夫，如云：
詩用實字易，用虚字難。盛唐人善用虚，其開合呼唤，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此余所獨得者。 [2]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進士，官至户部郎中，有《空同子集》，與何景明、邊貢、徐禎卿，稱爲弘正四傑。四人又與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稱爲前七子。王士禛云：“明弘治間，李、何崛起中州，吴有昌谷爲之羽翼，相與力追古作，一變宣正以來流易之習，明音之盛，遂與開元、大曆同風。”
空同雖以復古爲幟，然對於詩人本原，識之不可謂不真，其言見於《詩集自序》，而得之于王叔武：
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里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
《潛虬山人記》亦空同作，其論大抵歸於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兹矣，故曰無詩。”其他如《缶音序》亦曰：“黄、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座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鏟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空同之薄視宋人，要爲明代之常言，其批評論之較爲重要者，在其與何景明往復諸書中見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弘治進士，正德間官至陝西提學副使，號大復山人，有《大復集》。大復初與空同相得甚歡，名成後互相詆諆，然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大復自述其詩源淵漢魏、初盛唐者，見於《海叟集序》，如云：
景明學詩，自爲舉子歷宦，於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也。蓋詩雖盛于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如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
在此序中，大復對於李、杜歌行，尚認爲可法，至《明月篇序》，則更進一步對於少陵歌詩，加以批評：
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沈著，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沈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與？ [3]
兩人往復論詩之書，今《空同集》存兩篇，《大復集》存一篇，度當時必更有多篇，今已删佚。空同始則以柔澹沈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大復，以救其俊亮之偏。大復覆書首言二家之别曰：“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仿形跡。《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沈著、含蓄典厚之意，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詞，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爲柔澹，重濁剜切以爲沈著，艱詰晦澀以爲含蓄，野俚輳集以爲典厚，豈惟謬于諸義，亦並其俊語亮節而失之矣。”
大復《與空同論詩書》又謂：“今爲詩不推其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跡，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己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 ，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僕，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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