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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之部
乙集叙目
龚自珍《六经正名》
章学诚《经解》
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
江藩《南北朝经术流派论》
赵坦《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
胡培翚《诂经文钞序》
陈寿褀《经郛条例》
蒙文通《议蜀学》
右文八家，所以辨章经学之源流者也。诚窃以为通经之法，要在明经传之别，通今古之殊。兹录龚自珍《六经正名》、章学诚《经解》，所以考经传之沿革。录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江藩《南北朝经术流派论》、赵坦《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所以明今古文家法之殊及其流变。而终之以胡培翚《诂经文钞序》、陈寿祺《经郛条例》、蒙文通《议蜀学》三篇，盖叙述清儒治经之法，而蕲于开设户牖，启示涂辙者也。其为得失可得而言：大抵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汉。东汉名物解故之谭，熄于魏晋。汉魏诂经而成注。隋唐笺注以撰疏。汉学谨于诂而训有不顺。宋儒顺于训而诂或未核。诂者所以通古今之言，训者所以籀章句之指。诂者古言也；古今异言，以今言解古言，使人易知也。训者顺也；圣人发言为经，语有缓急；顺以为解，勿乖其指也。二者交济，莫可一阙。诂而不训，其失则拘而流于琐；汉儒是也。训而不诂，其弊也臆而失之疏；宋儒是也。然赵岐注孟，章别其指，顺文为释，同于口义，亦未详诂。诂而不训，弊起末汉。宋儒扬之；极明中叶，王阳明起，六经注我；学派既成，师心空谭，比于无征不信矣！清初当阳明之学极盛；独昆山顾炎武竺志六经，谓：“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言理学者，乃堕于禅学而不自知！”故持论悉本朱子说；而诃阳明甚峻，至引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比况。见《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其持论见《日知录》者可覆按也。自是之后，王学稍衰！而当湖陆陇其著绩循吏；安溪李光地持枢中朝；皆高名雅望，学宗朱子。挟登高之呼，为儒林之宗；而朱子之学于是大昌也！夫朱子之学之所为不同于阳明者；盖阳明只尊德性；而朱子兼道问学也。朱子尝教人看注疏，不可轻议汉儒；云：“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见《语类》卷一百二十七。“自晋以来，却改变得不同；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见《语类》卷六十七。“作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惟看注疏而忘经。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注，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盖如此则读书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长矣！”见《记解经》。“学者苟不先涉汉魏诸儒之名物训诂，则亦何以用力于此！”见《语孟集义序》。推奖汉儒甚至，而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论，盖体其旨而发。然则玩索朱学之功深，而渐竟其委于汉儒名物训诂之说，此又必至之势，自然之符也！同时萧山毛奇龄、太原阎若璩稍晚出，皆不慊朱子之注经而有所论说。然若璩以《古文尚书疏证》有大名；而古文二十九篇之伪，《朱子语录》已发其覆；特证佐未具，俟若璩出而搜集，加以论定焉尔。奇龄才气自负，说经长辨驳，尤与宋儒凿枘，而雄辨足以济之；著《四书改错》一书，于朱子盛气攻辨，语或过当！然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说经，实奇龄开其先路！厥后元和惠栋自乃祖周惕、父士奇三世传经，其学必求之《十三经注疏》暨《方言》、《释名》、《释文》诸书，而一衷于许慎《说文》以洗宋、元来庸熟之陋。见王昶《春融堂文集·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大昕墓志铭》。竺信汉学，谓：“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见《九经古义》述首。休宁戴震于清儒最为绝出，视惠栋稍后，而其学出自婺源江永，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然永尝注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震传而衍之，乃至摈落一切，诵说汉学，以许慎《说文解字》书为宗，遂尽通《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尝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见《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学者遵为典则；而东汉许、郑之学于是臻极盛焉！嘉、道以后，学者又由许、郑之学，溯洄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以距马、郑，《诗》宗齐、鲁、韩以正毛、郑，《春秋》宗公、穀以难左氏传，发端于武进庄存与、刘逢禄，极倡于仁和龚自珍、邵阳魏源，乃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号曰西汉今文之学；述伏、董伏生、董仲舒。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然则清学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方始建国，有钜儒起，循朱子之“道问学”，以救王学“尊德性”之空，而其既也，又发西汉今文十四博士之微言大义，以矫东汉名物训诂之碎。于是今古之争，不闻于唐宋而极哗于挽清！古学先盛于皖南，江永、戴震为之先师。今学再振于常州，庄存与、刘申受导其前路。风气所鼓，寖淫季末。宝应有刘台拱、宝楠、恭冕，仪征有刘文淇、毓崧、寿曾、师培，并称扬州二刘家，父子祖孙，世禅其学；而仪征刘氏四世以《左氏》名家。德清有俞樾，瑞安有孙诒让，余杭有章炳麟，并通经学古；而炳麟师俞樾，亦问业诒让，明习周礼，善声音训诂之学，亦喜言《左氏春秋》，卓然当代古学大师矣！由是浙江称古学之渊薮，而江南之扬州亚焉！湘潭王闿运治今文经学，有盛名于同光间。而善化皮锡瑞稍晚出，亦治今文学。而今学昌于湖南！既，王闿运讲学蜀中，其弟子有井研廖平能大其学。而今学衍于四川！南海康有为能敷说公羊“改制”以言变法；禅其弟子。新会梁启超益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而今学极盛于粤东！由是湘、蜀以迤岭南萃今学之秀杰；而常州之声光熸焉！斯其大较然矣！谨拾诵览之所记，匡八家于未逮。最其大指，附于目后。
