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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解涼”，“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釋讀徹“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皆神到不可湊拍。（《香祖筆記》）
漁洋論詩，專從禪悟神韻一方立論，其言是也，而不可謂之不偏。其徒洪昇問詩法于施閏章，先告以漁洋言詩大指。閏章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渺俱在天際。”其言得之矣。《四庫總目提要》亦謂：“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義，故意言並盡，流而爲鈍根；士又不究興觀群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爲虚響。”於漁洋論詩之蹈空，皆得其病根所在。
張宗柟《帶經堂詩話·纂例》云：“古詩中五言七言分界，與平仄抑揚字例，自來詩話鮮有詳者，惟漁洋發前賢所未發。”今以其言求之，漁洋不特於古詩五七言之别，言之甚明，於五絶七絶之别，亦復瞭然，至於平仄抑揚，自爲一事，另詳。
七言之體制，漁洋首舉王子猷之言以明之。《世説》記謝公問王子猷：“云何七言詩？”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漁洋認爲已盡歌行之妙。劉大勤問：“五言古、七言古章法不同，如何？”漁洋答曰：“章法未有不同者，但五言著議論不得，用才氣馳騁不得；七言則須波瀾壯闊，頓挫激昂，大開大闔耳。”又問：“五言忌著議論，然則題目有應用議論者，只可以七言古言之，便不宜用五言體耶？”漁洋又答：“亦自看題目何如，但五言以藴藉爲主，若七言則發揚蹈厲，無所不可。”漁洋之説，於詩中著議論，多所不滿，説本嚴滄浪，要主於不即不離，不黏不脱，故又告劉大勤曰：“議論叙事，自别是一體，故僕嘗云：‘五七言詩有二體，田園邸壑當學陶韋，鋪叙感慨當學杜子美《北征》等篇也。’”言外之意，與《唐詩品彙》杜甫不入正宗之指相同。 [6]
劉大勤又問：“七言絶、五言絶作法不同如何？”漁洋答云：“五言絶近於樂府，七言絶近於歌行，其言最難於渾成故也，要皆有一倡三歎之意乃佳。”至其對於絶詩作家，則于初唐獨推王勃，于盛唐獨推王維，又云：“李白氣體高妙，崔國輔源本齊梁，韋應物本出右丞，加以古澹；後之爲絶詩者，於此數家求之可矣。”語見《萬首絶句選·凡例》，其論七言絶句，見於是書序文者如次：
弇州先生曰：“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必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必完。”予反復斯集，益服其立言之確。毋論李供奉、王龍標暨開元、天寶諸名家，即大曆、貞元間，如李君虞、韓君平諸人，藴借含蓄，意在言外，殆不易及。元和而後，劉賓客、杜牧之、李義山、温飛卿、唐彦謙諸作者，雖用意微妙，猶可尋其針縷之跡。有所作輒欲效之，然終不能近也。
漁洋論五言古詩流變者，語見《漁洋文》：
夫古詩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馬反爲駒”之類，始爲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制大備。自後作者日衆，惟曹子建、阮嗣宗、左太沖、郭景純數公，最爲挺出。江左以降，淵明獨爲近古，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漢人之作，不可追。“慷慨”“磊落”，“清峻”“遥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貌寫物，窮力追新”，宋初以還，文勝而質衰矣。
何大復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漁洋以爲其言誠韙，而不足以概七言之正變。要之漁洋於少陵五古，雖非所宗尚，於其七言，則無異辭，如云：
詩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者。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世莫及，蓋天地元氣之奥，至杜而始發之。
漁洋答劉大勤問，指東坡爲“千古一人”。《香祖筆記》亦云：“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己出，不屑稗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于蘇、黄皆示推崇。後人謂漁洋主張宋詩者指此。《池北偶談》又論後人之學杜云：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他如李義山、陳無己、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7]
