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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昀字曉嵐，晚號石雲，獻縣人，乾隆進士，累遷侍讀學士，坐事戍烏魯木齊，尋釋還，後官至協辦大學士，任《四庫全書》總纂，校訂整理，一生精力，悉注於此，年八十二卒，有《紀文達公遺集》。曉嵐論析詩文源流正僞，語極精，今見於《四庫全書提要》，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蓋無過紀氏者。
曉嵐對於文學批評之貢獻，最大者在其對於此科，獨具史的概念，故上下千古，累累如貫珠，其語見於嘉慶丙辰、壬戌兩科《會試策問》，節録於次：
齊、梁綺靡，去李、杜遠甚，而杜甫以陰鏗比李白，又自稱“頗學陰何”，其故何也？蘇、黄爲元大宗，元好問《論詩絶句》指爲“滄海横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於美刺無關，而論者謂之上乘；元、白諷諭，源出變雅，有益勸懲，而論者謂之落言詮，涉理路；然歟否歟？《擊壤》流爲濂洛風雅，是不入詩格者也，然據理而談，亦無以難之；《昌穀集》流爲《鐵崖樂府》，是破壞詩律者也，然嗜奇者衆，亦不廢之，何以救其弊歟？北地、信陽以摹擬漢唐，流爲膚濫，然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古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莩甲新意”，流爲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酌其中歟？（《嘉慶丙辰會試策問》）
問屈、宋以前，無以文章名世者，枚、馬以後，詞賦始多，《典論》以後，論文始盛，至唐、宋而門户分，異同競矣。齊、梁、陳、隋，韓愈以爲“衆作等蟬噪”；杜甫則云：“頗學陰何苦用心。”李白觸忤權幸，杜甫憂國忠君，而朱子謂“李、杜祇是酒人”。韓愈《平淮西碑》，李商隱推之甚力，而姚鉉撰《唐文粹》，乃黜韓而仍録段文昌作。元稹多綺羅脂粉之詞，固矣；白居易詩如十首《秦吟》，近正聲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詆之。蘇、黄爲宋代巨擘，而魏泰《東軒筆録》詆黄爲“當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元好問《論詩絶句》亦曰：“只知詩到蘇黄盡，滄海横流却是誰？”凡此作者論者，皆非淺學，其牴牾必有故焉，多士潛心文藝久矣，其持平以對。（《嘉慶壬戌會試策問》）
以文學批評史策士，在當時自屬創格，故壬戌三場會試，四千人中除一卷外，於此條無置答者。其他曉嵐以文學史發問者尚多，不更贅述。
歷代以還，文學上之轉變，曉嵐以兩語蔽之，曰“風尚”，曰“氣運”，見於《愛鼎堂文集序》。首謂“史莫善於班馬，而班、馬不能爲《尚書》《春秋》，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爲《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至論及風尚，則有趨風尚、變風尚之不同，其言如次：
大抵趨風尚者三途，其一厭故喜新，其一巧投時好，其一循聲附和，隨波而浮沈。變風尚者二途，其一乘將變之勢，鬬巧争長，其一則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若夫不沿頽敝之習，亦不願黨同伐異，啓門户之争，孑然獨立，自爲一家，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又於風尚之外，自爲一途焉。
鍾嶸《詩品》論後代詩人，出於《小雅》《國風》《楚詞》三派，曉嵐則謂流别所自，正變遞乘，不出兩途：
分支於《三百篇》者爲兩漢遺音，沿波于屈宋者爲六朝綺語。上下二千餘年，刻骨鏤心，千匯萬狀，大約皆此兩派之變相耳。末流所至，一則標新領異，盡態於江西，一則抽秘騁妍，弊極於《玉臺》《香奩》諸集，左右齗齗，更相笑也。余謂西河卜子，傳《詩》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爲經師遞有增加，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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