龚自珍《六经正名》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庄周《天运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经》奸七十君而不用。’”《记》曰：“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孔子所睹《易》、《书》、《诗》，后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见《礼》，即汉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国宝书，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马迁曰：“天下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
善夫汉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录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之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后世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或以传为经：《公羊》为一经，《穀梁》为一经，《左氏》为一经。审如是，是则《韩》亦一经，《齐》亦一经，《鲁》亦一经，《毛》亦一经，可乎？《欧阳》一经，《两夏侯》各一经，可乎？《易》三家，《礼》分庆、戴，《春秋》又有邹、夹，汉世总今古文，为经当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则后世名一家说经之言甚众，经当以百数。或以记为经：大、小戴二《记》毕称经。夫大、小戴二《记》，古时篇篇单行。然则《礼经》外当有百三十一经。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善夫刘子政氏之序“六艺”为九种，有苦心焉！斟酌尽善焉！序“六艺”矣，七十子以来，尊《论语》而谭《孝经》小学者，又经之户枢也；不敢以《论语》夷于记，夷于群书也；不以《孝经》还之记，还之群书也；又非传。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虽为经之贰，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经之名。向与固可谓博学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诗》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与固岂非则古昔、崇退让之君子哉！后世又以《论语》、《孝经》为经。假使《论语》、《孝经》可名经，则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经”，不曰“序六艺”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乱圣人之例，淆圣人之名实以为尊圣，怪哉非所闻！非所闻，然且犹为未快意，于是乎又以子为经。汉有传记博士，无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术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传记。传记也者，弟子传其师，记其师之言也。诸子也者，一师之自言也。传记，犹天子畿内卿大夫也。诸子，犹公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专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于诸子，而夷之于二戴所记之间，名为尊之，反卑之矣！子舆氏之灵，其弗享是矣！
问：“子政以《论语》、《孝经》为经之贰，《论语》、《孝经》则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经》者，曾子以后支流苗裔之书，平易泛滥无大疵，无闳意眇恉，如置之二戴所录中，与《坊记》、《缁衣》、《孔子闲居》、《曾子天圆》比，非《中庸》、《祭义》、《礼运》之伦也。本朝立博士，向与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则刘向、班固之序‘六艺’为九种也，北斗可移，南山可堕，此弗可动矣！”
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子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舆台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台之鬼，配食昊天上帝者也！
考证：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〇博按：《说文·糸部》：“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缯布”，借以为经纶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然则经者，国家之法典，编箸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孔子未生之所先有，然整齐异传以编为《六经》，则自孔子始。何以明其然？《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春秋左氏·庄二十二年传》：“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引《观》六四爻辞。《僖十五年传》：“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暌》。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引《归妹》上六爻词。《二十五年传》：“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公用享于天子。”即《大有》九三爻词。《宣二年传》：“晋师救郑。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引《师》初六爻词。《襄九年传》：“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按《春秋》《公羊》、《穀梁》。