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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古文家侯方域、魏禧，皆天才縱恣，不屑屑拾古人唾余。汪琬文稍質厚，然其《答陳藹公論文書》，亦謂古人爲文，其中各有所主。 [1] 蓋清初之人，席前明余習，其議論固如此。及桐城派代興而論大變。
桐城派以方苞爲初祖，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乾隆十四年卒，年八十二，論學以宋儒爲宗，有《周官集注》、《禮記析疑》及《望溪文集》。韓、歐作文皆好言道，其論往往爲宋儒所不滿，考之《朱子語類》者，彰彰可見。望溪之説則欲冶韓、歐、程、朱而一之，自期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沈廷芳《方望溪先生文集後序》云：“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先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其言不無溢美。
廷芳嘗因大櫆謁望溪，望溪告之曰：“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爲務。”語見廷芳《書方先生傳後》。傳亦言望溪與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大抵望溪之説，在乎併經術與古文爲一。集中《答申謙居書》云：“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奸僉汙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兹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此爲其立論之骨幹。
方氏爲文，始言義法，而義法所在，則推崇《左》《史》，其于後代作者，則推退之、永叔、介甫三家，語如次：
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古文約選序例》）
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于《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同上）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迹以爲贊論者，則于本文爲複矣，此意唯韓子識之。……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奥窔，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則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周秦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義法二字，爲桐城派之法印，師師相傳，同於瓌寶，然僅僅以碑記墓誌與銘辭爲斷，則所謂義法者亦有限。望溪《書貨殖傳後》云：“《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此語以有物有序二語以當義法。又其《書史記十表後》云：
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密，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焉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此文所言，義較精密，然論《左》《史》義法所在，究不能深入顯出。錢大昕《與友人書》，論方氏之文，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廡，而深惜其未喻古文之義法，于望溪心滿意得處，一筆抹倒。錢氏又云：“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却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此語於望溪之義法，評論最刻。
實則望溪論文，根源所在，不過澄清雅潔一語。《古文約選·序例》云：“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瓌麗濃鬱是也。”望溪之言以澄清求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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