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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世以後，前後七子之議論，成爲當時文學批評之中心，然持反對之論者亦蜂起。當王元美睥睨一世之秋，力持異論者於言詩之方面，有七子中之謝榛。于言曲之方面，有臧懋循、王驥德。于言文之方面，有歸有光。紛亂之情形，與南宋之後相同。然有不同者，南宋之反江西派，人自爲戰，明季之反王元美，則一夫倡義，群衆同聲，雖宗旨不必盡似，而聲應氣求，初不相遠。徐渭持論，偏宕奇險，讀震川文則曰：“今之歐陽子。”錢謙益本非震川嫡派，而序《震川先生文集》，稱爲“以庶幾體貳之才，好學深思，跋邪觝僞，刊削薾敗，障斯文之末流”。蓋當世士人苦於弇州之論已久，群起而攻，固可見矣。
歸有光字熙甫，嘉靖間舉鄉試，上春官不第，徙居安亭，讀書講道，學者稱爲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以進士授長興令，隆慶中爲南京太僕寺丞，卒官。有光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爲有明一代大家，有《震川集》《三吴水利録》。
震川論文，揭出其文與時人所稱之古文不同者如次：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爲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其意誠然也。（《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歎耳。區區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與沈敬甫》）
至其對於王元美之正面攻擊，則見於《項思堯文集序》，在當年不過爲里巷窮老之愁歎，然摧陷廓清之功，實以兹爲大，兹全録之：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予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詩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鉅子，争附和之以詆誹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鉅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毁譽於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得自製其榮辱毁譽之權於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矣。大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此篇自得之道數語，皆足以見震川獨抒己見之精神，所謂妄庸鉅子者，即指王元美。《列朝詩集·歸有光小傳》云：“弇州聞之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惟妄故庸”一語，真是當頭棒喝。然元美自有見地，以“庸”譏之，容爲過甚，當其早歲直爲于鱗一派裹入而不自覺，及乎晚年，於是有定論之説，語見後。
震川于文最好《史記》，後來方苞繼之，亦致力於此，雖歸、方一派，以起伏照應評論史公，不免爲後世所譏，然其傳授，固有可得而言者。震川《五嶽山人前集序》曰：
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即《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强者。夫西子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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