传，载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周公世家》、《孔子世家》俱云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五岁，而《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传，载齐崔武子娶棠姜，遇《困》之《大过》。陈文子曰：“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宫，不见其妻凶！’”引《周易·困》六三爻词。昭公二年，孔子年十二岁；而《春秋左氏·昭二年传》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太史，见《易象》。此孔子未生先有《易》之证也。《史记·夏本纪》叙启作《甘誓》；太康失位，昆弟五人，作《五子之歌》；中康作《胤征》。《殷本纪》叙汤作《帝诰》、《汤征》、《汤誓》、《夏社》、《汤诰》；伊尹作《女鸠》、《女房》、《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徂后》、《太甲训》；义伯、仲伯作《典宝》；中作《诰》；咎单作《明居》、《沃丁》；伊陟作《咸艾》，作《太戊》，作《原命》，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祖己作《高宗肜日》及训。《周本纪》叙古公作《五官有司》；武王作《泰誓》、《牧誓》、《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周公作《大诰》、《微子之命》、《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佚》；成王作《归禾》、《多方》、《周官》，作《贿息慎之命》；召公、毕公作《顾命》；康王作《康诰》、《毕命》；穆王作《臩命》、《甫刑》。《齐太公世家》叙武王与太公作此《太誓》。《鲁周公世家》叙周公佐武王，作《牧誓》，作《大诰》；成王作《馈禾》；周公作《嘉禾》、《多士》、《毋逸》、《周官》、《周本纪》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立政》；伯禽作《肹誓》《尚书》作《粊誓》。《燕召公世家》叙周公摄政当国，召公疑之，作《君奭》。其中有见今文《尚书》二十九篇者十九，即《夏书》之《甘誓》，《商书》之《汤誓》、《盘庚》、《高宗彤日》，《周书》之《太誓》、《牧誓》、《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毋逸》、《君奭》、《多方》、《顾命》、《康王之诰》、《周本纪》云：“康王即位，偏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作《康诰》。”亦云《康诰》，不云《康王之诰》。《甫刑》十九篇，是也。有其文已佚，而著目百篇之序者二十九；即《夏书》之《五子之歌》、《胤征》，《商书》之《帝诰》、《汤征》、《夏社》、《女鸠》、《女房》、《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徂后》、《太甲训》、《典宝》、《仲虺之诰》、仲虺，《殷本纪》作中。《明居》、《沃丁》、《咸》、咸，《殷本纪》作咸艾。《伊陟》、《原命》，《周书》之《武成》、《分器》、《微子之命》、《归禾》、归禾，《鲁世家》作馈禾。《嘉禾》、《周官》、《立政》、《贿息慎之命》、《毕命》、《臩命》二十九篇，是也。有《尚书》佚其篇，而《史记》存其文者，如《殷本纪》载《汤诰》之辞，是也。有百篇无其目，而《史记》著其作者，如《殷本纪》之著《伊陟》作《大戊》，《周本纪》之著《古公》作《五官有司》，皆不见百篇叙，是也。然亦有《史记》载其文其事，略与今文二十九篇同而不著曰“作”者，如《五帝本纪》之采《尧典》；《夏本纪》之采《禹贡》、《皋陶谟》；《殷本纪》叙西伯代饥国，灭之。《周本纪》作耆。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云云，即《西伯戡黎》之文，而不同《百篇叙》称“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鲁周公世家》叙武王有疾，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即《金縢》之文，而不同《百篇叙》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宋微子世家》叙微子度纣终不可谏，乃问于太师、少师曰云云，即《微子》之文；又叙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对曰云云，即《洪范》之文；而不同《百篇叙》称“微子作《诰父师少师》”，“武王以箕子归，作《洪范》。”《秦本纪》叙缪公封崤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而不同《百篇叙》云“作《秦誓》”。盖史公明称曰“作”者，知是圣帝明佐吁谟定命之所自作；而不称“作”者，或以为出古史之记事记言也。稽其述作，皆在孔子之前数百年。此孔子未生先有《书》之证也。《周语》载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引《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此在《春秋》以前者也。《春秋》之世，列国会盟聘享，君卿大夫赋诗言志，著见《春秋左氏传》者二十五；而在襄公二十一年以前者，得十四事。如秦伯享晋公子重耳；重耳赋《河水》，秦伯赋《六月》，见僖二十三年。卫宁俞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见文四年。晋先蔑奔秦，荀林父为赋《板》之三章，见文七年。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见文十三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赋《绿衣》之卒章；见成九年。穆叔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肄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鸣》之三；见襄四年。范宣子执戎子驹支；戎子赋《青蝇》；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又卫侯饮孙蒯酒，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见襄十四年。穆叔如晋，见中行献子，赋《圻父》；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见襄十六年。季武子如晋，晋侯享之；范宣子赋《黍苗》；季武子赋《六月》；穆叔会范宣子于柯，赋《载驰》之四章，见襄十九年。而《襄二十年传》载季武子如宋报聘，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复命，公享之，赋《鱼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台》；则在孔子生之前一年矣。