後於漁洋數十年而有翁方綱，方綱，大興人，字正三，號覃谿，乾隆進士，官至内閣學士，有《復初齋全集》，其中《神韻論》《格調論》諸篇，於漁洋之説，有所發明，又有《七言詩三昧舉隅》，見《清詩話》。覃谿言詩主肌理，自謂欲以救神韻之虚，其言未盡，今不舉。
覃谿謂神韻之説，出於格調，故曰：“漁洋變格調曰神韻，其實即格調耳。而不欲復言格調浙，漁洋不敢議李、何之失，又唯恐後人以李何之名歸之，是以變而言神韻，則不比講格調者之滋弊矣。”《三昧舉隅》又云：“神韻者，格調之别名耳。雖然，究竟言之，則格調實而神韻虚，格調呆而神韻活，格調有形而神韻無迹。”此言於漁洋之所以異於李、何者，得其大要。
《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論者甚多，覃谿之言，獨盡其致，其説見《三昧舉隅》：
漁洋選《唐賢三昧集》，不録李、杜，自云仿王介甫《百家詩選》之例，此言非也。先生平日極不喜介甫《百家詩選》，以爲好惡拂人之性，焉有仿其例之理。以愚竊窺之，先生之意，有難以語人者，故不得已爲此託詞云爾。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沖和淡遠爲主，不欲以雄鷙奥博爲宗。若選李、杜而不取其雄鷙奥博，可乎？吾窺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爲詩家正軌也，而其沉思獨往者，則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
漁洋獨以神韻爲三昧，所見甚偏，覃谿發其覆，其言得之；至謂神韻之非一端，則推類過甚之詞矣。録其説於次：
平實叙事者，三昧也，空際振奇者，亦三昧也，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亦三昧也，此乃謂之萬法歸原也。若必專舉寂寥沖淡者以爲三昧，則何萬法之有哉！漁洋之識力無所不包，漁洋之心眼抑别有在。（《七言詩三昧舉隅》）
吾謂神韻即格調者，特專就漁洋之承接李、何、王、李而言之耳。其實神韻無所不該，有於格調見神韻者，有於音節見神韻者，亦有於字句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有於實際見神韻者，亦有虚處見神韻者，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亦有於情致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神韻論》）
* * *
[1] 1933年講義此下引“當今此事，非公孰能裁乎”二句，修訂本删去。
[2] 1933年講義此下有一節：“漁洋之説則不主門户。漁洋文云：‘近人言詩好立門户，某者爲唐，某者爲宋，李、杜、蘇、黄，强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鬥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翱亦云：“蘇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而有之。”今人號爲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歐、梅、蘇、黄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淩跨百代，使俯首而爲撏撦吞剥、秃屑俗下之調，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漁洋《論詩絶句》又云：‘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盡奇，耳食紛紛説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于宋元作家，頗加稱許。至其論明代詩人者如云：‘明詩莫盛於弘、正，弘、正之詩莫盛於四傑。……四傑之在弘正，其建安之陳思，元嘉之康樂歟！（《蠶尾續文》）’”修訂本删去。
[3] 1933年講義此下有“以漁洋與四傑較，無論自詩篇及論詩之立足點言，皆不相類，而推崇如此，不可解也”幾句，修訂本及《大綱》皆删去。
[4] 1933年講義此下有一節：“然於李于鱗等一派，矯揉造作，號稱復古者，亦深知其弊，故文中亦稱唐有詩，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此語幾與公安一派同調矣。《答郎廷槐》云：‘李滄溟詩名冠代，只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毁。’意亦顯然可見。”修訂本皆删去。
[5] 此句，1933年講義作“漁洋於鍾嶸《詩品》三品論詩處，不無諍論，語見前，其賞心處獨在‘羌無故實’一節”，修訂本從簡省。
[6] 自“漁洋之説，於詩中議論”以下一節，爲《大綱》補出。
[7] 1933年講義此下云：“今按簡齋之句：‘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藴藉之致，初不易得。‘四年風露悲遊子，十月江湖吐亂洲’，亦不在‘黄河水繞漢宫牆’之下，今故意薄之，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