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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禮義”而不必其“發乎情”，流而爲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爲“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論。一則知“發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禮義”，自陸平原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於繪畫横陳，不誠已甚歟！（《雲林詩鈔序》）
曉嵐論文章流變，語已見前，至論後人學古，亦謂不出擬議、變化兩途。《鶴街詩稿序》云：“從擬議之説最著者無過青丘，仿漢魏似漢魏，仿六朝似六朝，仿唐似唐，仿宋似宋，而問青丘之體裁如何，則莫能答也。從變化之説最著者無過鐵崖，怪怪奇奇，不能方物，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勞而鮮功乎？”實則後人之作，不變體裁，無以制勝，宋人之詞，元人之曲，皆能千古，而其詩卒不能與唐人抗衡者，體裁爲之也。曉嵐窺破此難，故云：“古人爲詩，似難尚易，今人爲詩，似易實難。”又自稱年將八十，瑟縮不敢作一語，“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撝呵。撚鬚擁被，徒自苦耳”。皆識力過人處。
清初晚唐、宋詩二派，中分天下，推演遞嬗，迄未能定。紀氏之論，于晚唐一派，頗多見諒，如《書韓致堯集後》云：“詩至五代，駸駸乎入詞曲矣，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則由是以上，將執漢魏以繩開寶，執詩騷以繩漢魏，而《三百》以下，且無詩矣，豈通論哉！”又如《書八唐人集後》云：“二馮《才調集》海内風行，雖自偏鋒，要亦精詣，其苦心不可没也，第主張太過，欲舉一切而廢之，是其病耳。”至其對於江西派，則議論略别，故當時有人謂其詆諆江西者，其論黄、陳二家之語如次：
涪翁五言古體，大抵有四病，曰腐，曰率，曰雜，曰澀，求其完篇，十不得一，要之力開窔奥，亦實有洞心而駴目者，别擇觀之，未嘗無益也。
涪翁五言古律，皆多不成語，殆長吉所謂“强回筆端作短調”耶？五六言絶，大抵皆粗莽不成詩。
涪翁七言絶，佳者往往斷絶孤迥，骨韻天拔，如側徑峭厓，風泉泠泠然；粗莽支離，十居七八，又作平調率無謂。人固有所不能耳。（以上《書黄山谷集後》）
平心而論，其（後山）五言古劖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杈椏，則不免江西惡習。七言古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喜以拗折爲長，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五言律蒼堅瘦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七言律溱崎磊落，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絶則純爲少陵遣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大率絶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棄短取長，要不失爲北宋巨手。（《後山集鈔序》）
綜論明代詩人者，以牧齋之《列朝詩集》爲最完密，然牧齋之論，能見其大而不能無所偏，竹垞、漁洋皆從而議其後，牧齋無以難之也。紀氏《遺集》論明代時文者，如《壬戌會試録序》《積精逸先生經義序》，論明詩者如《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冶亭詩介序》等，皆得其源流所在，而《愛鼎堂遺集序》，持論尤爲簡盡，附録於次：
明二百餘年，文體亦數變矣。其初金華一派，蔚爲大宗，由三楊以逮茶陵，未違古格。然日久相沿，群以庸濫腐廓，爲臺閣之體。於是乎北地、信陽出焉，太倉、歷下又出焉，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詰屈聱牙爲高古，以抄撮餖飣爲博奥，餘波四溢，滄海横流。歸太僕齗齗争之，弗勝也。公安、竟陵乘間突起，么弦側調，僞體日增，而汎濫不可收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