此孔子未生先有《诗》之证也。《尚书·尧典》载舜咨伯夷，典朕三礼，命夔典乐。《礼记·文王世子》曰：“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庄子·天下篇》载：“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而《史记·秦本纪》亦载由余观秦；秦缪公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云云。此又孔子未生先有《诗》、《书》、《礼》、《乐》之证也。《楚语》载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晋语》载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于《春秋》。”按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卒于鲁宣公十六年，前孔子之生三十八年。晋悼公在位十五年，卒于鲁襄公十五年，前孔子之生六年。而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二年，孔子年十二岁，而晋韩起聘鲁，见《鲁春秋》，语著《春秋左氏传》。《礼记·坊记》载子引《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夷齐”。此孔子未生先有《春秋》之证也。然则《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者，先孔子而有其名，而整齐异传以编次成书者，盖孔子之所致力也。《庄子》书两言经，皆以孔子之故。一见《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释文》：“十二经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加六纬也。”一见《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曰：“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然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者，特“先王之陈迹”，而孔子有事于“治”耳。《史记·孔子世家》叙之綦详；其言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于《礼》曰“追迹三代”；于《书》曰“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于《诗》曰“古者《诗》三千馀篇”；于《春秋》曰“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所以著《六经》之为“先王之陈迹”也。于《书传》曰“序”，曰“编次其事”，于《礼》曰“观夏、殷所损益”，曰“从周”；于《乐》曰“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于《诗》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于《易》曰“《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于《春秋》曰“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曰“笔则笔，削则削”；所以著孔子之“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也。然则六经之有，先于孔子之生；而六经之编，则成孔子之手。史公大书特书曰：“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明王道，成六艺”，明六艺之成自孔子；不得孔子，虽有礼乐散在方策，不可得而述也。于是官府之典，一变而为专家之学。《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随所闻见，辩释考论，或为之传，或为之记。何谓传？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曰：“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如《易》之有《系辞传》，皮锡瑞《易经通论》曰：“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系辞，中明有“子曰”，必非孔子手笔；《史记·自序》引系辞之文为《易大传》，是其明证也。《仪礼·丧服第十一》之有《子夏传》；《春秋》之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是也。何谓记？《说文》言部：“记，疋也。”段玉裁《注》：“疋，今字作疏，谓分疏而识之也。”如《礼》之有《大戴记》、《小戴记》；是也。张华《博物志》曰：“圣人著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此如释家以佛所说为经，禅师所释为律论也。迨汉以后诸儒解释圣经贤传之书，则或曰注：如《易》之题王弼《注》、韩康伯《注》；《周礼》、《仪礼》、《礼记》之题郑玄《注》；《春秋左氏传》之题杜预《注》；《孝经》之题唐元宗明皇帝《御注》；《尔雅》之郭璞《注》；《孟子》之赵岐《注》；是也。或曰传：如《书》之题孔氏《传》；《诗》之毛公《传》；是也。或曰笺：如《诗》之郑玄《笺》；是也。或曰学：如《春秋公羊传》之题何休《学》；是也。或曰集解：如《春秋穀梁传》之题范宁《集解》。《论语》之何晏《集解》；是也。后人通谓之注。然《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诸家经解，无称注者。或曰传：如《易》之有《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尚书》之有《传》四十一篇；《诗》之有《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韩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周官经》之有《周官传》四篇；《孝经》之有《杂传》四篇；是也。或曰故，曰解故，曰故训传。师古曰：“故者通其指意。”《尚书》之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诗经》之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等皆是。然则西京之书多称故，而东汉以后才称注也。唐以后辩释经注之书，则谓之疏。注以释经，疏以辩注。如《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传》之孔颖达《疏》；《周礼》、《仪礼》之贾公彦《疏》；《春秋公羊传》之徐彦《疏》；《穀梁传》之杨士勋《疏》；《孝经》、《论语》、《尔雅》之邢昺《疏》；孟子之孙奭《疏》；是也。或亦曰正义，有是正其义之意；则有如《易》之篇首题“孔颖达奉敕撰《正义》”焉。
有经，有传，有记。〇详见前条。
何居乎后世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〇博按：《庄子》书有十二经、六经之名。《天道篇》称“孔子翻十二经以说”。《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十二经者，谓六经与六纬也。汉亡《乐经》，武帝建平元年，初置五经博士；乃以《易》、《诗》、《书》、《礼》、《春秋》立于学官。五经之名始定。至后汉有七经之目，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宋书·百官志》：“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穀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敬分掌。”此十经之说也。唐以《周礼》、《仪礼》、《春秋公羊》、《穀梁》分而习之，并《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为九经，列于学官。然开成间，刻石国子学，则又有《孝经》、《论语》、《尔雅》，是为十二经也。至宋儒进《孟子》以配《论语》，而十三经之名以立。所谓十四经者，先时尝并《大戴记》于十三经末，称十四经也。
章学诚《经解》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网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没，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至于官师皆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翻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而附之于经，所谓离经之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
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子》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固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
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于《礼》，《左氏》、《公》、《穀》之别于《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书，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名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可以意僭之矣。盖自官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异端矣。杨氏无书。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经篇”、“经说”，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苦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绎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称于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元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妨于经其所经，非吾所谓经乎！
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于古也。
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于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至于术数诸家，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传；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孔门传习之出于不得已也。然其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于竹帛以授之其人，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班，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又如《汉志》以后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托古人以鸣高，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书》，与子夏之《诗大序》也。
他若陆氏《茶经》，张氏《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于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至谐戏而亦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岂以是为病哉！
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
余读《后汉书·儒林传》，卫、杜、马、贾诸君子，承刘歆之绪论，创立费、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学，谓之俗儒，废书而喟！
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兒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隽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韩元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求之东京，未或有闻焉！其文章述作，则陆贾《新语》以《诗》、《书》说高祖。贾谊《新书》为汉定制作。《春秋繁露》、《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刘向《五行》、扬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未有闻焉！
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於戏！二君惟六书、《三礼》并视诸经为宏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郑氏旁释《易》、《诗》、《书》、《春秋》皆创异门户，左今右古。其后郑学大行，骎淫遂至《易》亡施、孟、梁丘，《书》亡夏侯、欧阳，《诗》亡齐、鲁、韩，《春秋》亡邹、夹；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绝学。谶纬盛，经术卑，儒用绌。晏、肃、预、谧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并起持其后。东晋梅赜《伪古文书》遂乘机窜入，并马、郑亦归于沦佚。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音声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道光商横摄提格之岁，源既叙武进刘申甫先生遗书，略陈群经家法。兹乃推广遍集两汉《儒林传》、《艺文志》之文，凡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学第一，梁丘学第二，孟喜氏学第三，孟氏学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费氏学第五；其流为荀氏卦气之学，郑玄爻辰之学，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变之学。斯为《易》学今古文传授大概也。《尚书》今文列于博士者，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二十八篇之学。有孔安国古文四十余篇之学；东汉初刘歆、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康成又别创古文之学，其篇次与今文同；而孔安国佚十六篇并无师说，此皆不列于博士者。及东晋伪古文及《伪孔传》出，唐代列于学校；而伏、欧之今文，马、郑之古文，同时并亡。予据《大传》残编，加以《史记》、《汉书》、诸子所征引，共成《书古微》。斯《尚书》今古文传授大概也。《诗》则汉初皆习齐辕固生、鲁申公、韩婴三家；惟《毛诗》别为古文。郑康成初年习《韩诗》，及笺《诗》改从毛，于是齐、鲁、韩次第佚亡，今惟存毛《传》。及宋朱子、王应麟始略采三家《诗》残文而未得条纪；明何楷本朝范家相、桐城徐璈次第搜辑，始获三家诗十之七八；而余发挥之成《诗古微》。此诗今古文大概也。小学以《说文》为大宗，历代罕究。国朝顾炎武始明音学，而段、王二氏发明《说文》、《广雅》。惟转注之说尚有疏舛，予特为发明之。此小学家之大概也。《礼经》则褅袷之义，王肃与郑玄抗衡。郑主纬书感生五帝之说，肃主人帝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输攻墨守，秦固失之，楚亦未得！而郑玄《周礼》注计口出泉，至宋遂启王安石新法之祸。惟宋朱子纂《仪礼经传通解》，分家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祭礼，合《三礼》为一书，集三代古礼之大成，又欲采后世制度因革损益以择其可行，国朝《读礼通考》、《五礼通考》实成其志。此则古今《三礼》之大概也。今采史志所载各家立案于前，而后随人疏证，略施断制于后；俾承学之士法古今者，一披览而群经群儒灿然如处一堂。识大识小，学无常师，以为后之君子，亦将有乐于斯乎！作《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
考证：
宋朱子纂《仪礼经传通解》，分家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祭礼，合《三礼》为一书，集三代古礼之大成，又欲采后世制度因革损益以择其可行，国朝《读礼通考》、《五礼通考》实成其志。〇博按：让清礼书之大著作有三：曰《读礼通考》；曰《五礼通考》；曰《礼书通故》。先是昆山徐乾学于康熙间，以赞善居母忧，请鄞县万斯同纂《读礼通考》，凡百二十卷，自国卹及家礼，十四经之笺疏，廿一史之志传，汉、唐、宋诸儒之文集说部，无或遗者；为言丧礼最详备之书。至乾隆时，无锡秦蕙田以经学名儒官礼部侍郎；考古今礼制因革，以为：“礼自秦火后，汉儒抱残守缺，厪存什一。朱子尝有志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礼，尽汉晋以下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而所撰《仪礼经传通解》，体例未备。丧祭礼又续自勉斋黄氏、信斋杨氏，未为完书。”乃本昆山徐氏《读礼通考》义例，按吉、凶、军、宾、嘉之目，取向所考定者，增辑排纂，有《五礼通考》之作，凡二百六十二卷；其中先儒聚讼之说，一一疏通解驳，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违当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湘乡曾国藩极称其书，以为“三礼之外，得此而四”；然亦有讥其多援引而少断制者。德清俞樾序《礼书通故》，论及秦氏《通考》，以为：“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不如《礼书通故》之有断制。”《礼书通故》，定海黄以周作也；凡百卷，列五十目，囊括大典，博征古说，盖与秦氏《通考》比隆；其校核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论定之矣；然秦氏非不能论定也。方秦氏著书之日，同县顾栋高致书论之，即以为“援引多而断制少，如礼书总账簿”。而秦氏答书，则曰：“援引者，断制之所从出也。断制者，援引之归宿也，苟不援引，何从断制？善援引者，正即援引而成断制，非两事也；古云议礼如聚讼。如欲听讼，由堂上而观堂下，必使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而后正于五罚。若不听其辞，穷其变态，得其真情，而遽以已意断之；吾未见其明允也。”然则秦氏非不能断制也，盖慎之也！读秦氏《通考》者，此重公案，不可不知！
作《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〇博按：经学之分今古先汉无是也；而今古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宋洪适《隶释》著录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刻太学门外《石经》一千九百馀残字内《鲁诗》、小夏侯《尚书》、《仪礼》、《公羊春秋》、《鲁论语》。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盖仓颉之古文，史籀之大篆，世所传三代鼎彝、歧阳石鼓及许慎《说文》所载古文籀文是也。隶书，汉世通俗宜民之书，故谓之今文。而颉文籀篆，盖三代之书，而汉代之所不行，斯谓之古文矣。惟六经之今文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例不明著，以世人之所诵识，其为今文，不待言也；至古文书，则以其殊异今文，故特表而出之；如《易》之有中古文《易经》。《书》之有《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叙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礼》之有《礼古经》五十六卷；叙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春秋》之有《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之有《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之有《孝经古孔氏》一篇，是也。然所谓今古文者，特文字之殊古今耳，无预于学派也。考汉儒治经，有读《古文尚书》以今文字者；《汉书·儒林传》叙“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是也。则亦有校今文经以古文；可考见者始刘向。《本传》称：“向受《穀梁春秋》，大明习，及歆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说者谓父子异学，向今文而歆古文也。然向校经不废古文。《艺文志》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而《尚书》则“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后汉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见《后汉书·儒林传》。而其注《论语》，则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见何晏《论语集解序》。此以古文经校今文者也。惟古文之经，先汉已有；而古文之学，后汉乃名。班固作《汉书》，特著“古文经”、“古经”于《艺文志》；如所称“尚书古文经”、“礼古经”者，以见六经之有古文；而不于《儒林传》叙古文学，如《后汉书·儒林传》称“费直传《易》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为《尚书》古文学”者，所以明经有古文之不涉于学。盖学之名家，自有树义，而不在古文不古文。如树义有违；则《易》施、孟、梁丘三家，《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同用今文，而不嫌各自名家。傥篇简可信；则孔安国以今文字读古文《尚书》而无嫌；刘向受穀梁《今文》，而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以中古文校《尚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亦无所违害。刘歆与五经博士议论建立《左氏春秋》及古文《尚书》；诸博士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见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亦不闻以古文而排难之也。《儒林传》叙《易》费氏于施、孟、梁丘、京之后，《诗》毛公于齐、鲁、韩三家之后，《春秋》左氏于公羊、穀梁之后，皆晚出。不因古文。至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特言乎文字之古，篇简之多耳；宁如欧阳、大小夏侯例，而特笔著之曰“由是《尚书》有孔氏古文之学”，盖古文《尚书》，所以题号其书，而非学派之名。乃《后汉书·儒林传》则曰：“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为《尚书》古文学。”而“《尚书》古文学”之名始立。又曰：“卫宏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由是《毛诗》名古学矣！又《郑兴传》曰：“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由是《左氏》、《周官》名古学矣！许慎撰《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古今言之。然《今尚书》夏侯、欧阳之于《古尚书》，《今诗》韩、鲁之于《古毛诗》，《今礼》戴之于《古周礼》，虽不并立而未闻排难也。独《左氏》、《公羊》相攻如仇；而今古说之争，实惟二家为烈！极盛东京而肇端先汉。《汉书·儒林传》称：“房凤明经通达，擢光禄卿，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是为《左氏》肇畔之始。《后汉书·范升陈元传》叙：“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升起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及《左氏春秋》不可立三十一事。陈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指为大尤，小辩破言，小言破道。’书奏。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馀上。帝卒立《左氏》学。”《贾逵传》云：“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馀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蔡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寃抑积久，莫肯分明！’书奏。帝嘉之；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乙通。”《儒林传》曰：“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又称：“何休以《春秋》驳汉事六百馀条，妙得《公羊》本意。”“服虔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传》云：“玄乃《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然则古学之明，其枢机在《左氏》，其障碍在《公羊》。按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事扶风马融；兼通今古，无所适莫。注《鲁论》考之《齐古》。而笺《毛诗》则兼用齐、鲁、韩三家，其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至编注《周官》、《小戴礼》、《小戴礼记》通为三礼，则尤囊括网罗，意在宏通。盖《周官》，古文学也。《小戴礼》，今文学也。至《小戴礼记》四十九篇，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朝义》、《丧服》、《四制》、《问丧》、《祭义》、《祭统》诸篇，皆《小戴礼》十七篇之传，为今文说。而《玉藻》为古《周礼》说，《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祭法》为古《国语》说，皆古文说。则今古学糅者也。杜子春、郑兴众父子、贾逵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说，以博士只立今文也。郑众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后汉书·卢植传》曰：“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粃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盖据《周官》以发难四十九篇中之非古文说也。独郑玄和同今古文两家说，疏通证明，其驳许慎《五经异义》力破今古之樊，匪若许氏之敦崇古学，视为不祧也；独箴《左氏》之膏肓，发《公羊》之墨守，义无所反顾；亦以古学之明，其枢机在《左氏》；其障碍在《公羊》也。然则玄明古学之功，于是为大！宜《后汉书》本传特笔著之；然玄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未若何休之《公羊》墨守！独余读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其中亦有引《礼古经》之逸篇所谓《逸礼》者：如《庄三十一年传注》：“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帷。士帘。礼：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疏》云：“皆是礼说也。”《昭二十五年传注》：“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疏》云：“礼说文。”然按之《礼》十七篇、《记》四十九篇皆不见，盖《礼古经》之逸篇所称《逸礼》者也。且有用《左传》说者：如《襄十一年》秦人伐晋，注：“为楚救郑。”《疏》云：“为楚救郑之义出《左传》矣。”《定八年》盗窃宝玉大弓注：“此皆鲁始封之锡。”《疏》云：“《左传·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则亦兼采古说而不纯墨守矣；余读《前汉书》著今古之文，而当日今古文之书，可以相校互读，孔安国、刘向之事可证已。《后汉书》别今古之学，而当日今古学之说，匪无互采兼搜；郑玄、何休之书具在焉。或者谓：“今文之学在微言大义。古文之学在名物训诂。名物训诂，不免琐碎。微言大义，足持纲要。”此又不然。余读《汉书·艺文志》：《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诗》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今文先师何尝不重故训？而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之书》，以“分文析字，繁言碎辞”为讥。《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学者之大患；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壤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注引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馀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而《儒林传》信都秦恭延君，按“延君”二字之形，讹为“近君”。则传今《尚书》小夏侯之学者。小夏侯师事夏侯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夏侯胜讥其破碎。事见《夏侯胜传》。然则今文之末流，固未免讥于细碎也。《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斯实足以矫“碎义逃难，便辞巧说”之患，斩断一切葛藤，何尝不持纲要？而郑玄注《仪礼》，发凡数十事。如《士冠礼注》云：“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凡醴士，质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荐，出自东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馀诸篇注皆有之，而聘礼注最多。斯实足以籀明大例，通其伦类。是则古文之大师，固亦能持其纲要也。要之“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所贵于善读书者，固无间于今古也！或者以《公羊》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托改制以言变法，张三世以说进化，近儒康有为、梁启超之伦是也。然挽清之季，章炳麟专攻《左氏》而无害于言革命；谓：“贾逵言‘《左氏》义深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辞耳。若夫称国弒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语见《春秋左氏传读》序。宁只《左氏》！《周官》亦号古学，而孙诒让撰《周礼政要》一书，乃据《周礼》以言欧治。其大指谓：“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今泰西之强国，其为治非尝稽核于周公、成王之法典也；而其所为政教者，务博议而广学，以暨通道路，严追胥，化土物卝之属，咸与此经冥符而遥契；盖政教修明，则以四海之大，亡不受职之民，亡不造学之士，不学而亡职者，则有罢民之刑，贤秀挟其才能，愚贱贡其忱悃，咸得以自通于上，于以致纯太平之治若操券，固寰宇之通理，放诸四海而皆准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于今者之明效大验也。”抑不仅此；且均田分民，可以明苏俄之共产；寓兵于农，可以言瑞士之民兵。庄存与《周官记》足备参证。以言经世，其中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宁只今《春秋》公羊说哉！夫然，义有相征，非傅会而云也。不意世儒谭经，纷纭今古，张皇眇说，托于先汉；此则庸人无事之自扰，经生后起之拘虚耳。宁必有当于先汉之所云为乎？余故特因魏氏之文，征班、范之书，而发鄙旨之所存，祛时俗之蔽惑，治国闻者或有取焉。
江藩《南北朝经术流派论》[1]
南北朝经术流派，见于《北史·儒林传序》者甚详；而宗法所在，孰得孰失，学者不可不知。尝试论之：王弼，名士也，非经师也，而注《易》。杜预，名将也，亦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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